从11月下旬委托易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林真秀本来以为按照中国官僚的速度，能在中国的春节之后有回音已经不错了，没想到才到2015年的1月上旬就有了回话，这让他感到对面确实有缓解日中关系的意思，但紧接着他就领略到什么叫做中国式的政治智慧。

　　易旭在电话中说，通过董事长芮晨这条线，先是联系到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综合规划处，然后由综合规划处牵线搭桥，与电影局国际交流处取得了联系，在见了两面，约出来吃了一次饭后，昨天给了答复。

　　这个答复首先强调，电影局从来没有禁止过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对同日方开展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持开放态度，甚至还拿出了证据：2011年有四部，2012年有三部，2013年有两部，2014年有一部，一年都没有中断过（是合拍还是只在电视台播放那是另外回事）。

　　至于每年放映的数字都在降低，电影局认为应该是日本电影自己需要检讨的事——2011年引入《挪威的森林》，首个周末三天票房只有34.4万元，下映时全国票房才330万元，这样成绩，电影公司不愿引进，发行公司不愿发行，是非常合理的商业行为。所以，讨论解禁这件事无从说起，但国际交流处出于中日友好交流的考虑，可以协助联系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讨论如何增强两国电影的交流合作。

　　妙啊！挂了电话，林真秀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回复击节称赏。看看，答复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坚持了政治正确，推卸了责任，又给出足够的暗示，甚至把这件事交给股份制的华夏电影而不是经常承担政治任务的中影都称得上是进可攻、退可守，并展示出诚意的妙招。

　　这才是滑不留手的精英官僚！相比之下，自己就是一头鲁莽的公牛！

　　只是，对方这么狡猾，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就更多了。

　　林真秀倒不是担心和华夏电影谈不出结果，或者谈好后会有什么变数，而是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作为行政机关和华夏电影作为企业的法人身份不对等，即便后者是国企也是一样。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华夏电影可以承诺每年发行一定数量的日本电影，但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能承担每年在本国挑选、提供电影的任务，再去找中国的电影公司谈怎样引进？那是不是中间的报关、报税也要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来办？那就不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事！

　　因为同样的原因，国际交流基金也不合适，那是一家中立的文化交流推进机构，参与其中会失去公益、非盈利、中立的立场。

　　林真秀很快想出最合适的方法——在日本组建一家电影公司，专门对口联系华夏电影，用来签协议、走账，负责执行。不过，即便如此，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的事情也少不了，例如邀请日本五大电影公司来协商怎样成立这家公司，期间要协调电影配额，还要考虑小电影公司的利益，非常麻烦。

　　可不麻烦也不行，随便委托一家日本电影公司来负责执行，肯定会引来非议和其他电影公司对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的怨恨。这家日本电影公司也肯定会以自家公司的利益为重，不惜损害日本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整体利益，给攻击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的人带来口实。

　　相比之下，易旭在电话中嘲笑他先斩后奏有哪些麻烦，要是后奏又被驳回怎么办倒是小事了。林真秀当时就不屑地回答，这点小事算什么困难？先当没有这个回复，按照菠菜法则填写报告联络相谈表，等待课长指示。期间继续谈判前的协商，等指示下来后，在正式进入谈判流程。要是指示不同意也好办，把谈判的条件抬得高高的，让谈判没开始就破裂，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因为这回复带来的变数太多，林真秀在电话中倒是忘记问易旭，田义和有没有和他提过coniconi日本偶像内容业务的事。不过挂了电话后想一下，对方没提到，估计田义和还没汇报，就先把这件事放一边，好好盘算一天后，字斟句酌地填好报告联络相谈表，下班前放在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课长高田真里的来件文件筐里。

　　报告联络相谈表上填的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所以第二天高田真里把林真秀叫去询问详细情况。林真秀只说自己发现了一个渠道，可以试一下，顺便提了下这个渠道可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事就没不批准的可能，帮忙后要求回报也很合理，高田真里当时就点头了。

　　接下来林真秀就装作刚开始联系的样子，编了从头开始的联系记录，隔三差五煞有其事地填写报告联络相谈表汇报进展，同时和易旭继续沟通，协商谈判的范围和时间地点。等到了2月中，名义项目进度赶上了实际进度候，填了报告联络相谈表，请求课长就中国的电影局国际交流处的回复给予指示。

　　第二天上午，高田真里就找林真秀谈这件事。

　　“你觉得对方是怎么想的，这种形式怎么样？”她直接问。

　　高田真里是个至今都没有结婚的中年女性，而为了职业生涯而不惜放弃婚姻，还能一路晋升到中央省厅的课长这样重要职务的女性大都强势和精明能干，林真秀因此也不敢乱说。

　　“但是，还是有些不够正式，华夏电影不是政府机构，对方毁约我们也无法追责。”她像是思考，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

　　林真秀先是不解，然后恍然大悟，一脸被提醒的样子，“正如课长所言，这种形式不够正式。因此，我建议对方的电影主管部门如果不作为谈判一方出面的话，也应当作为见证人出席签约仪式。草签或者签约仪式必须在一个较为正式的场合进行，并通过国家级媒体公示，以提升对双方的约束力。例如，对方出席的官员至少应当是电影局某个处的处长，时间以上海国际电影节或者东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为好。”

　　“这个建议有道理。”高田真里眉间舒展了开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间比较好，东京国际电影节要到10月，太晚了。”

　　林真秀明白，这个太晚不仅指签约晚的话，执行要推迟，还是指不能得到2015年日中改善关系首个成果这一业绩。他立刻点头，“我和对方交涉的时候会强调这点。”

　　“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不能直接与华夏电影谈判签约，”高田真里接着说，“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个方法可以考虑下。”林真秀说。

　　他可不笨，只给上司一个选择不就是强迫上司只能同意或者不同意吗？中国的谋士给主公建议还有上策、中策、下策呢。

　　“第一个方式是授权给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或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这些中立的公益性协会，由他们和华夏电影谈判，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监督审批。”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是为了促进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而成立的组织。电影也是商品，而且这次谈判肯定是双方互相出口电影的谈判，交给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合情合理。

　　“第二个方式是由课里发起，找一家电影公司牵头，成立一个日本主要电影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合作委员会，并设立一家电影进出口公司。委员会协商决策，电影进出口公司负责具体谈判和日后执行。”

　　林真秀斟酌了很久，觉得还是这种方式最好，既能避免垄断，也能帮人避嫌。

　　“第二个方式比较好。”高田真里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这也在林真秀的预料中。

　　选择后者，挑谁来组建，谈判条件的权衡，主动权在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手中，等于在她这个课长手中。选择前者，前者可是个很有影响力的组织，会长还是前众议长河野洋平，授权就等于自己主动去让人架空。河野洋平是知名的知华派外交家，林真秀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中国学院派背景不在意这点，但高田真里不会。

　　“挑选和组建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虽然选择了后者，但高田真里还是将这份权力交给了林真秀，大概是对她可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见证签约这件事的投桃报李——能上两国的国家级媒体新闻报道，不仅面子上很光彩，也给她增加晋升的资本。

　　当然，林真秀敢这样答应也是因为有底气。中国的国家级媒体报道了不起花钱，日本的国家级媒体嘛，NHK不好说，但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这些报纸巨头和富士电视台、TBS这些民营电视台领头羊，可是与电影公司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像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中的东宝和东映，分别是富士电视台和朝日电视台的发起者及大股东之一。哪家报纸、电视台敢不答应，林真秀就敢边缘化它们的股东。

　　“还有牵线者的诉求问题需要课长指示。”林真秀将自己答应给易旭的条件换了个口吻提了出来。

　　“可以。”高田真里直接应了，这也在林真秀的意料之中——有合情合理的借口减少某个方向的支出，腾出预算用在其他地方，等于增加了预算，这种好事，官僚不答应才是怪事。

　　不过高田真里也给了另外一个指示，“那么，你挑电影公司牵头时挑一个动画电影比较多的，东映就不错。”

　　高！真是高！不愧姓高田！林真秀心里给自家课长翘起大拇指。

　　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市场没落后，市场上就剩下东宝、东映、松竹、角川、日活这五大电影公司和一些只有制作能力的小型独立电影制作公司。其中东宝实力最强，并因为保留了制片厂，在五大电影公司中，只有它拥有制片、发行、上映三个功能。

　　照理，如果找一家电影公司牵头的话，东宝当仁不让。但是，高田真里刚才却实际上指定了东映，而且逻辑无懈可击，对林真秀而言也有利——独家出口补贴会损害动画公司的整体利益，让制作动画较多的电影公司（其实东宝的动画一点不比东映少）牵头可以安抚它，化解怨气。同时，日本电影强在动画电影，这样也有利于日本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整体利益。

　　就这轻飘飘一句话，高田真里毫无烟火之气地拿回刚才授予林真秀的权力中的最重要部分，还让林真秀理论上必须心存感激，这种神来之笔，让他觉得自己实在太稚嫩，需要再多学几年才行。

　　当然了，林真秀也不含糊，出来后就给易旭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目前的进展，委托他和华夏电影约具体见面时间。考虑到没多久就是中国的春节，提出希望第一次会谈尽量安排在2月底或者3月初，到时候他会去BJ。

　　最后，他和易旭说，“给你个福利，你可以卖人情给你认识的日本电影公司了。”

　　这是林真秀允许易旭将个中详情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别人——日本的动画电影特别强势，大多数电影公司都有动画电影的厂牌。易旭要买动画片，这些电影公司绕不过去。林真秀这样说，就是给他一个和电影公司加深联系的机会，当做这样快打通电影局的酬劳。

　　挂了电话，林真秀心里嘿嘿笑，“我就不信文化厅、经济产业省这些地方没有你的同窓生，看你怎么接他们代表其他电影公司来游说的电话。只要拖上一个月，料亭里都能谈好，牵头就剩下个虚名。”

　　不过，都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高田真里的电话是不断响起来了，林真秀的电话也没少接。从外务省的同期到大学的同期，再到各种转弯抹角介绍来的人，都在给电影公司说情，尤以文部科学省、文化厅的同窓生电话最多，说情的对象从五大电影公司到小型独立电影公司，应有尽有。

　　好在高田真里虽然已经内定了东映牵头，但不可能阻止其他电影公司加入，而且这个委员会的发起已经放权给林真秀，所以他可以在电话中轻松地回复这些关系户：“这个对中国出口合作委员会要根据和华夏电影的初步沟通结果才能决定是否设立。由于中国马上就要放春节的长假，最快也要到3月上旬才能得出结果。请放心，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会到时候发正式邀请函给各位，约个时间座谈，讨论怎样成立，一个都不会少。”

　　就这样，一个放出风声加一个拖字诀，林真秀把东映的牵头优势给化解了大半。他就不信，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够其他电影公司公关。再加上未来委员会的成立是由他来主持，电影公司的牵头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

　　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电话中，日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2月25日那天，林真秀接到了一个让他感到惊讶的电话。

　　“这里是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林真秀。”当座机响起来时，他拎起电话自报了家门，而听筒传来的只有沙沙的底噪声。

　　过了几秒，林真秀又重复了一遍，还是没听到声音，心里奇怪，正要放下听筒，这时候一个有些发抖的声音传出，“早上好，林桑，我是乃木坂46的堀未央奈。”

　　林真秀停了下来，这个小女生他当然记得，这可是他回到日本后第一个和他聊过三观的女性。但是，林真秀记得自己并没有给过她联系方式，她怎么会找到自己？

　　“是富樫室长将联系方式给你的吗？”林真秀终于在记忆中找到了那天自己说的话。

　　“不是。”听筒中传来低低的声音。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林真秀好奇了。

　　“我……”听筒里的声音欲言又止，停了一下，还是继续了下去，“外务省的官网上有电话号码。”

　　“不对。”林真秀立刻指出话中的错误，“官网上是有内线号码，也有专人接听，但不会替你转到我这里，也不会告诉来电的人，我的内线号码。”

　　“是的，是不肯转。”话筒里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是一个个内线号码试过来的。”

　　林真秀第一次被一个小女生给镇住了，忍不住问：“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从23日开始，直到现在。”电话另一头的堀未央奈说，“官网上的文化交流・海外广报课内线号码是2381，他们不肯转，不肯说，我就先拨2380，听到不是就挂掉，然后拨2382，如果不是再挂掉，接下来拨2379、2383，2378、2384，就这样一个个号码拨过来。”

　　“你真有毅力。”过了好一会儿，林真秀感慨地说道。

　　这样蛮干意味着堀未央奈已经拨打了几百个电话，先不谈日本很高的电话费，就说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很可怕了，难怪从23日就开始拨了。这还没算拨打几百个电话都不正确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及必然的心力憔悴。

　　这是什么？新时代的程门立雪、慧可断臂……？

　　回想下，那是一个黑长直、双马尾，过眉厚刘海，看起来就很柔弱的未成年少女啊，是什么让她这样坚持？

　　林真秀的心软了，他用最温和的语气问：“堀桑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是的，林桑，我想和你学习。”堀未央奈用结结巴巴但非常坚定的声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