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

　　“我看我是没办法让你称呼我为让或者戴泽南了。”

　　格拉谢尔微微一笑，走到了德内尔的身边：“确实如此，将军，不过我们一营的人不是一贯如此吗？”

　　“那是我的过错。”德内尔凝视着螺旋桨翻起的浪花，“我满脑子都想着打仗的事，甚至没跟你们交朋友。回想两年前我上任后那几个月，我甚至都没在休假期间请你们喝杯咖啡。”

　　“那是因为您根本就没休过假吧？我听奥布利昂他们说过，即使是周末，您办公室的灯也要忙到深夜。那时的您一有闲暇就扑到各种各样的军事理论书上，而我也和别的庸人一样，认为您已经痴迷机械化部队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们这些可悲的家伙哟，根本意识不到您工作的价值。”

　　格拉谢尔崇敬的回忆着两年前殚精竭虑的德内尔，可后者却显得心不在焉地感慨着另一件事：“说起奥布利昂，我的老营副，唉，我现在甚至想不起他的声音和容貌了。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到今天还能记得许多老95团1营官兵的音容笑貌，可是却记不起一年多以前才牺牲的副手……我是老了，还是变成了那些个‘戴将军帽的混账东西’了？”

　　不等格拉谢尔反驳，他便摘下了华丽的将官平顶帽，出神地看着帽子上的金色刺绣，这是戴高乐在抵达贝鲁特时亲自为他戴上的。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民众的欢呼声中，德内尔的心情不可谓不复杂：荣幸自然也是有的，但悲伤更多。

　　“将官平顶帽的红色象征的不是勇气，而是战友们的血——数千人的血肉才能染红这么一顶帽子，即使是‘象征勇敢的金橡叶’也不可能盖住这样的血腥味儿。你要把我的话永远记在心里，阿让，总有一天你是要成为将军的，在那个时候，你要做像你祖父一样仁慈正义的将领，而不是另一个霞飞、福煦甚至尼维勒。”

　　这是贝当元帅在1917年对他说的话，真是物是人非啊……

　　德内尔叹了口气，将桶帽戴回头顶：“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等到纽芬兰，我要请你喝杯咖啡。”

　　“求之不得，将军。”格拉谢尔先是振奋，而后转为无奈，“不过那至少是五天以后的事情了。”

　　“确实。”德内尔打了个哈欠，而后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掌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您应该好好休息，将军，不如现在就去午休吧。”

　　“我睡不着。”

　　格拉谢尔闻言不好再劝，只能陪着德内尔在船尾吹海风。午后的甲板被明媚的阳光晒得发烫，多亏悬于头顶随海风翻飞的自由法国旗帜还能为两人遮遮太阳。百无聊赖的格拉谢尔努力克制酒足饭饱带来的睡意，倚靠着栏杆发呆。

　　只是德内尔的声音让他回过神来：“那是什么？海豚吗？”

　　格拉谢尔顺着德内尔指示的方向看去，然后就看到了让他睡意全无、汗毛直竖的一幕：“该死的，那是鱼雷！”

　　话音未落，船上警铃大作，瞭望水手声嘶力竭的警报声传入了二人的耳朵，船只甲板瞬间向右倾斜，显然是发现了鱼雷的舵手正打死船舵以规避鱼雷。他们所乘坐的船是一条武装商船，航速和机动能力完全无法与战舰相提并论，在他们眼中，鱼雷简直是笔直冲着这条船来的。两个陆军军官没有丝毫办法，只能按照舰长此前教给他们的防冲击姿势，紧紧地抱住身边的栏杆。

　　好在鱼雷最终还是擦着这条船的船尾错了过去，只是两人还没来得及感到庆幸，瞭望水手便发出了第二声警告：“左舷，第二发！！！”

　　从两颗鱼雷被发现的时间上判断，德国潜艇应该是打过第一发鱼雷后不久便打了第二发，而且德国潜艇的指挥官显然判断出了他的目标会在发现了第一发鱼雷后选择朝向鱼雷（也就是左侧）转向……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法国派驻北美的军事代表及其副手会在一个小时后被一条英国护卫舰派出的小艇捞起来。

　　“你们干掉那条潜艇了吗？（英语）”德内尔被捞上来的时候问了驾船的海军士官一句。

　　“大概率没有，长官，诺丁汉号丢了一堆深水炸弹，但我们并没有看到海面上浮起油花——除了咱们那条被击沉的船漏的油。（英语）”

　　“好吧，看来后面这四五天可不好过了。（英语）”

　　“谁说不是呢，长官。”英国士官叹了口气，“您看我们开的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啊。（英语）”

　　“这是上次大战的船？（英语）”

　　“更糟，这是上次大战的美国船。（英语）”

　　…………

　　在老爹飘在大西洋上的时候，罗贝尔还在学俄语。四个人花了两周时间，总算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词汇及其变格，以及几十个常用的句子。不同于正常的俄语学生，他们学的最多的句子不是生活用语，而是像“开启发动机”、“敌机，两点钟方向”这类纯粹的军事用语。

　　“剩下的你们可以在学习驾驶战机的同时加以练习了。”这就是卢申科的建议。

　　速成、速成、速成……俄罗斯的一切都在速成。飞行员的训练时间缩短了接近一半，陆军士兵也是如此。走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罗贝尔经常看到一群又一群队列乱七八糟的面孔年轻士兵（他们在几星期前还是十年级或者十二年级的学生）扛着长长莫辛-纳甘步枪，开赴距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的前线。

　　尽管罗贝尔他们并非苏联公民，但那些士兵们稚嫩的面孔总叫他们感到感到惭愧。在那些娃娃兵走上前线的时候，还在莫斯科城里晃荡的他们简直是有罪的。

　　好在到8月6日，“红空军”终于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他们将到前线去，在那些飞行员执行任务间隙学会驾驶他们的座驾——雅克-1型战斗机。

　　收到来自红空军司令部的消息后，罗贝尔还是有些兴奋和激动的，他都快忘记自己上次驾驶战斗机是什么时候了。因此他老早就收拾好了行李（反正也没有多少东西），和战友们等待着空军派出汽车来接他们。

　　不过汽车抵达旅馆门前后，卢申科并没有直接叫四个飞行员下楼，而是招呼另外一个内务部队的士兵和他一块，给四个法国人捎了四双靴子。

　　罗贝尔并不想穿这些笨重不透气的俄国军靴，于是便打算将靴子打包到行李中，准备冬季再穿，但却被卢申科制止了：“你们还是现在就穿上吧。”

　　“如果要走远路的话，我们可以打绑腿。”罗贝尔还是不太情愿。

　　不过卢申科的态度非常坚定：“相信我，同志们，你们一定需要这些靴子，苏联的环境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罗贝尔只好无奈地换上了笨重的俄国军靴：“总不会比堑壕里还糟糕吧？”

　　…………

　　“还特么不如堑壕里呢！”

　　“先别抱怨了，拉帕齐尼，跟我——推！一二——推！”

　　罗贝尔一边喊着号子，一边玩命将卡车往前推，这辆嘎斯卡车的发动机在驾驶员的操控下发出怒吼，但汽车却纹丝不动，空转的车轮还甩了罗贝尔满怀的泥巴——幸好他穿了雨衣，要不然军服可够他洗的了。

　　努力推了几次之后，卡车的司机从驾驶舱中探出头，对后面推车的几个军人喊了几句。同样沾了一身泥的卢申科为那位司机做了翻译：“他说别推了，先把货卸下来！”

　　“可是卸到哪里去呢？”拉帕齐尼抬起头问到，“就这么扔在泥里？”

　　“只能这么做了，同志们，我们尽量把这些东西摞高一点，这样还可以少泡一些。”

　　“嗷吧。（俄语）”

　　“你又忘记发‘h’了，明明是‘好吧’。”罗贝尔一边跟卢申科打开嘎斯卡车的护栏插销一边指出战友犯的错误。

　　卢申科微微一笑，直接跳上卡车货箱，然后把罗贝尔也拉了上去，两人一道把车上的货物递给撤下的三个法国飞行员，以及他们自己的司机。

　　“这些是什么东西？”罗贝尔有些好奇。

　　于是卢申科便高声用俄语问了问司机，在得到回答后用法语告诉罗贝尔：“是望远镜，телескоп。”

　　“又是一个跟法语一模一样的词哈？”

　　“望远镜也是从西方传到俄国来的嘛。”

　　等到一箱一箱望远镜、炮队镜和各式各样的支架被挪下卡车，他们终于将汽车推出了泥坑。他们又帮那个司机将这些观瞄设备搬回到车上，之后才带着满身泥巴回到自己的车上。

　　“这靴子穿的太对了。”瘫坐在自己座位上的罗贝尔由衷地感慨道。

　　“俄罗斯这破路够要命的。”

　　“这才哪儿到哪儿？”卢申科咧开嘴，“现在泥巴才没过脚踝，等到了秋天以及次年春天，你们就能知道什么叫‘在泥浆里游泳’——我敢打赌你们绝对没有见识过那样壮观的景象。”

　　听到“在泥浆里游泳”这个词组，罗贝尔顿时回忆起了养父自传里的描述，“没有见过，但有所耳闻：一脚下去陷到膝盖、泥巴冷得要死臭得要命，没走几步，两条腿都冻得没知觉了……”

　　卢申科有些好奇：“法国从前的公路也是这样吗？”

　　“不是公路，是凡尔登。”

　　…………

　　“德国人上来了，马拉战壕和丹顿战壕外面都有！”

　　“手榴弹，注意！”

　　“四班顶上——啊！妈的！”

　　“全体，刺刀上枪！刺刀上枪！！”

　　德内尔霍然而起，顺手就去掏挂在右侧腰间的手枪，但却什么都没摸到，他惶急地四下打量，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灯光昏暗的钢制掩体中——等等，这是条船啊……

　　德内尔的动静惊醒了格拉谢尔，他睡眼惺忪地打开台灯，然后揉着因强光而眯起的眼睛问道：“将军，您在找什么？”

　　“没什么。”德内尔叹了口气，躺回床上，“没什么……”

　　“您好像已经退烧了。”格拉谢尔起身去拿体温计，嘴里还念叨着，“让海水泡了将近一个小时，再让海风一吹，唉……”

　　“又让你担心了，你的手本就不方便，照顾我这种事大可以交给我的勤务员嘛。”

　　“您的勤务员现在自己都病得下不了床，还得让英国人照顾呢。”

　　“他也被海水泡病了？”

　　“他差点给淹死，与其说是泡病的，不如说是吓病的。”格拉谢尔用健康的那只手将体温计递给虚弱的德内尔，“如果是在战场上，我肯定把他踢过来履行职责，不过现在还有条件让安德雷德那孩子任性任性不是？”

　　“你做的很对，战争已经对他们这些年轻人够残酷了，做军官的还是尽量体谅他们吧。”

　　“没错，将军。”格拉谢尔注意到德内尔头上细密的汗珠，“您刚刚做噩梦了？”

　　“虽然有点惊慌，但还不是噩梦。”

　　德内尔只能听到船只随波浪颠簸发出的轻响，以及自己逐渐平缓的心跳声，那些枪炮声和喊叫声似乎已经消失在耳畔……

　　“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噩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