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营造绝对优势：虚实论

　　社会形势，倏忽变化。窥其内幕，常与决策者运用虚实韬略密切相关。

　　汉末黄巾起义的初期阶段之所以发展迅速，惊天动地，关键在于起义领袖选准时机，乘虚而起。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人民反抗情绪的与日俱增……都构成王权的削弱，统治板块内部出现裂痕。所有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起义者经过长期的酝酿，以严密的组织，选准突破口，终于掀动大潮，初战告捷。

　　公元200年，刘备利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曹操势力无力他顾之机，在曹操腹地汝、颖一带展开攻势，这一乘虚而入的战略，使曹操深为担忧。只是刘备实力尚未强大，根基不稳，才被曹仁击败。否则，官渡局势将更加严重，曹操败亡就不可避免。

　　三国时期，精于乘虚而入之道的稻略家为数不少，他们抓准时机，果断行动，无不效果显著。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指明的争夺荆州、益州，鲁肃、周瑜建议经营江东，极长江而据，与曹操争锋，都是运用虚实韬略，争雄图霸的大计。吴蜀都是乘曹操在中原扫荡群雄，无力他顾的总趋势下，跳出中原激战的游涡，经营南方，虚处立足，增强实力，北上争锋。其中所贯彻的避实击虚、先虚后实的韬略指导原则，是十分清楚的。

　　虚是空虚，空隙，虚弱；实是坚实，强固，实在。乘虚而起、乘虚而入，乘虚蹈隙在实质上就是利用敌方的危难之机、空虚地带、矛盾冲突、薄弱环节，发挥己方的实力优势，予以打击、拓展。曹操之兴，是利用群雄在政治上的缺乏远见，经济上的缺少基础，争取主动。刘备、孙权则是利用地理环境，立住根基。

　　《孙子兵法》道出了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一大奥秘：“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乘虚而进，如入于无人之境。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挡，是因为攻击之处正好是敌人防备的空虚之地。《孙子兵法》总结了用兵作战中虚实原理的重大作用与价值。孙子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向敌方发动攻击，好像以石击卵那样无所不破，关键就在于掌握了虚实这一战略战术，运用了以实击虚的原理。孙子明确地指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战争的胜利，总是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攻击敌人的空虚薄弱之处。吴蜀猇亭之战，年轻的吴国将领陆逊火烧蜀营，大败刘备，采用的就是避实击虚韬略。孙策取会稽，吕蒙夺荆州，邓艾灭蜀汉都是运用避实击虚、批亢捣虚韬略的成功范例。

　　三国韬略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发展了虚实思想，使得虚实的运用范围扩大，虚实原理的外延拓展，虚与实两者关系的互换变化，从而将虚实原理的运用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刘备与曹操的周旋，杜畿稳定河东、司马懿与曹爽的争斗，采用的是深藏若虚、虚与委蛇的韬略。董卓拥兵入京，手下只有步骑三干，为了营造优势，慑服远近，他每隔四五天，就于夜里派兵离开洛阳，驻于城外，第二天早上，再整军入城，大张旗鼓，惑人耳目。洛阳内外以为凉州援军又至，却不知董卓在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

　　此外，孙坚遇盗，神闲气定，单刀直入，假装指挥部众，部署围剿，使盗贼溃散逃走。陈登在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下，于城外十里之地设立军营，遍置干柴，至夜间放火，若援兵突临之势，使孙策的进攻部队惊惧溃逃。陈登跟踪追击，大获全胜。程昱夺回东阿县城，蒋济解除合肥之围……无不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智退敌兵。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受虚实思想启发进行了虚实互变的稻略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类实践中最精采的范例，要数赵云的空城计。

　　公元219年农历三月，曹操统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斜谷到达汉中，刘备采取凭险固守、不战疲敌的策略，不与曹操交锋。曹军运粮至北山下，蜀将黄忠率兵前去劫粮，久未返回。赵云带领数十骑兵出营巡视，与曹操大队人马相遇。赵云临敌制变，以攻为守。曹军追至赵云军营之前，赵云退入军营，洞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内有伏兵，随即后撤。此时，赵云下令擂起战鼓，并用强弓劲弩在后面猛射曹军，却不追赶。曹军见状大惊，纷纷夺路逃窜，结果自相践踏，很多人落入汉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营中观看阵地，感叹子龙(赵云之字)浑身是胆。

　　虚而虚之的韬略是指本来虚空弱小，却又故意以虚弱示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以为以弱相诱，以掩其实，而不敢轻举妄动。

　　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先虚后实，先实后虚，外虚内实，外实内虚，虚虚实实，虚实相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实韬略的灵活运用。虚实原理的要害在于营造优势，避实击虚。使敌方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形同废物；使我方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反客为主。

　　法不过攻守，术不出奇正，势不离虚实。识虚实之势，则无往而不利。因为避实击虚，于势为易。通虚实之变，则无往而不胜，因为争取主动，有备无患。

　　虚实两者，必相辅相成，相生相存，方能奏效，若一味主虚，必成无烛之光，无水之气、一经识破，必遭灭顶之灾。而无虚之实，则呆板笨拙，不能发挥其固有的潜力。

　　从认识虚与实的现象，进而运用虚实原理，最后到发展成为虚实互变的思想，三国时代，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探索。三国稻略家们的斗争实践，丰富了虚实理论的内涵，他们的贡献，正如后人在《草庐经略·:卷六·:虚实》中所总结：“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我为虚。”所谓虚实在敌，即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敌方，在客体；而虚实在我，则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我方，在主体。

　　类似的议论，还见于《投笔肤谈·:兵机第八》：“故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虚也。我实其实，将以从敌也。我虚其虚，将以疑敌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虚实之机，变生于敌，渊微之妙，鬼神莫知，然后能狃敌而成功。”这里强调运用虚实的关键，在于根据敌情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有把握虚实之变的深奥精微之妙，达到神鬼不知之境，才能麻痹敌方而夺取胜利。正是这样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友的形势与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