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不禁一愣：

　　“凭什么说我反叛？莫非传令给司马错等人的使者被捉泄密？

　　但送出的只是预定的暗号，使者自己也不会知道含意呀？”

　　不容他多想，卫队长冯凯大汗淋漓的匆匆进来报告：

　　“有无数的百姓，或手持木棒、砖瓦，大多赤手空拳，朝府上拥来！”

　　商鞅的反应很快：

　　“肯定是他们一时凑不齐兵马，便以新君之名派人蛊惑无知小民趁机捣乱、浑水摸鱼以争取时间。”

　　便慢慢站起，冷静地说：

　　“没什么，不必慌，我去看看。”

　　此时府门已经紧闭，府外大街上闹哄哄地挤满了“乱民”。

　　各条街上还有数不清的人蜂拥而至、络绎不绝。

　　先到府前的则已动手砸门，胆大的青年人还试图跳入墙内，大家正在兴头十足地忙得汗流浃背。

　　突然，有人发现商君冠服整齐地站在门楼上，不禁叫了一声：

　　“在那儿！”

　　惊动众人一齐仰头上望。

　　商君只咳嗽一声，人们就像被施了“定身法”给定住似的，立刻安静下来。

　　大气儿都不敢出，再没一个人乱说乱动。

　　商鞅沉着脸，用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个来回后，才大喝道：

　　“尔等意欲何为？还不快滚？”

　　这些人果然听话，就如炸了巢的蜂一般，轰一声一齐向后转，扭头就跑。

　　尽管暗中操纵的人还想拦阻，但毕竟人少，怎挡得住那有如决堤后的滚滚洪流？

　　后面的不知出了什么危险，也纷纷往回乱跑，刹那间商府前便又是一片寂静。

　　商鞅只一句话就吓跑了成千上万的“暴役”，可见他素日在秦国之威严。

　　商鞅脸上刚浮笑意，突然一愣：

　　远处街角忽闪出“司马”的大旗，御林军们拦住了“乱民”们的退路，并驱赶他们再涌向商府。

　　他不封锁宫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付这些无知小民还用你帮忙？

　　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控制那些更具危险的政敌们啊！

　　但司马错似乎没领会他的意图，御林军把“乱民”们驱赶到府前后竟突然大喊：

　　“新君有旨，无论军民，捉住判贼商鞅赏万户侯！”

　　御林军不同于那些暗中操纵者，他们是“新君”的代表，传达的“旨令”也就更具有威信。

　　肯定是“真”的。

　　对商君的怨恨和万户侯的重赏，重又鼓起群众近乎盲目的热情。

　　在阵阵滚雷般的呐喊中，潮水似地向商府再摆开一轮轮猛烈的冲击，砖瓦石块铺天盖地地投入府中。

　　冯凯搽着热汗劝商鞅：

　　“上万的乱民都疯狂了，后边还有御林军撑腰，很快就会冲进来。

　　我和弟兄们再拼命挡一下，您快走吧。”

　　老仆商安捧上一套平民衣服……

　　商鞅意识到：

　　自己被司马错出卖了！

　　却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么快？

　　但形势已不容许他再研究分析被出卖的原因。

　　危险迫在眉睫，不能再矜持冷静、假装镇定了，确实必须马上“仓皇出逃”。

　　便顺从地换了衣服，总算还嘱咐了冯凯一句：

　　“你们顶一下也赶快撤。”

　　可惜，他刚跑出后门，冯凯的卫队和家丁们就被汹涌的人潮所淹没……

　　商鞅称得上当时的“大政治家”。

　　虽然欺骗公子卬取西河的手段称不上光明正大。

　　但他的专业还是如何管理国家，统治民众。

　　对于运用阴谋诡计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则稍逊一筹。

　　而公子虔等正相反：

　　对于如何富国强兵一窍不通。

　　但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剑、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扇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在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知道斗不过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恶商鞅的太子驷身上。

　　由于商鞅的权势已仅次于秦孝公，新君继位也很难扳倒他，所以必须采取积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职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作为“庶民”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

　　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

　　他们可以通过“清晨锻炼”、“午间聚餐”、“夜半小酌”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

　　投其所好，揭其隐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渗透，再喻之以“利、害”威胁引诱。

　　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反鞅”势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

　　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是“苦”多于“乐”。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而懒惰失误，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

　　“勤劳”是有尺度的，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而稍不检点，惩罚就立即降临。

　　所以，筋疲力尽后而受赏，并无感谢的心情；

　　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结果必然是“亲之者寡，怨之者众”，在位越久，积怨越深。

　　除了赵良、景监几个人，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新法”的内在缺陷：

　　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

　　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分配”，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

　　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

　　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

　　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解决。

　　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和“严惩”这两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对的。

　　“重赏”仍倾向于上层，“严刑”则多施于平民。

　　所以，不仅他的政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

　　“以法治国”可以富国强兵，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

　　赵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

　　但商鞅意识到了，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公子虔等老政客，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反鞅运动”。

　　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但仇敌太多。

　　新君继位后，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不是可靠的后台。

　　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便隐瞒了自己的“内线”身份，向新君效忠。

　　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

　　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尽管不如泰山、华山那么稳固。

　　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吗？

　　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无论哪一方占上风，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

　　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

　　然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商鞅肯定完蛋！

　　其实不止司马错，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

　　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而开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开靠拢。

　　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没有听从他的号令。

　　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

　　可怜商鞅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

　　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

　　为了隐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贩，也没敢带随从。

　　躲到天黑后，摸进城郊小镇，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