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声的由来

　　相声早在宋代就有，原来的名字叫“象生”或“像声”，是仿学口技滑稽表演的意思。《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里曾提到，薛宝钗见她哥哥薛蟠给她作揖赔情，就笑着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了！”说明这种民间曲艺是源远流长的。但是，从帷幕里表演的“暗象生”发展成面对观众表演的“明相声”，却是近一百二十多年的事。见于记载，首先在北京地场上说单口相声的是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的张三禄，接着是京剧丑角演员朱绍文(18291904)，为生活所迫，改行说了相声。朱为了肚子不顾面子，整日在露天地演出。他在手里敲打的两块竹板上刻着两句诗“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发泄他的满腔愤怒。观众们随之都亲呢地管他叫穷不怕先生。就这样，“穷不怕”成了他的艺名。他演出前，先用右手攥着一把白沙子往地上撒字，边撒边唱自编的“太平歌词”，等观众聚拢来围成一圈后，才正式表演。他有时学唱京剧，有时讲解字义，有时说笑话和单口相声。后来感到一个人说太单调，就和学生们互相问答，一捧一逗，逐渐演变成对口相声。传统相声中的《改行》、《大保镖》、《黄鹤楼》等，都是他的创作。他成了当时开始形成的相声三大流派中“朱派”的创始人。(另外两派是以阿彦涛为代表的“阿派”和以沈长福为代表的“沈派”。)当前北京的相声演员大部分是宗朱派的。

　　相声的发展从张三禄算起，共经历了七代。如果每一代找出一位演员做代表，七代人是这样师承下来的：张三禄(第一代)——朱绍文(第二代)——徐有禄(第三代)——焦德海(第四代)——朱阔泉(第五代)——侯宝林(第六代)——马季(第七代)。

　　2、相声的特色

　　相声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把口技中的“杂学”、全堂八角鼓中的“逗哏”、评书中的“贯口”、莲花落中的“太平歌词”和滑稽二黄中的诙谐表演等等，加以吸收融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按照相声演员们习惯的说法，就是讲究“说”、“学”、“逗”、“唱”。

　　(1)说。说灯谜、对联、酒令、字意、绕口令、俏皮话、反正话、笑话等。

　　(2)学。学人言、鸟语、市声、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各种表情姿态。

　　(3)逗。甲、乙二人装成一客一主、一智一愚或一正一反，插科打诨，抓哏逗趣。

　　(4)唱。演唱无伴奏的弦子书、民间小调、太平歌词；学唱京剧、地方戏并作滑稽表演。

　　表演对口相声时，甲是逗哏的，乙是捧哏的。逗哏的主要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摹拟各种人物，发表褒贬评论；捧哏的对逗哏的叙述，不断提出疑问，展开辩论，或加以发挥补充，以增加喜剧气氛，使听众发出笑声。

　　相声的结构是三段体。一般分为“垫话”(即开场白)、“正话”(主要正题)、“攒底”(结尾)。“攒底”应该在酣畅的笑声中嘎然而止。“编筐织篓，全在收口”，相声中“攒底”是很重要的。

　　3、相声的“包袱”

　　相声里引人发笑的艺术语言叫“包袱”。它是相声演员沿用的术语，实际上它和笑料、噱头的意思完全一样。运用中有“系包袱”和“抖包袱”的过程。

　　一般说一段笑话，有一两个“包袱”就可以了。一段相声则至少得有四五个“包袱”，否则容易一温到底，影响演出效果。从笑话发展成相声的过程，是不断丰富内容、增加“包袱”的过程。如侯宝林整理、表演的《关公战秦琼》，有将近三千字，而原来的笑话仅有三百多字。传统相声中有不少曲目都是由小“垫话”铺衍成的。

　　相声的主要艺术手段就是逗笑。因此没有“包袱”就不成其为相声。笑，应该是有褒贬的笑，有爱憎的笑。要使笑者有所感奋，有所启发，有所醒悟，有所警惕。不能只是哈哈一笑，开开心而已。

　　说笑话贵在自然。应该做到“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写相声、说相声也是这样。除了要端正创作态度外，还需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不断探索“包袱”产生的规律，用自然、健康的笑声，去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包袱”应从相声中一些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中产生。它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运用精练、概括的语言，巧妙安排的结构和前后呼应的情节等各种手段，产生艺术上的效果。

　　“包袱”必须风趣而不粗俗，幽默而不油滑，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脱颖而出，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演员也要善于标新立异，不拘泥于老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