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司能与中书、枢密院分庭抗礼，三者面君频率几乎一致。

　　赵匡胤当政，往往亲自过问财计，三司使多是摆设，取旨行事而已。

　　赵光义又是另一个极端，倚重三司使的同时，惟恐其尾大不掉，更替频繁，几度废立。

　　赵恒登基之初，因为河北、河东、陕西战事，三司权利得以飞快膨胀，后又因连续七年大兴土木，坐实计省之名，也就是袖珍版的尚书省六部。

　　赵恒并不想限制三司权利，至少现在不想。

　　本来，国家大事即便得天子首肯，仍需按部就班的赴中书、枢密院、三司走流程，诏书等公文必不可少。

　　中书虽有决策权、施政权、中下层文官人事权，具体行政却由百司、州县去完成。

　　枢密院境地相仿，有决策权、调兵权、中下层官人事权，却不掌军。

　　二者均无行动力，还有御史台、三班院、审官院、吏部流内铨掣肘人事。

　　三司则完全相反，即是决策部门，也是行政部门，甚至设有自我监察机构，可由天子面授机宜而行事，无须制词授阁门宣读，学士院也就不制书，中书则无处署名……

　　赵恒早已习惯一言堂的便利，不愿轻易放手是一方面，不愿留下一个烂摊子则是另一方面。三司需要限制，但绝不能是现在。

　　他于二月十五日自亳州抵京，本想斋宿于玉清昭应宫集禧殿，却受累于光教院所上案牍，直至次日丑时中，仍然无法入睡。

　　三司内部混乱远超预期，文书账薄稽核尚未过半，纸面上差额就已高达四十万缗，经仓、库、场、务等储存之地再过一遍手，天知道还要添几分损耗！

　　更别说盐铁兵案这种要害部门的胥吏为了生存，常年染指诸州衙吏迁补事、本司官吏功过事，钱捞的不多，影响十分恶劣。

　　还敢在亡、逃、绝户等无主资产上动手脚，若无地方配合，绝不可能成事。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真要是一把火烧了，也就死无对证。

　　他忽然熄了杀人之心。

　　京畿胥吏过万，能杀多少？

　　追回赃款，防微杜渐，或许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先是，一道口谕震惊中外：“有司鞭笞所部罪吏三十以下者，无须奏闻。”

　　在此之前，在京百司主官无权鞭笞所部获罪胥吏，必须取旨行事，可一任主官任期多在两年，谁愿意去讨那个麻烦？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公事而已，犯不着……

　　然后，以刘纬权三司度支副使、管勾中央银行、筹置泉州市舶司。

　　接着是追赃。

　　许人自告，补赃不咎，仍可据等次入籍三班院。难以为继者没其家资充役，无子妾出民为妻。举告他人者，取被举者十分之一补赃……

　　于是，京畿躁动销声匿迹。

　　二月二十八日，三司文账审核告一段落，光教院录得账面收入三十五万缗。

　　也就是说，三司录得一百八十万缗的亏空，这还没算仓储损耗，那是另一拨人，多为赵恒亲信，许其自查自纠。

　　是日，三司使林特诣崇政殿请罪，长跪不起。

　　赵恒亲自下殿搀扶：“卿无须自责，换谁坐镇三司都不可能受困于案牍，卿与丁谓这七年兢兢业业，朕会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朕登基十八载，年没十万缗，也在意料之中。”

　　林特得丁谓提点，知道三司早晚会有一劫，一直洁身自好，慌而不乱：“臣有愧，今只追回八十三万缗，另有四十万缗无处追讨，余在筹集中。”

　　赵恒挤出一丝苦笑：“官吏各占几何？”

　　林特胆战心惊道：“几乎各半。”

　　赵恒摇头轻叹：“还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年年效仿今日，岂不是官不聊生？”

　　林特汗流浃背：“臣窃以为，来年断不至于。”

　　赵恒不以为然：“按下葫芦浮起瓢，难啊！”

　　林特不敢再辩，问：“光教院佣金如何给付？”

　　赵恒冷冷的道：“该多少是多少，凡无赃可追者，夺其生前所赐，罢其荫庇，以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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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初一。

　　刘纬上《泉州市舶司暂行条例》。

　　抽解条例与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基本一致。

　　但博买条例大幅度偏向海商，明确规定禁榷的货物博买不得不低于货主毛利三成，非禁榷货物的博买不得低于三年均价、不得超过货主所携货物三成。

　　并将货物成色的等次界定交由海商共同完成，人口贸易之外，无任何种类限制。

　　我之禁，许进。

　　彼之禁，许出。

　　最具争议的是泉州港十年运营权整体拍卖。

　　市舶司仅仅负责泉州港基础设施建设、日常沟通、贸易公证，抽税、博买之外，不做任何干涉。

　　十年期满，由双方根据年利润商定续约事宜。

　　如果不是“蕃人从宋刑统律”这一条例，文武百官会以为是蕃商入朝。

　　与广州市舶司争利之疑，也是百官诟病之处。

　　刘纬嗤之以鼻，早干嘛去了？

　　如今的市舶司之利，广州一家独大，占去九成，明州、杭州市舶司共占一成。

　　再说，广州市舶司的文书、账薄尚待稽核，不排除把都磨勘司、都凭由司那群“能吏”派去广州。

　　刘纬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利益最大化”。

　　十年之利、一朝给清，最让赵恒心动，左藏库再也不用今日五十万缗钱、明日三十万匹绢的周借。

　　经过一个月的商讨、妥协，《泉州市舶司暂行条例》删删改改，还是通过了。

　　于是，敕行十八路，冬至拍卖泉州港十年运营权，并代理市舶司抽税、博买之外等非官府职能。

　　人穷志短固然是原因之一，西北局势的突变也有催化作用。

　　知秦州张佶上奏：吐蕃宗哥部李立遵、唃厮啰聚众十万，侵犯寨城，恐谋入寇。

　　张佶奏疏有二，一言事，一告罪。为防吐蕃卷土重来，他新置两水寨于大洛门，未请旨而行事……

　　赵恒无心虚礼，令张佶绘图呈奏。

　　沉默近百年的吐蕃卷土重来，谁也不敢小觑。

　　于是，寇准拜枢密使，但他没能阻止秦州局势恶化，反而使宗哥族李立遵坐大。

　　张佶挫宗哥部来犯在先。

　　李立遵、唃厮啰、温逋奇等吐蕃部族联军不再做南下之想，遣使上疏，请给爵命俸禄，口口声声要讨党项。

　　赵宋君臣不可能不知道拥兵十万对吐蕃意味着什么。

　　张佶奏请拒绝，以免吐蕃借机壮大。

　　但泾原路驻泊都钤辖、知渭州曹玮认为应该以吐蕃遏制党项，并请授李立遵为节度使。

　　寇准再登枢相之位，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深以为然，信以为真，力排众议，要钱给钱，要官给官。

　　王旦、向敏中一肚子不满，却又畏惧寇准资历，敢怒不敢言。

　　被赵恒委以牵制寇准重任的王嗣宗倒是站在张佶那边，被寇准喷了一脸口水。

　　李立遵不仅心想事成，还有意外之喜。

　　寇准将主张派张佶和安抚派曹玮对调。

　　曹玮领英州团练使、知秦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泾原仪渭州镇戎军缘边安抚使，别铸安抚使印给之。

　　开疆拓土、积极进取的张佶改任邠宁环庆钤辖。

　　谁升谁黜，一目了然。

　　再也没人嚷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刘纬未历州县，难有发言权，一头扎进中央银行，专心条令草拟和“钱券”发行事宜。

　　这也是赵恒详细考察“益州交子”一事之后的期望。

　　但整整四个月过去，中央银行和钱券仍然无声无息。

　　难道是陪萧绍宗把正事耽误了？

　　林特就此应召：“中央银行和钱券的试行条例初稿已成，刘纬组织胥吏做过几次发行模拟，有些地方不够完善。”

　　赵恒失笑：“自己把自己难住了？”

　　林特道：“一钱当四钱用，全在一个信字。容不得半点疏忽，稍有不慎，全盘皆废。他是真用心了，从未过问其它事，也就请臣往延州派了四队打井匠。”

　　赵恒欣慰、无奈各半：“成天操着宰相的心。”

　　林特道：“陛下英明，他最近下衙，都会去张齐贤府上坐一坐，据说是在请教陕西缘边局势。”

　　赵恒忽然没了说笑兴致。

　　张齐贤身体每况愈下，似乎熬不过今年，李继隆之后的又一国之柱石不支，王旦也已老迈，寇准能挑起大梁？

　　赵恒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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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初十。

　　刘纬上《中央银行暂行条令》和《钱券试行条例》，并将第一刀砍在自家四海银行头上。

　　凡商业银行必须以风险等级缴纳存款准备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不等，存贷率、良率必须上报中央银行。

　　钱券则是存款准备金的出给方式之一，总面值为一百八十万缗，单张面值为一百缗、二百缗、五百缗、一千缗，暂不在民间流通，仅供商贾行商之便，但可在各路转运司无损通兑，各路转运司不得以任何方式拒绝、漂没，钱券亦可抵扣缴纳中央的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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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

　　海商、榷商云集京师，共襄盛举。

　　谁也没能拔得头筹，泉州商会横空出世，以出资比例决定话语权，推举社首、理事、监事之后，诣东华门陈情，以两年往返为由，请将泉州港运营期限改为二十年。

　　赵恒诏可。

　　有人乘兴而来，有人败兴而归。

　　钱券遂遭抢兑，并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涨幅。

　　百官、海商均有增发钱券之请。

　　但为赵恒婉拒。

　　钱券增减由左藏库、内藏库盈余决定，任何人不得更改。

　　国家盈余涨一分，钱券增发一分。国家盈余降一分，钱券销毁一分。

　　钱券面值闻声再涨，溢价一成。

　　大中祥符八年，正旦。

　　刘纬拜翰林学士、出知泉州、兼福建路转运使。

　　王旦、向敏中、寇准皆无二话。

　　纸画的一百八十万缗，不仅换成了真金白银，还有溢价……

　　满朝文武，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