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4年，五月，长安。

　　邙山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西魏太师贺拔胜与世长辞。

　　贺拔胜曾是邙山之战中西魏取胜的最大希望。为了支持他突袭斩首高欢，宇文泰不惜把三千多名精锐中的精锐交付给他指挥，其他西魏部队某种程度上说也都是在为他打掩护。

　　怀朔和武川之间将近二十年的恩怨纠葛，由双方元老面对面解决是最彻底的。只要贺拔胜出手做掉高欢，一切就结束了。

　　总的来说，计划前期进行得还算顺利，可惜在最后关头，由于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贺拔胜痛失了绝好的击杀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欢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正是因为这次失手，西魏的反击之战功败垂成，最终演变成邙山的大溃败。

　　这对贺拔胜而言实在是此生最大的耻辱。虽然宇文泰没有多说什么，但他本人却始终耿耿于怀，一直没办法跟自己和解。

　　更雪上加霜的是，退回关中之后没多久，东魏那边又传来了新的噩耗。

　　两魏分裂的时候，贺拔胜的妻儿家眷都留在了东边，即使他后来投奔了宇文泰，高欢也只是把这些人软禁起来而已，并没有太为难他们。但邙山之战的时候，高欢差点被贺拔胜吓死，他脑子一热回去把贺拔胜的儿子都给砍了。

　　这次诛杀只限于贺拔胜一门，贺拔允的后代并没有收到牵连。

　　消息传到西魏，贺拔胜顿时感觉心郁气结，数日之间几乎像老了十几岁。

　　回想二十年前跟着父兄临危受命，协助北道大行台杨钧镇守怀朔的时候，局势虽然艰苦，但当时的兄弟三人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睥睨天下。没想到多年风云变幻之后，等待自己的竟然是父兄尽丧、后继无人的凄凉晚景。如果这就是结果，那当初的追寻和奋斗又有什么意义？

　　悲愤抑郁之下，贺拔胜从此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就撒手人寰。

　　临终前，贺拔胜强撑病体，亲笔给宇文泰写了最后一封信，表示很抱歉自己要先走一步，以后不能并肩战斗了，希望宇文泰能带领大家继续精诚合作，耐心等待机会。

　　遗言虽短，但其中点出的核心问题却极其重要，那就是如何团结好西魏的各派势力。

　　贺拔胜其实很久之前就对金钱权力没什么兴趣了，即使已经贵为当朝太师，但他除了听指挥领兵打仗之外，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里读书，还经常召集很多儒生一起讨论问题，加上天生重义轻财的性格，身后留下的遗物只有随身兵器以及千卷书册。

　　虽然本人处于半退隐的状态，贺拔胜对西魏目前的矛盾却观察得非常仔细。西魏现在名义上是宇文泰说了算，但内部却存在贺拔岳旧部、元魏宗室、拥帝派、荆州派、归附派等等很多复杂的势力山头，各派势力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在关键时刻很难拧成一股绳。如果这些派系矛盾不解决，在关键时刻就会成为崩溃的导火索，因此他才在遗言中叮嘱宇文泰务必要关注这个问题。

　　贺拔胜死后，他的随从把这封信交给宇文泰。宇文泰得知二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担心国事，不禁涕泪纵横，唏嘘良久。

　　宇文泰又何尝不清楚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也曾经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给没有多少功劳的李虎很高的官位，多次让打仗很差劲的赵贵担任大军统帅，出征通常都会带着元氏亲王随军，一直容忍很多拥帝派围绕在独孤如愿身边等等。

　　可惜很多矛盾是没办法从根本上消除的，典型的就是对待魏室的态度。包括贺拔胜、独孤如愿在内，大家都认为拥护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宇文泰的内心却一直隐隐地想要成就宇文家的霸业，这就导致很多事情大家的出发点就难以统一。

　　宇文泰本打算先攘外再安内，等彻底搞定东魏最后再回头梳理国内事务，可惜河桥和邙山两次惨败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短时间内消灭东魏基本是不可能的。更严重的是，这两次失败表明各方势力在关键时刻还是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为他宇文泰死心塌地卖命。

　　所以宇文泰决定改变策略，暂时不去跟高欢决胜负了，先安下心把国内的事情理顺再说。

　　现在有一大堆待办事项摆在宇文泰面前，首当其冲的就是兵源不足问题。

　　西魏本来跟东魏一样，军队以鲜卑武人为主，汉人基本只负责生产、后勤和杂役。问题是六镇丧乱之后，北方的鲜卑都辗转投奔到高欢旗下，其余的鲜卑聚集区也大都在东魏那边，关中地区的鲜卑数量不多，兵源补充非常困难。经过河桥和邙山两次惨败，西魏前期好不容易四处积攒的鲜卑主力基本都打光了，要想继续维持政权稳定，如何恢复和扩大军队就成了火烧眉毛的头等大事。

　　按说没兵就去征兵好了，鲜卑太少不是还有汉人和其他民族么，拉过来好好训练一样用。

　　但是征兵要有征兵的方法，政府又不是土匪，随便去田间地头拉壮丁肯定不行。

　　北魏末年的兵制很复杂，既有世代从军、军民分离的世兵制（主要是鲜卑兵户，比如北方六镇的镇民），又有兵农合一、战时征发的征兵制（主要是负责后勤和杂役的汉人），还有自愿应召、完全脱产的募兵制（面向没有世兵和征兵义务的人）。

　　但对宇文泰来说，这三种制度都不好用。

　　首先，关中地区鲜卑数量太少，采用世兵制根本招不到人。

　　其次，由于战乱频繁，户口离散，朝廷不掌握基层的人口数据，想征兵也不知道去哪里征。

　　实际上，宇文泰也很清楚有大量隐匿人口依附在地方豪强的旗下，没在官方户籍系统里挂号，但这些人口已经被豪强视为自己的禁脔，如果强行清点征用的话，就相当于从他们口中夺食，必然会招致豪强们的集体反对。

　　其实隐匿人口这件事在东魏和西魏都非常普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魏那边还专门任命孙腾和高隆之担任括户大使，任务就是去各个州郡查实没有户籍的人口，更新官方记录，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搞出来六十多万新户。

　　高欢敢这么做，是因为他资本多底气足，再加上有六亲不认的高澄在后面操刀，东魏那边的豪强们只能老实配合，而宇文泰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

　　关中地区的豪强们已经在乱世中生存了几百年，彼此盘根错节同气连枝，实力不容小觑，如果得罪了他们，在关中立足都很困难，更别提继续发展了。

　　总的来说，征兵这条路困难大，风险更大。

　　至于募兵就更没指望了，因为募兵是要花钱的，现在兵源缺口太大，西魏政府又穷得叮当响，根本拿不出这么多军费。

　　宇文泰愁得要命，只好把苏绰叫过来让他帮忙出主意。

　　苏绰现在是宇文泰的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也是宇文泰最信任的强力后盾，他兼管整个西魏的财政、后勤、官员选拔以及行政体系搭建工作，其地位不亚于汉初的萧何。

　　关于这个问题，苏绰其实也深入思考了很长时间，目前看来前朝的征兵制度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满足现在西魏的国情，如果因循守旧没希望，那就只能大胆改革了。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考虑到鲜卑数量不够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要想扩充军队只能靠吸纳汉人，既然朝廷不便直接去豪强手里抢人，那我就想办法让他们自愿站出来。

　　于是苏绰向宇文泰提交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制度改革方案，称为“府兵制”。

　　基本思路就是用土地换兵源，用土地抵军费。

　　关中地区经过多年战乱和饥荒，产生了大量无主的土地。如果是和平年代，正常的做法是把这些土地分给平民，然后征收赋税，再用税收来养兵。可惜西魏现在的基层管理系统还很不完善，承担不起收税再分配这样的细致工作。

　　所以苏绰建议干脆决定跳过中间环节，不收税了。国家把这些无主的土地划分成很多个军府，流民也好，佃户也好，在军府里都可以依法获得一块田地，身份也随之变成所谓的“府户”，不仅赋税全免，政府还会协调多家府户共用牛驴仓储等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

　　府户唯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在国家需要时候，一家必须出一个人去参军打仗，而且要自备马匹武器和粮食。

　　听完苏绰的方案，宇文泰眼前一亮，他不禁感叹有文化真好，还可以这么开脑洞解决问题。他跟苏绰又商定了一些细节之后，立刻下令全国推行。

　　相对于做地方豪强的佃户或者部曲，去当府户简直是神仙待遇，因为全家只要有一人从军，而且还只是战时或训练时从军，通常情况下每年不过几个月，就可以换来永久的免税优惠。关中人民一看居然还有这种好事，于是纷纷放弃影子身份，主动投入军府。

　　根据苏绰的整体规划，每个军府大约一百户左右，由政府设置的郎将进行管理，所有军府分属二十四军，每军设置一名开府，每两名开府归属一名大将军，每两名大将军又向一名柱国进行汇报。

　　至于各级职位的人选，则不限种族，汉人鲜卑都可以担任。

　　府兵制虽然没有直接从关中豪强手里抢人，但还是间接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为了表示安抚，宇文泰开始大规模地把地方豪强任命为地方官员，从国家层面将这些人在本地的统治利益合法化，同时也把他们拉到自己的船上。

　　眼下西魏的府兵制还处于建设初期，很多细节还需要完善，在任柱国只有宇文泰一个人，其他柱国和大将军的人选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整个体系架构已经基本成型。

　　就这样，靠着这些无主的土地，苏绰硬生生帮宇文泰变出一只不用花钱的军队，近乎完美地解决了兵源枯竭的问题，同时也为西魏进一步的权力架构调整奠定了基础。

　　军事制度改革之外，苏绰又协助宇文泰进行了更深入的行政制度改革。宇文泰在当权初期，曾经制定了二十四条规章制度，苏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扩充，一共形成三十六条新制，由政府发布施行。

　　此外，苏绰原来草拟的，包括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在内的六条诏书继续在全国强力推行。

　　为了提升国家凝聚力，实现文化自信，宇文泰还倡导推行关中本位政策，强调关中地区才是汉文化的正统，因为西周就是发源于这里，而东魏和南梁那边不过是当年的蛮夷之地。

　　由于关中地区还有很多西迁避祸的鲜卑贵族和原籍关外的士族，为了隔绝这些人的思乡之情，避免地域歧视，宇文泰把这些人的郡望都改成了关陇，同时鼓励胡汉通婚，消除民族隔阂。

　　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西魏逐渐形成了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为大姓的新的关中士族，这些汉人士族跟鲜卑贵族一起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关陇集团”。

　　作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幕后操盘手，度支尚书苏绰可谓厥功至伟。此时老上级周惠达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了，苏绰现在是朝内仅次于宇文泰的实权人物，但他依旧生活简朴，家无余财，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国家大事上面。宇文泰对苏绰也是推心置腹，极其信任，他在外出视察的时候，经常把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政事，苏绰可根据情况自行决断，等他回来知会一声就行。

　　从治国角度来说，宇文泰跟高欢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高欢几乎完全依赖个人天马行空的头脑才智来权衡和取舍，为了所谓的大局，他不惜纵容官场的贪污腐败，不惜纵容部下的恣意妄为，这些措施虽然短时间内保证了所谓的团结和稳定，但也为东魏日后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而宇文泰则是通过苏绰等人来总结历朝历代汉族政权成熟的统治经验，在此基础上制定严格的施政纲领和行为准则。所谓“清心”即是倡导汉族崇尚仁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敦教化”便是把这种价值观在全国进行推广，而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等，更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国家治理，因此打下的政治基础相对要更为牢固。

　　这种区别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但时间越长，西魏的优势就会越大。

　　前提是高欢配合一点儿，大家先和平发展，暂时别再打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