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七来时，是1939年的九月，窗外正飘落一场秋雨。

　　织瑾走后，成衣铺布源质量下降，生意惨淡。顾七辗转多方打听到织瑾的处所，想请她继续染布。

　　“我會每周来取。”顾七说，“成衣铺在上海开了分铺，是我在打理。”

　　他带来了一叠红艳艳的花布，纹路奇异而美丽，像是一折古老的秘密。这是爷爷生前亲手染成的，留给织瑾作嫁衣用，一直托顾老板保存着。

　　织瑾颤抖着手接过，摩挲过它每一条花纹。

　　那晚他们留顾七吃饭。织瑾做了满桌乌镇家常菜，热情地招呼顾七，阿特利在一旁忍不住将筷子咬得咯吱作响。而顾七风度翩翩地微笑着，和织瑾谈染布，谈乌镇，谈中国。

　　阿特利承认，他对顾七一直有无法言喻的敌意。从前，他以为织瑾爷爷默许他住下，是对他身份的默认。与织瑾相互扶持两余年里，他们虽未有过任何逾越之举，可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位置。

　　可是现在，顾七轻描淡写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拥有织瑾的嫁衣。

　　“他送你红布，是什么意思？”他忍不住酸溜溜地问织瑾。

　　“只是爷爷的遗物，没什么意思。”织瑾不咸不淡地回答。

　　“他来找你，一定辗转许久，打听多次……”

　　“他救过我。”织瑾打断他，摆手表示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我要去染坊，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自从顾七来过，织瑾就忙碌了许多。她生病的那段时日，阿特利教给她的英语派上了大用场：有次一个洋人看中了染坊好多匹布，除了织瑾，没人懂得他在叽里呱啦说些什么。织瑾一番周旋，终于敲定了这桩大买卖，老板狠狠奖赏了织瑾一把，将染坊全部的对外任务交给了她。

　　而织瑾并不忘本，她依然主动设计着染布的花色。染坊生意蒸蒸日上，织瑾也开始像一株玫瑰般，渐渐绽放出夺目的艳色。

　　她烫了新式妩媚的鬈发，眉梢眼角带着天真的风情，仍穿自己染出的布衣，却贴身勾勒着玲珑的曲线。

　　她的变化快得让阿特利心惊且凉，他快要不认得她了。她回家越来越晚，每日扎根在染坊，周旋在各种洋人日本人中国人之间，笑语宛如小鸟啁啾。

　　他不知她于何时何处，练出了这一身与人打交道的本事。

　　一次他悄悄去染坊找织瑾，给她送刚出炉的点心。可远远就望见顾七在跟织瑾谈天，两人笑着聊了许久，那匹做见面借口的布被他俩一起捧在手上。

　　阿特利漫无目的地游荡许久，最终若无其事地回了家，他别无他法，只能自我宽慰，织瑾仍跟他住在那间阴暗潮湿的阁楼里。

　　这宽慰被打破在1940年的除夕夜。

　　阿特利将八菜一汤准备妥当，特地拐去沈大成买了些点心。然后他坐在饭桌前，直等到饭菜变冷，织瑾也没有回来。

　　织瑾是在第二天，跟着顾七一起回来的。

　　“绀蓝，我有话想单独对你说。”一进门，织瑾甩来开门见山的一句话。顾七体贴地从外面掩上了门。

　　“吃月饼，蛋黄莲蓉馅儿的。”阿特利笑了笑，指了指点心碟子。

　　“我不喜欢。”织瑾轻声说，“甜腻。”

　　“那吃桂花糕，多加红糖的。”阿特利恍若未闻，仍笑道。

　　“那是你喜欢的。”织瑾抬眸，直视他，“绀蓝，我要搬出去了。”

　　“哦，”阿特利若无其事地说，“这里的确是太潮湿了，我们搬去哪里？”

　　“阿特利。”织瑾打断他，“是我，要搬出去了。”

　　阿特利的睫毛一颤。

　　“过了昨天，我已经20岁了。”她望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不小了。”

　　她的眼睛仍如从前般湿漉漉的，阿特利辨不清其中的情绪。

　　“我早该知道的。织瑾，你是中国人，最懂得‘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的道理。”他惨笑，“你曾说，乌镇留不住我。”

　　“事实上，织瑾，乌镇留得住我，而我留不住你。”

　　那桌八菜一汤和兩碟点心，最后被原封不动地喂了流浪猫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