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挨训与畅饮
(1985)十一月九号星期六阴
打击不期而至,灰暗的一天。
第三节数学课,我隐隐约约听到教室外面有人在喊我,便向后座刘少平求证,他点了点头。
杨云华老师正背对我们在黑板上写题目,我躬着身子溜到后门正欲拉门出去,他却象背后长着眼睛似的一转身吼道:“干什么?”
全班的目光一齐向我射来。
我一下子惊慌失色,语无伦次回答:“外面有一个人找我!”
杨云华老师声色俱厉:“不行!”
我忙灰溜溜地回到座位,头低到几乎要埋到课桌下面。
他还接连骂了一连串伤人的话,我头嗡嗡的都想不起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提高了声音,好像充满仇恨似的咬牙切齿:“我要你欲速则不达!”
紧接着,教室便是可怕的寂静。
我的脸一直红着,烧得难受,最后十多分钟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同学们常讲杨云华老师骂人不留情面,今天我终于领教了;除心生对他的恼怒外,更是懊悔交加。
要是我原来稍微多用点功,或者高考时临场发挥正常一点,还会有今天的挨骂和受辱吗?
终于熬到了中午放学,我给了班长章景林一张下午的假条。
吃过中饭,我的气渐渐平息,决定不能因为这样的事请假,平常已经请假太多,再这样下去,在班主任的印象中会更差,便提前半个小时到班上寝室找章景林退假条。
寝室里,几个复读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议论上午的事,一致认为是我出去不向杨老师打招呼报告,所以他误以为我不尊重他才导致火气大暴发。
我想了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下午上课前,汤卓给了我一个柑橘,大概是我上午带给他一个包子,还我人情吧!僵了几天的关系开始消融。
放学后,在路上碰到吕子剑,才晓得今天是吕志红到找我有事,所以在门前喊。
(1985)十一月十号星期日阴
周日的晚自习,老师不来教室坐班,同学们相对比较松散和自由。
我们后排几个要好的复读生打探到刘少平家里带来一大碗肉,便要他贡献出来“有福同享”。
刘少平说只剩一半了,全给我们。
我和汤卓、许超荣商量只有到我那里去最方便,于是,三个人从一个补习同学那里借了二元钱,到寝室连肉带盘子一起拿走。
在Z府门口,我们买了两瓶香槟酒。
汤卓知道我的住处,我把钥匙送给他,自己到龚师傅那里借了一个炭炉子;看到他家里还有白菜,征得同意后顺便也拿了一点点。
炉子生起来后,我们把盘子放上去,里面再加点开水,喷香的气味徐徐飘起。
紧张的学习之余,几个好朋友能够这么惬意地喝上酒,扯扯学校和家庭,展望一下各自的未来,真如神仙般快活!
我们相约一定要考上大学,因为大学里的学习没有这么紧张,经常可以组织这样的活动。
不知不觉到了十一点半,我要在关门之前送他俩出去,所以干掉杯子中的酒后就散伙了。
往Z府大门口边走,他俩边迷糊着说我酒量不如他俩,尤其汤卓,脚都走不齐了,还在自吹。
看着他俩通红的脸,我也不好点破;春节在家里,我喝过半斤白酒没事。
(1985)十一月十一号星期一晴
听到我们昨晚用盘子直接放在炭火上热菜,刘少平很是恼火,说如果盘子底下烧黑了他无法向家里交待。
我表示没有黑,眼见为实。
中午回到住处,我用沙子进行擦洗后,盘子底下恢复了原样。
我拿到寝室给刘少平看,他没了话说,不料却遭到吴士江一顿臭骂,说我太随便,一点都不考虑别人。
原来我们昨天把盘子里的勺子也一起拿走了,而勺子又是吴士江(现职不详)的,害得他中午吃饭找不到勺子,现在正好把一肚子的火气向我发泄。
我争辩我不是主谋,只是提供条件,而且端走盘子也不是我。
吴士江反驳,说勺子是刚才从我这里得的。
我说拿走的盘子是刘少平的,那么勺子也一定是他的,怎么会是你的?
就这样我俩唇枪舌剑斗到上课铃响才结束,围观的几个同学一直认为我口才了得,占据上风,今后可以从事律师行业。
(1985)十一月十二号星期二阴
我的抚恤金,教育局都是按时拨付到学校,我只须每月13号到总务室领取即可。
由于吕志红借去了我五元钱,导致我这个月接济不上,所以提前一天到学校总务室看看能否提前领取。
到了总务室,我贴近窗口问里面的出纳,他头都不抬就回答我没有了,说教育局已经停止拨付我的抚恤金。
回住处的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前次我打的要求延期抚恤金报告,三哥后面到了解,告诉过我教育局同意延长到明年九月份,为什么现在就停发了呢?
晚饭后,我去找李县长,他家正吃饭,可他不在家。
李欣哥走了出来,于是我把情况跟他说了;李欣听完,答应等他爸爸回来就转达。
同时,李欣还告诫我一定要认真学习,因为我的家庭状况难以承受高考再次失利的打击。
李欣说我父亲死得早,我大哥二哥都有自己的小家,难以顾及和负担我的生活开支。
三哥工资低,又要存点钱成家;四哥在部队,所以生活费主要来源靠家里老母亲。因此,只有明年考上大学,才能让所有的付出得到回报。
听了李欣哥的一番肺腑之言,我频频点头;他和我三哥的年龄相差不大,平常关系很好,肯定是从三哥那里知道我情况的。
(1985)十一月十三号星期三阴
期中考试开始。
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地理;地理考得很糟,10个是非题,我错了5个,因为倒扣分,10分全没了。
中午,李欣叫我到他家直接把事情原委说给他爸。
我进去后,他爸正在炒菜;怎么称呼呢?他爸已经退下来了,叫“李县长”好像不大合适,索性就叫“李伯伯”。
我喊了一声后,李伯伯似乎有点儿冷淡,可能刚退下来,心情还不顺畅。
我有点儿尴尬,半天不敢开口;好在李欣哥及时把事情对着他爸复述了一遍,我才如释重负。
李伯伯答应有空去教育局过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