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十一月四号星期一阴雨

　　学校居然转变了一下开大会的方式，各班都在自己的教室，不用集合。

　　时间也很短，仅仅是通过高音喇叭宣读学校对一个威胁老师的学生的处理决定。

　　我一直反感学校的传统开会方式，小小一件事也要集合。

　　各个领导轮流发言，大话套话一箩筐，浪费时间，害得学生在下面打瞌睡、看课外书、默记英语单词、低声谈笑等等。

　　但愿这种简明扼要、直奔主题的开会方式以后能一直如此。

　　晚自习开始，杨云华老师把理科班的数学小考卷子发给我们做一次练习。

　　我在九十分钟内完成，然后走到教室外面比对墙壁上张贴的标准答案，还不错，大概有七十多分。

　　这一阵，我在数学上做了一点努力，马上就有了回报；看来平常只要多做题目，加强基础训练，数学也没有那么可怕。

　　我应该继续在画图、不等式以及审题上把薄弱环节补一补，争取数学进入班上前十名。

　　我相信，只要数学上去了，明年就一定能翻越高考这座山！

　　（1985）十一月五号星期二晴

　　每天闹钟一响，就能立即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还是要点毅力和决心的，我能坚持多久呢？

　　没有运动装，总是穿长衣服，加之解放鞋的底子已经磨损得有点硌脚，跑步的体感很不舒服。

　　可是，繁重的学习和未来的事业都需要强健的体魄做支撑，所以，我必须克服困难，坚持下去！

　　午睡的质量始终不高，大脑总是幻出各种各样的图像，醒了也还在显现。

　　如此看来，只有高考录取通知书才能送给我真正香甜安稳的睡眠。

　　还未完全醒，就传来了敲门声；我起床开门，是吕子剑。他说都两点了，你还在睡？

　　我一惊，不对呀，一点四十的闹钟还没响！

　　我拿起闹钟一看，又犯了上次同样的错误，把时间定慢一个小时。

　　吕子剑说我这儿安静，他要借用此处进行招干前复习；尽管我心里不情愿，但碍于面子，也只好答应。

　　我把一些信柬和日记收了，并叮嘱他不要把我哥哥的书乱拿出去，免得他回来找不到责骂我。

　　气喘吁吁赶到教室，我还是迟到了十多分钟。

　　我喊了一声“报告”，教地理的王老师（最后从**一中退休）示意我到座位坐下，也没有批评我。

　　王老师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理着小分头，个子比我还矮。

　　前天课外活动，王老师把正在球场外看球的我叫到一边；他问我高考地理得了多少分，目前学地理还有什么困难等等。

　　我说高考地理得了69分，现在的地理复习主要是得不到有质量的好题目做。。。。。。

　　王老师听了我的作答，说69分还是不错的，表扬我接受能力强，要继续发扬。

　　同时，还鼓励我增强信心，注意作息时间，中午要午睡，以免下午打瞌睡；保持旺盛精力，争取明年高考夺魁，不辜负我三哥的殷切期望。

　　我想，一定是三哥每次回来都要到学校找几个任课老师了解我情况的举动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1985）十一月六号星期三阴

　　由于家庭条件所限，打小我就很少得新衣服穿，基本上都是哥哥们旧的给我，我也从不挑三拣四。

　　可是，仅有的几条旧裤子，有一件屁股上已经磨损得差不多要露了；再者，我已经是青年人了，开始有形象上的追求，买一件新裤子应该不为过。

　　在买了闹钟、药品、餐票以及必要的学习用品后，我已经亏欠十多元钱。

　　犹豫好几天，不得已给母亲写了一封要钱的信。

　　母亲，儿子一定努力奋斗，将来让您老人家安度晚年！

　　（1985）十一月七号星期四阴天小雨

　　四哥来信告诉我寄来一套半军服，还要我到Z府大门右侧开店的刚退伍战友刘建国（现就职**县自然资源局）家打探一下退伍军人安置情况。

　　我知道那个店子，但我不会去问，因为刘建国的母亲伤过我自尊心。

　　有一次，我手头不方便，想在店子里赊欠一支牙膏；刘建国母亲也知道我是搭住在Z府大院里的学生，居然不肯。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她那里买东西了。

　　中午，吕子剑又来了，他说他是来找一本忘记在这里的考干语文资料。

　　我上厕所回来后，发现李剑看了我放在桌子上四哥的信，还厚着脸皮问是否愿意把寄来的军衣送他一件。

　　我用嘲弄的口气呛他：“你爸爸都是当厂长的人，你还欠衣服吗？”

　　吕子剑顿时红了脸，尴尬不已。

　　帮着吕子剑找到那本书后，我催促他快走，因为我也要上学去了。

　　下楼后，我不想同他一道，便说我有事要赶时间，转身往Z府后门出去。

　　想起吕子剑，我的心里就直冒火。

　　前不久，吕志红回家有事，叫我替他代管几天单车，第二天就被吕子剑借走了。

　　归还时，单车的踏板松了，刹车也不大灵便，我都不知道怎么向吕志红交待。

　　这么不爱惜别人东西，让我很不满！如果不是因为老乡，早就绝交了。

　　下午，在Z府总务室买餐票时，正好碰到一个在县委值班室工作的老乡张显勇（退休于**县总工会）。

　　我问他退伍军人安置情况，他告诉我城镇户口可以安排工作，农村户口回家务农。

　　四哥呀四哥，当初如果认真读书，哪里还会为现在的工作犯愁呢？

　　（1985）十一月八号星期五阴转晴

　　放学回到Z府大院，距离吃饭还有半个小时的间隔，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去总务室看一会儿报纸。

　　杨会计一个人在办公室处理帐务。

　　我走到报架前正要阅报，她突然问我把前次的鱼钱付了吗，我说付了呀。

　　杨会计摊开花名册，找到我的名字，说后面的勾没有打，应该没付。

　　我一下子急了，十月二十八号星期一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从一个熟人那里借了五元交到她手里。

　　她接过钱找给我二元，然后还问我要2分；我说8角钱一斤只要2.96元呀，杨会计说是0.815元一斤；于是，我从口袋里再掏出2分钱给了她。

　　这个情景我是历历在目，杨会计怎么会不记得了呢？

　　于是，我又反复向杨会计进行了解释，并回顾当时的情景。

　　杨会计不置可否，固执己见，说凡是交钱的就打勾，没有打勾肯定没交钱，自己不会错的。

　　如此一来，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干净了；尽管最后杨会计说算了，可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杨会计平日的为人一直很和善，对我也关心，可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却百口莫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