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哪来？

　　我从哪来？

　　我从贵州的山里来，我在出远门到达目的地—山东泰安后这样回答问我的老师和同学。

　　如同云贵高原大山腹地的其他地方的山里娃儿一样，我是打小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快二十岁了，去得最远的，还只是县城。

　　去县城看乌江大桥，去县城边上看乌江里的大船；县城河街靠近乌江边上的饭铺吃上一口那个时候于我而言的人间最美的饭菜—宫爆腰花，去县城读书，这些都是算不得出远门的。

　　第一次出远门，还得是在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旬，出县出省去五千里外的山东泰安求学读书。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我完成了人生学生时代的第二次大考。第一次大考，是我顺利地从大河坝区小学考上了区中学。这第二次大考，是我以高出省立第八中学—思中（省属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六十九分的成绩，考取了位于山东泰安的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国家计生委直属中专院校）。

　　去这个学校报到读书的那个远，是家里人，寨子里、村子里的人，甚至是区里的，都没有几个能去过能有它那么远的。我的这第一次出远门，可谓是有点儿惊世骇俗的味道儿，是真正的出远门。

　　这第一次出远门，需要做的功课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吃的”“穿的”“交的”。

　　“吃的”，自然是父亲、母亲早早地起来，煮上十多个自家散养的鸡“下的”土鸡蛋，然后给我盛了装在背包里，用作路上吃。

　　“穿的”，则是由我走上十多公里的山路，提前去取之前在制衣店里量身定做的两套学生装。去取，很顺利，因为风簸岩下边许家坝区街上的族里三姑家大儿子就是这家制衣店里的当家裁缝和老板。后来，这两套学生装，陪我念完了在山东的那三年书。

　　“穿的”，当然，除了做衣服外，还有提前去区里的靠思林方向的街上的一家制鞋铺定做了一双形似“杀猪刀”的黑色的大头皮鞋。这一双大头皮鞋，自然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双皮鞋，第一双最贵的鞋，它也陪我“穿”过了在山东的那三年岁月。除了衣服和大头皮鞋外，母亲千针万钱纳制的千层底布鞋，自然也会少不了。

　　我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制的千层底布鞋长大的。这一次，我将穿上母亲亲手纳制的千层底布鞋出远门，去往五千里之外的山东泰安。

　　这让我想起了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交的”，则是那两千多元的读书报名费。记得我去山东读书之前的十多年前，大伯家的堂哥，去铜仁师专读书的时候，大伯家便是卖了当时整个大家庭于土地下放时分到的唯一的那头雄性大水牛。

　　我这一次去山东读书，家里穷尽了办法，最后也是卖了家里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家庭成员中的重要一员—耕牛，才凑足了去山东读书的新生报名费。

　　“吃的”“穿的”“交的”，都得父亲母亲穷尽地付出他（她）们自己的心血。那一段时间，可真是把他（她）们忙坏了，把他（她）们的心给心焦惨了。

　　出门的日子，是父亲按照“七不出门八不归家”的历书上的习俗，避开了逢“七”的数字后定的。选定下出门的日子，是为了讨个吉利和顺和。当时，不觉得，也不相信。但，从后来的出远门，和去相对较远的地方的经历来看，确实也够吉利和顺和的，算是真的讨到了吉利和顺和。

　　避开“七”这个数字出远门，和避开“八”这个数字回家，从一九九五年秋去山东读书开始，直到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印象中，我去比较远的地方和从比较远的地方回家，我遇上的都是晴天，没有碰见过下雨。印象中，又因为碰上的都是晴天，所以一切还都挺顺利和心想事成的，没有遇见什么影响人心情的幺蛾子，而显得“天气好，一切都还好”。

　　这，或许算不上“封建”？或许算得上是巧合？或许什么也算不上，因为我把那完全看作是父亲对我的期许和祝福。因为父亲总是希望：我出去的时候“好”，回来的时候也“好”。

　　出门前，年近七十岁的姑姑，拿出一张五十元钱，在她们家的院坝，塞到我的裤兜里；堂姐将磨推的米豆腐，于清晨拿到近十里路远的集上卖得十元钱，在黄昏的时候送到我的手中；年近八十岁的外婆，走了近二十里的山路，来到我们家里，送上五十元钱……。

　　那个时候，得到一分钱，很不容易。

　　那个时候的钱，很值“钱”。

　　记得那个时候从学校毕业出来，刚参加工作的人的工资也才只有七八十元钱。亲戚送来的钱和祝福，的确是万分珍贵的。

　　出门的时候，寨子上的堂哥伯叔，这个又送来了五元钱，那个又送来了十元钱。在家门口、出寨子的山间小路上、田埂上，寨子里的每家、每户、每一个人，遇上我，看见我，都像是遇上、见上他们自家的人儿一样，都会暖暖地送上各种祝福，都在盼着我在去往山东的路上平安，去到山东后“样样都好”。

　　出了寨子后，先从区里的街上，去到县城车站；再从县城车站坐中巴车，去到东边的YPDZ自治县坐火车；再然后，从玉屏坐上火车，一路沿东北方向，过湖南、湖北、河南；最后，在HEN省境内，调换一下火车头，去到山东泰安—我此次出行的最终目的地。

　　离开县城的时候，大概是正午时分。送我的人中，只有父亲和寨上的女孩“小红”。上车子的时候，父亲说，快开车了；我说，我走了。父亲在我离开的时候，看着我身穿深色学生装、脚穿千层底布鞋的背影，竟噎咽着没有说出更多的一句话。我在车上，看着已经老去的父亲，也没有说出更多的一句话。

　　车子就要发动了，就要离开县城了，寨上的女孩“小红”，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多了一个装有六个青苹果的袋子。她将袋子从车窗递给我，一边说着“平平安安”，一边说着“你放心，我会陪三公回去”。虽然，不同姓，但按照村里的习俗和辈份，“小红”平日里和我即便玩在一起算作是平辈，但称呼我父亲，还得叫三公。

　　车子走了，我从车上看着车下的他们，他们从车下看着我。车子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依然在看着，近乎呆呆地看着，身子、眼神一动不动的，好久才缓过劲儿来。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那个场面，我在想：他们也是……，也是好久才缓过劲儿来的吧。

　　车从县城，开始盘山，曲路，翻山，过岭，走过“九大拐”“苗王岭”，历经十个小时，于月在中天的时候，到了玉屏。

　　到了玉屏后，又在玉屏火车站附近，按照之前离开寨子时族人给的信息，找了寨子上嫁到那里的族亲住下。

　　到了玉屏的第二天早上的十点左右，寨子上在玉屏火车子弟学校教书的族兄，又直接送我上了从贵阳发往BJ的特快88次火车，还帮我找到座位坐下。

　　甭管是在离开县城的第一个晚上，还是在离开县城的第二天的早上，我都受到了生活、工作在玉屏的族亲的很大的恩惠和照顾。甭管是远嫁到玉屏的族人，还是工作在玉屏的族人，都让我感受到了家族、家庭的温暖和亲戚的“好客”。

　　很多年后，我一直记着他们。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在心里深深地记着他们。

　　甚至是到将来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也都会深深地记着他们。

　　为什么会那样、要那样？应是出门在外的不容易，让我去记着他们。是出门在外的“容易”，让我去感怀他们！

　　随着特快88次火车启动时发出一阵漏气的声音和一声长长的鸣笛音，我开始从玉屏火车站，随着火车，向山东泰安进发。其间，除了在HEN省ZZ市下车另行买票转车外，都是在从贵阳发往BJ的这88次特快列车上度过的。

　　说起在河南郑州买票转车的经历，也颇为繁杂。一个刚刚读完初中，完成中考的小伙子，背着三十斤左右重的背包，从火车上下来，径直去到售票厅排队候上几个小时才买上票，而且“背包”竟然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身体。

　　那个时候，排队买票，都得排成几条数十米长的长龙。郑州火车站，作为中国八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最高峰时可容纳两万多人，那排成的长龙比起其他别的车站来，便就更多更长了。进到售票厅，我用眼睛看了看售票厅和厅外广场排起的七、八十米长的数十条长龙，选了选，终选了一处，然后急急地站到了一个军人的身后排着队候着。

　　为什么要排在一个军人的后面？答案只能是说明了那是出于对军人油然而生的信任，那是因为军人能给予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经历火车中转买票人以安全感，那是因为我心中的不安甚至是害怕能从军人那里得到些抚慰和缓解，甚至是无形的保护。

　　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约摸着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到我前面的军人买上票的时候、到我正准备买票的时候，售票窗口却关闭了，一个“正在休息”的牌子出现在我的眼前，颇让我显得有些懊恼和后悔。但，当看见售票窗口是“军人售票窗口”的时候，我便自我安慰起自己来。因为，谁叫自己排错窗口了呢？只得自认倒霉吧！只得去售票大厅外的广场上，继续人海接龙了，站在另一条长龙的后面排队候着买票。

　　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前面不再有军人，路总得自己去闯。

　　利用排在我前面的人还有很多的间隙，我把肩上的背包放了下来，用手拉了背包的带子，提了拖着，一边拉开背包的拉链，从里面取出两个从老家出发时，母亲给煮的鸡蛋，填了填肚子，然后又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买上了从ZZ市开往山东泰安的火车票。买了票，转过身将一直用手拉了提了拖着的背包，提起来，背到肩上，去到火车站里面的二楼的候车厅。待到发车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上到火车上，找座位坐下，去往我此行的目的地—山东泰安。

　　从贵州玉屏火车站到河南郑州，再中转至山东泰安，总共需要两个白天三个整夜的行程。在这个行程里，我是一个眼都没有眨一下。

　　因为，离开寨子的时候，老人、大人们跟我说了外面很多乱的事情，让我知道了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特别是小偷很多。所以，在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起，特别是从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便睁圆了眼睛守着包儿。

　　因为，包里装有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家里千辛万苦，甚至是卖了耕牛才拼凑成的入学报名费，特别是出门在外的路费。

　　如果没有了路费，那才是真的叫做寸步难行。

　　所以，即便是睁圆睁大了眼睛，我也认为还远远不够。为了达成确能到得了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这一终极目标，我又似是如同兔子狡兔三窟一般”狡猾“的很，将路费准备了三份，每份三张百元纸币。

　　一份由母亲帮我缝制在短裤里。

　　一份由我藏在鞋内的袜底板下面。

　　最后一份则是出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考虑，用胶布粘了藏在我中考结束后于县里新华书店里买的那一本《三国演义》的三处，一处一张百元纸币。

　　在车厢里面，我将《三国演义》那本书大大方方的放在座位前面的小桌子上，像是在看书的样子。

　　就这样，怀揣着袜底板下面的、短裤内的、书中的那三份路费钱，在两天三夜的行程里，我直睁着眼睛，竟然没有眯了睡一下，哪怕是小眯一会儿都没有。

　　火车轰隆轰隆地发出声响，万壑千岩，千村万落，都被它钻了、穿了呼啸着把那些山山水水、村村落落远远的抛在身后。所见的一切都是那么地新鲜，新鲜到一草一木、一牛一人、一山一水……。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天晴了，看漫天浮云、东岭红日、西山太阳；下雨了，看雨点落到江河、湖泊、水库、溪潭上荡起潋滟的水波和溅起的水的花瓣儿，看雨水滴落在行进中的火车的车玻璃上形成的水帘儿；天黑了，看城市里的万千灯火，寻旷野里居户人家的油灯和电灯发出的光亮。

　　从云贵高原的东北端出发，出了贵州和湖南湘西大山中的隧道群，跨过湘江、汉水，车一直行在三湘、荆楚大地上的丘陵间；等从黄鹤楼下经过，火车上到武汉长江大桥，横跨着过了长江，不消一会儿，便离开了武汉三镇，进入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待从九曲黄河河南段的空中通过后，再调头向东转到华东平原上的齐鲁大地，去到东岳泰山所在的泰安—我此行的目的地。

　　一路轰隆隆地，等到离开家的第四个深夜、坐上火车北去的第三个深夜的凌晨四点多的时候，火车经停在了山东泰安站。

　　从火车上下来，站在站台上，向天、向地、向周遭看了看，长舒了一口气，于心里自己对自己说：“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我整了整衣服，紧了紧背包，按着出站的指示牌，顺着出站的人流，去到了泰安火车站的广场。

　　站在广场上，极目远眺，在出站口的正前方的远上方的大山的山顶上，正亮着万千的灯火。

　　那正亮着万千灯火的地方，便是郭沫若笔下的《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是的，是《天上的街市》。

　　那天上的街市，彼时彼刻正在告诉我，告诉我没有下错车站，告诉我真的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山东泰山脚下的泰安。

　　两天三夜的火车行程，终算是结束了。

　　山东泰安到了，可去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应往哪儿去呢？

　　恰时，正值深夜凌晨的四点多一点。天儿的颜色，似是一天夜里最黑糊糊的时候，负责学校新生接站的工作人员，也都还未开始新一天的接站工作。火车站的广场上，先时出站的人群，陆陆续续地也都四散离了去，身边的路人、陌生人也都越来越少，而且还在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去往他（她）们自己的下一站，我背着背包，怅然若失地显得越来越孤寂，甚至是于自己的心里显得有些害怕起来。

　　当我站在火车站广场的边沿的公路边，正在被孤寂和害怕给侵袭，且感到不知所往的时候，忽然，身边驰过一辆无车篷的货三轮，停在了前方不到十步远的地方的路边儿。

　　车上，一位中年男子，转过头来，用浓郁的山东口音，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儿。我先是看了看周边，见确认是在问我，见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后，我便走上前去，用贵州普通话说“我去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那中年男子说：行，上车吧，十元钱送你去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觉得要价十元钱太贵了。但是，在当时又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心里想着，只要能安全地到达学校，十元钱就十元钱吧！那中年男子，一边说着地儿挺远的，一边催促我先给钱。我给了他十元钱，上到货三轮的上面，坐到竖着摆放的长条凳子上，手紧抓着车斗的车架子，一边看着车行进的方向，一边看着远方山巅上“天上的街市”。一路都寻思着：如果，天上的街市看不见了，行进的路人越来越少了，如果真是被骗了的话，那自己肯定会背着一直在背上的包跳下车，然后迅速地跑离掉。

　　就那样揪着心，坐在车上行进着。

　　人烟虽说是越来越少了，不过车却总算是终于在右侧是街面、左侧是果园的丁字路口停了下来。

　　那中年男子右转过头来对着我说：“到了”。

　　“到了”？

　　就在我从车上下来感到疑惑，正在思索着是不是被骗了的时候，身子的右后侧走上来两个操着贵州普通话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

　　碰见他们的时候，还没问什么，一开口，双方都被操着贵州普通话的口音给吸引住了，彼此都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情绪给激动地感染着，并瞬间被彼此拉近了距离。

　　老乡见着了老乡，彼此间的话匣子被打开之后，便不关心旁的别的什么人儿和事儿了，以致不知道货三轮是于什么时候离开的？好像它离开的声儿，我也没有听见，可能是它离开的声儿从我的左耳进去后直接从我的右耳出去了。

　　我说自己是贵州铜仁思南的，到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读书。他们说他们也是贵州铜仁的，是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的在校生，因事刚从外面回来。他们一个是GZ省铜仁地区德江县的，叫梁宗涛；一个是GZ省铜仁地区思南县张家寨镇的，叫蒲先坤。

　　他们见我是新生，便齐齐地上来，帮我背背包，左右簇拥着我走过两边是苹果园的一道约二百米长的一段土路，然后到了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的校门口。

　　校门口的左边是一堵高约两米、长约十米的矮墙，矮墙上醒目地标着“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这十一个镂空的大字；右边则是一道电动的栅栏，连着一间门卫房。他们两个人跟房内的值班大爷打了一声儿招呼后，便带着我进到了校门里面。然后，带着我去了一栋楼房的一楼的楼道的尽头，再然后直接去到了在那楼道尽头的外侧的一间宿舍。

　　那宿舍，是梁宗涛他们的。宿舍有四张可以容八个人住的高低上下铺床。梁宗涛的床在靠左外侧的下铺，我便被他们邀请了坐在梁宗涛的床上。

　　坐在床上，我一边跟梁宗涛他们说着话，一边就像还在坐火车一样，火车轰隆隆的声响在脑子里一直响个不停。而我那坐在梁宗涛床上的屁股，也像是还在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一样在有节奏的动着，似是要去往下一站的下一站，在不停地轰隆轰隆地律鸣着。

　　梁宗涛他们见我于那两天三夜里未曾眯一眼的样子，都知道我实在是太累了，便叫我先睡一下，到吃饭的时候再叫我，然后便出宿舍去了。

　　不知道是到了什么时候，才没有了火车轰隆隆的声响？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倒在床上睡了去？也不知道自己睡了有多久？

　　醒来的时候，梁宗涛他们把早早从学校食堂打来的两个白面馒头和一大缸小米粥递到我的手里。

　　等着我吃完东西，他们又带着我去学校新生报到处报了名，帮我领取了被褥、脸盘、校服等等生活用品，然后送我去我被安排到的男生公寓宿舍楼409室，帮我铺好靠窗的左上铺的床铺，并归置好东西……。

　　就这样，我算是真正地结束了我的第一次出远门之旅，算是终于可以回答老师、同学“你从哪来”这个问题了。

　　你从哪来？你、你，又从哪来？

　　……。

　　至于，给父亲、母亲打电话、拍电报说平安？则只能作罢。

　　因为那个时候，打电话、拍电报，是个稀罕事儿。老家那里，甚至连接打电话，都只能先去区政府街上的邮电所，然后排队候听、候打。况打电话还费钱得很，况我当时还不知道邮电所的电话号码，况当时的我还未学会拨打电话和接打电话。

　　如此，报平安那事儿，只得留待到给父亲的信中去说了。

　　还好，世上的好人多。

　　我一路下来，就遇到了太多的好人。

　　从我离开云贵高原大山深处的寨子的那一刻起，便有太多的人，在祈求“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去到山东泰安那么远的地方读书，能平安”。

　　而我，还真就在他们的关爱下得到了一路的平安！

　　一路平安抵达山东泰安后，我终于成为了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的一名学生，正式开始了在山东泰安的学习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