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高迎祥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的庸才领导王自用死在了河南，高迎祥成功上位，成为起义军的首领。

　　高迎祥之所以能成为起义军中的佼佼者，除了本人能力外，他手下还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部队。明朝的正规军穿的是皮甲，而高迎祥的部队穿的是铁甲，号称“铁甲军”，实实在在的重装部队。可能有人会问，穿这玩意儿上战场，机动力不是大大减弱了吗？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高迎祥的铁甲军每人配备了两匹马，不仅防御能力突出，还善于奔袭。

　　受阻于卢象升后，高迎祥转战湖广、四川，打算在西南闹点事儿。朝廷以为，现在各镇巡抚、总督指挥不统一，应该专设一个职位来全权管理剿匪事宜，这个职位叫“五省总督”，看名字就知道，管五个省，是明朝历史上最大的地方官。

　　这个职位谁能胜任？

　　按能力与资历来讲，洪承畴是最好的人选。但现在洪承畴在陕甘宁一带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开身。

　　崇祯七年，明廷擢升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四川、河南、湖广五省军务。

　　陈奇瑜，山西保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年间曾在陕西任职，后来搞定不少起义军首领，履历很光鲜，能力也还行，算得上是个猛人。

　　但这样一个猛人最后变成了罪人，因为他的性格。历史多评价其：优柔寡断，长于谋，短于断。然而真正优秀的一把手不仅需要谋划，还需要决断，很可惜，陈奇瑜不具备这种能力。

　　崇祯很够意思，还把卢象升调了过来，协助陈奇瑜。

　　此时高迎祥又回到了陕西，他打算攻下一个地方——汉中。

　　汉中的作用在历史上很特殊，虽说位于秦岭以南，气候、习俗跟四川也相差无几，但元朝的统治者在建立行省制的时候，将汉中划给了陕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四川。

　　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四面环山，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之地，别人打进来难，但自己想打出去也不容易。所以极易产生割据势力，如后来的张献忠，李自成都死了，他还在四川折腾。有言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出现，所以元朝统治者将汉中划给了陕西。

　　汉中作为四川的北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刘邦要出川，要打汉中。刘备和曹操争天下，同样也要打汉中。

　　汉中的北边，就是西安。

　　陈奇瑜洞悉高迎祥的想法，马上做出了应对，具体安排如下：

　　派唐通守汉中，守住就好；贺人龙守略阳；杨正芳守褒城；陈奇瑜本人则驻扎在洋县。最后给卢象升分配了任务——把守要害，慢慢打。

　　对于陈奇瑜的应对，我十分好奇，并且曾经在地图上找过这几个地点，发现此人确实不简单——这几个点连起来正是一个包围圈。

　　就这样，陈奇瑜在外面围，卢象升在里面打。高迎祥想回四川，但后路已经被卢阎王切断，只能一边打一边退，哪儿有路往哪儿走。照地图来看，陈奇瑜这个包法，是没路的。可以确定的是，高迎祥脚下的路，是陈奇瑜让出来的。

　　现在领会到慢慢打的精髓了吧，说白了，卢象升的任务就一个字——赶。就这样，高迎祥来到了那个决定他命运的地方——兴安。

　　兴安，今天叫安康，在陕西东南，陈奇瑜之所以把地点选在这儿，是因为这儿有个峡谷——车厢峡。因为很像车厢，所以叫车厢峡，之所以像车厢，因为它四面全是山，中间有四十里的空地（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

　　有点《三国演义》中上方谷的味道，它俩有个共同特点——易进难出。

　　高迎祥进去了，与他一同进去的还有李自成、张献忠。当时天下大雨，道路泥泞，起义军又冷又饿，山上还时不时招待些石头、火把，苦不堪言。这一围，足足围了两个多月。

　　卢象升觉得，高迎祥完了；张献忠觉得，高迎祥完了；高迎祥觉得，自己完了。包括后来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如果此时陈奇瑜一鼓作气，起义军将全军覆没，自然也就没了李自成这帮猛人，明朝何时亡还真不好说。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很奇妙，它想给更多的人出场机会，让这个平凡的舞台更加精彩。《三国演义》中老天给司马懿送上了一场雨，而此时，同样给高迎祥送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顾君恩，是李自成的下属。

　　顾君恩建议，事到如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投降，不对，应该是诈降。

　　李自成与高迎祥交流了想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活命，于是高迎祥给陈奇瑜送了礼，并表示：只要陈大人网开一面，放了我们，我们回去后保证做良民！

　　陈奇瑜信了！

　　不费力就平定叛乱，何乐而不为呢？并且好人当到底，送佛送到西。不仅收编了这三万多起义军，每一百人派一个安抚官护送回乡。而且下令，各地还得拿出粮草接济这些“良民”，所到之处官府还不得拦截。

　　完了！

　　高迎祥前脚刚踏出山谷，后脚就把五十个安抚官全部杀掉，又开始折腾。事后，陈奇瑜被崇祯撤职，充军去了。

　　第一次能一举铲除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三巨头的机会就这样没了，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