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了客氏，搞定了崔呈秀，崇祯并未马上动手，这期间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不断。

　　天启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了。

　　贡生钱嘉征上疏，细数魏忠贤十大罪状，言辞犀利，内容简明，随便一个罪名魏忠贤就得掉一个脑袋，和当年杨涟上的“二十四大罪”有得一拼，具体罪名如下：

　　一、与皇帝平起平坐（并帝），自称“九千九百岁”，只比“万岁”少一百岁；二、藐视皇后（蔑后）；三、搬弄兵权（弄兵），私养内操军；四、目无主子，藐视历代先帝（无二祖列宗）；五、克扣朝廷对有功藩王的封赏（克削藩封）；六、目无圣人，建祠配祭孔子（无圣）；七、任用狐朋狗友，结党营私，胡乱封爵（滥爵）；八、掩盖边功，瞒报朝廷（掩边功）；九、剥削百姓，压榨人民，滥杀无辜（脧民）；十、买通内监，混入朝中（通关节）。

　　所谓：罄南山之竹，不足书其奸状，决东海之波，难洗其罪恶。

　　落款：圣主当阳，有敢言之士，万死何辞焉！

　　所谓贡生，就是在国子监（中央官学）读书的学生，这群人年轻气盛，写出来的东西一针见血。此奏疏一出，崇祯帝叫来魏忠贤跪下，当面叫人拿着钱嘉征的奏疏朗读，十大罪全部坐实，大快人心！

　　虽然罪状坐实，但魏公公实在不想死，虽说离九千九百岁差得远，但能多活一天是一天，于是不想死的魏公公找到了一个人，希望此人能帮他。

　　这人叫徐应元，是魏公公以前牌桌上的赌友，也是一名太监——崇祯的贴身太监。

　　徐应元建议：辞官。

　　准确来说，辞官确实是当下最好的办法，魏忠贤明白，这个十七岁的新君不像朱由校那样好糊弄。“十大罪”定下来，里面随便一条都得掉脑袋，辞官虽说放弃了权力，却能保住一条小命，再带点钱财，至少后辈子吃穿不愁。

　　二人很有把握，因为他们明白，崇祯是不会赶尽杀绝的（至少现在不会）。现在朝中阉党遍布，树大根深，并且有一部分人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依附在阉党门下，也不能算是阉党。如果要将阉党连根拔起，那对明朝的中央政府将会是很大的打击。

　　第二天，魏忠贤去找崇祯辞官，果不其然，崇祯答应了。一切还不算太坏，魏忠贤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

　　明朝官员有着见风使舵的优良传统，随着魏忠贤的倒台，大批官员纷纷倒戈，唾骂阉党，一时朝廷乌烟瘴气。但魏忠贤不知道，此时的崇祯早已不再是光杆司令，很快，徐应元帮助魏忠贤的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崇祯先是佩服魏公公的关系网，然后处罚了徐应元，最后下令——将魏忠贤贬去凤阳守皇陵。

　　为了表明决心，魏忠贤走的时候带了不少钱，人也不少（1000人），车照样不少（40辆）。隐含的意思是：皇帝陛下，我不跟你争权了，只求留点钱踏实过日子！

　　魏忠贤不会明白，他没有和崇祯谈判的资格，从李庄妃（东李）去世的那一刻始，结局就已经注定——“我一定会报仇，取你的命！”

　　这是十七岁皇帝朱由检的最终目的。

　　魏忠贤的这一举动使崇祯彻底愤怒，当即下令锦衣卫捉拿魏忠贤回京。

　　此时的魏忠贤正在阜城南的一间客栈与同行的太监李朝钦等饮酒，听说出动了锦衣卫，他明白，一切已无力回天。当夜，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从一个无名的小太监到魏公公（厂公），再到九千九百岁；从一无所有到权倾天下，再到孑然一身，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想到这些，魏忠贤不禁感慨，与太监们痛饮至四更后，上吊，死了。

　　而那首歌，在史料中的名字叫《桂枝儿》，也叫《五更断魂曲》，据说唱歌者早已在此等待，为魏忠贤送行，这首歌也是魏忠贤的祭歌。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六日，明朝最大的权奸，最不要脸的太监、地痞、流氓、人渣就此落幕，举国欢腾！

　　两个月后，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疏，请求为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士正名。

　　倪元璐，天启二年进士，当时录取他的老师是袁可立。袁可立虽说不是东林党，但作为孙承宗最可靠的战友，跟东林党的关系自然不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倪元璐完美地继承了袁可立的性格，不吃软、不怕硬，一心死磕，坚持到底。

　　但是倪元璐的这一封奏疏并未受到崇祯的重视，还遭到了阉党残余势力的诋毁，倪元璐并不气馁，继续上疏。由于倪元璐的坚持，一些大臣开始支持倪元璐，朝中政治局势逐渐明朗，政治环境也逐渐好转，一场对阉党残余势力的清算运动即将开始。

　　而此时的浙江宁波，一位十九岁的少年收拾好行囊，写好申诉状，准备进京为父申冤，这位少年名叫黄宗羲，是东林党智囊黄尊素的儿子，临行前，他带了一把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