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这样说道：明亡于党争。

　　从“争国本”到“三案”，再到后面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最后明朝都灭亡了，南明还在搞党争（楚党与吴党）。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死前说了一句话，表达了对党争的愤怒：文臣个个该杀！

　　万历二十二年，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被削官回籍，这件小事是一切的开端。在故乡，顾宪成与弟弟顾允成办了东林书院，与一些罢官废吏包括在职人员来往。借讲学为名，实则讽刺朝政、臧否人物。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了一个党派——东林党。

　　顾宪成因创办了东林书院，所以又被人称为“东林先生”，成为东林党的开山鼻祖。东林书院那副由顾宪成亲自提笔的对联，更是如雷贯耳——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党派改变了明王朝的命运，并为明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种子。

　　万历后期，一些官僚为了对抗东林党，逐渐组成了另外几个集团——浙党、齐党、楚党等。其实把前面的三案结合党争来看，也不是那么玄乎。梃击案发生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三年，就在前一年，内阁首辅换了人。原先的叶向高是东林党人，而现在的方从哲是浙党。

　　梃击案爆发，嫌疑人直指郑贵妃，东林党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加上现在担任首辅的是浙党的方从哲，于是纷纷上疏，指责内阁护卫太子不力，并打击郑氏一族的势力。

　　东林党跟郑贵妃是没仇的，那为何要屡屡为难、针锋相对呢？初读明史，或者对明史理解不深的人，会形成一个误区。认为东林党是正派人士，为此打击邪恶的郑贵妃集团。

　　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尽量讲得不那么抽象，可将其归纳为四个字——政治利益（也可以说是政治资源）。东林党虽说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但也绝不是善男信女，要放到底层社会，也就是一群有文化的流氓。

　　当时朝中的“政治资源”有两个，一是朱常洛，还有一个是朱常洵。拥戴朱常洛，就必定与郑贵妃集团为敌，不仅如此，还要与万历为敌，因为万历本人的态度是支持朱常洵。

　　跟皇帝作对其实在明朝来说，实在不是啥新鲜事儿，从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到现在的“争国本”。明朝的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这又得聊聊明朝的风气。为了防止后代出现昏庸无能的子孙，朱元璋设立了御史言官的制度，允许这帮士大夫上疏皇帝，起到监督皇帝的作用。可能今天一位姓王的给事中告诉你要勤于政事，明天一位姓张的御史告诉你晚上要注意身体，不要乱吃药。这类现象在明朝屡见不鲜。而在御史言官眼中，骂皇帝实在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是要被当作榜样的，甚至有些极端分子不惜杀身成仁，以求名垂青史。

　　而他们的上疏内容，主题基本上都是些祖训、祖制，理直气壮，你不遵照还不行。拥戴朱常洛，正是因为他是长子，明朝的祖制就是“立嫡立长”，朱常洛就是东林党的政治资源，东林党花这么多心思无非就是投资，说白了就是为了两个字——利益。

　　当然，梃击案中东林党人小看了万历。万历虽然不上朝，但却不傻，这群老狐狸既然敢公开叫板，肯定就不怕皇帝，从“国本之争”开始万历就深有体会。但国家的运作离不开这群人，如果事情继续闹下去，将会捅出一篮子事，到时候局面不好收拾。加上事情牵扯到自己的宠妃郑贵妃，于是万历不准备再查下去。

　　但东林党人依然喋喋不休，打算抗争到底。关键时候，一个东林党人看清了局势，他觉得再闹下去要出事。此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事关东宫（太子），不可不问；事关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

　　我第一次看这句话时十分惊讶，究竟是什么人能有如此卓越的政治眼光？清代文学家方苞曾这样评价明朝灭亡的原因：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

　　说这句话的东林党人，正是孙高阳。孙高阳者，孙承宗也。此人在明朝二百七十年的历史中（特别是明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留在后面隆重介绍。

　　经孙承宗一说，东林党人看清了局势，此时确实扳不倒方从哲与郑贵妃，梃击案也就不了了之。

　　再说红丸案，方从哲是万历留下的顾命大臣，朱常洛出了事，方从哲脱不了干系。李可灼献第一粒红丸的时候朱常洛有所好转，便赏了李可灼，没想到第二粒的时候直接挂了。方从哲代拟遗诏时，为了撇清关系，将朱常洛赏赐李可灼的事写了出来，不料打草惊蛇，被东林党人群起而攻之。

　　梃击案动摇了方从哲的首辅地位，红丸案直接导致了方从哲的失败。朱由校即位后，东林党人纷纷弹劾方从哲，方从哲迫于压力，只得辞官。借移宫一案帮朱由校上位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纷纷被委以要职，其中刘一燝代替方从哲，成为新一任首辅。

　　几个月后，原先被罢免的叶向高也被召了回来，继续担任首辅。至此，东林党的势力达到极盛，遍布内阁、六部、都察院，迎来了“春天”。

　　这次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的斗争在经历三案后，以东林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明朝内部的局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连死了两个皇帝，关外的努尔哈赤也没闲着，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