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轮下来，虽说崇祯对周延儒的态度发生了微妙改变，但温体仁明白，这还不能撼动周延儒，而且这位年轻的皇帝很聪明，在他的眼皮底下过招绝对不能有大动作，他静静蛰伏着，等待着机会。

　　终于，机会来了。

　　温体仁能够战胜周延儒，原因之一是他比周延儒更奸，但更重要的是，他摸透了崇祯，他太了解这位领导了——刚愎自用、做事急于求成、对大臣没有信任感。所以他尽量伪装，伪装成领导喜欢的样子。

　　温体仁制敌的一招在于崇祯对太监态度的转变。

　　崇祯刚上台时，魏忠贤把持朝政，他甚至不敢吃宫中的食物，被折腾得够呛，那时的崇祯是很讨厌太监的。

　　当皇帝久了，崇祯渐渐发现：士大夫负国家，文官贪财不要命，武将爱钱又怕死。这些大臣整日争权夺利，没一个好东西。特别是在袁崇焕死后，崇祯深有感触，这种观念贯穿于他当皇帝的整个时期。

　　文臣不可信，武将也不可信，那就只有太监了，于是崇祯又逐渐开始使用太监督军政。崇祯认为，太监由于自身的缺陷，不会钩心斗角（文化水平有限），做事效率也不错（不拖家带口）。这些太监就像崇祯的眼睛，死死盯着在外的武将和在内的大臣。

　　温体仁不愧为老狐狸，他敏锐地察觉到崇祯这一心思，并很快做出了应对。

　　崇祯六年，中官王坤弹劾翰林修撰陈于泰，说他盗取功名。

　　这里面大有讲究，我来解释一下。陈于泰是崇祯四年的状元，当时录取他的是周延儒，前面提到过，他跟周延儒还有姻亲关系。中官，说白了就是太监，主要照顾皇帝的起居，按规矩来说是没有资格弹劾大臣的。

　　这正是温体仁的毒辣之处，他逮住了崇祯的心思，指使王坤弹劾陈于泰。很快，周延儒一边也做出了反应，立马有人上疏说王坤越权，背后有奸人指使。两派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给事中王志道站了出来，将战火引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明代的言官，最大的特点就是“和稀泥、出风头、无事言事”。王志道将言官精神发挥到极致，说道：“内臣确实越权，但辅臣也有领导责任。”说了一通，相当于没说，本以为一番滔滔不绝后能给领导留个印象，但崇祯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崇祯愤怒了，大声说：“你们这一个个大臣，以为跟太监划清界限就一身清风了吗？以为参劾内臣自己就没一点渎职行为吗？在我看来，你们不过是想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罢了（落于史册只图好看）！”

　　随后，指着王志道说：“你这么会说，讨论军国大事的时候也没见你说两句。”王志道无以回应，周延儒见势不妙，连忙向崇祯求情，王志道被贬官回家。

　　至此，周延儒算是彻底磨没了崇祯的耐性，温体仁全面占据上风，周延儒已经退到了悬崖边上，只需轻轻一碰，便能坠落下去。

　　这位叱咤一时的状元郎，终将败在自己的性格上。

　　后来，在周延儒与官员的争辩中，一个猛料被爆出来——周延儒曾说：“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即改留，颇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

　　周延儒十分高调，说：“我的能力很强，甚至有回天之力，当今的皇上不过是羲皇上人罢了。”所谓“羲皇上人”，是指无忧无虑的闲人。

　　此言一出，犹如一颗炸弹，任你周延儒再大的本事，也会粉身碎骨。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迫辞职。这个讲义气的人曾经亲手将自己的哥们儿拉进内阁，最后却被自己的哥们儿一脚踹了出去。周延儒走后，温体仁代替他，成为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后，本本分分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一副诚恳认真的模样很得崇祯赞赏。

　　除了工作，业余活动就只有一个——整人。

　　温体仁很聪明，整人从不亲自动手，一般都是由小弟提出，然后自己再添点油加点醋，让崇祯来决断。用人也差不多，让小弟说，自己随便夸赞两句，这事儿就成了。

　　很多官员开始弹劾温体仁，但奏疏上去，就没了。不是被温体仁截下了，而是都到了崇祯那儿，事实上崇祯也看了，不过没管。越是表现得无助孤独，越是能博得崇祯信任，因为崇祯不管你无不无助，只要你不结党，什么都好说。这就是温体仁的生存法则，凭借此法则打破了崇祯朝的首辅任期纪录。

　　时人有言，崇祯遭瘟（温）。

　　而温体仁之所以被列入《明史·奸臣传》，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坏，相反这个人很有能力，也很自觉，不吃黑心钱。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能整人了，整垮钱谦益，整垮钱龙锡，整垮周延儒，就连后来崇祯的老师文震孟，也都被他整垮。搞垮后就拉人，拉小弟，以至于整个朝廷全是他的狗腿子，到头来崇祯还以为他不结党。

　　我想到一个对温体仁恰当的评价——他是一个奸人，弄权有余，治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