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署完辽东事务后，孙承宗把辽海的防务交给了一个人。

　　辽海，就是辽河以南至海的地区，熟悉中国地图的都知道，辽宁与山东仅隔一海，在山东驻军，就可以自海上从后方牵制努尔哈赤。现在，驻扎在登莱（山东）的人叫袁可立。

　　袁可立，孙承宗最可靠的战友，天启皇帝的另一位老师，努尔哈赤最痛恨的人（没有之一）。后来清朝人修《明史》，收录了无数人物，有吹捧的、有贬低的、有入《贰臣传》的、也有入《奸臣传》的，还有——注销身份的（不给立传）。一般来说，后朝为前朝修史，不管该人该事产生了如何影响，都应客观反映事实，不带私人感情。但是对于袁可立，清人直接注销其身份，要是没有文人墨客的私人笔记，这类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万历十七年，袁可立中进士，授苏州府推官（七品），所谓“推官”，主要工作就是审理案件，其职能类似于今天的法院院长。

　　苏州，作为明朝排名第一的“进士之乡”，为帝国输送了大量知识分子。苏州向来人杰地灵，是才子佳人、文人墨客的聚集地，文化氛围实在浓厚。当然，文人多，政客也不少，如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全是苏州人，所以这块地儿有着错综复杂的官场网络。没准张三的亲戚是内阁首辅，李四的朋友是六部尚书，因此在苏州当官的都格外小心，生怕得罪张三李四。

　　袁可立是个例外，在担任苏州府推官时，就曾干过一件“光辉事”。

　　当时的应天巡抚李涞与苏州知府石昆玉有矛盾，于是李涞诬陷石昆玉贪污公款，事情越闹越大，闹到了万历皇帝那儿。于是万历派人严查，结果是子虚乌有，石昆玉被冤枉了。朝廷议论纷纷，弹劾首辅申时行的奏疏不断，原因是申时行跟李涞有交情。

　　一件小事竟牵连到内阁首辅，南直隶的官员提心吊胆，无一人站出来为石昆玉说话。关键时候，推官袁可立站了出来，接手此案。经过一番调查，确定石昆玉被冤枉，李涞栽赃陷害。袁可立当着众人，严厉批评了李涞，毫不留情面，李涞羞愧难当（中丞愧甚，举屏自障），随后自请辞官。

　　李涞是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应天，四品官员。而袁可立的身份是七品推官。此事后袁可立不畏权贵的事迹开始流传。袁可立绝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事实上，他一生将此项精神贯彻到底，不吃软、不怕硬，敢于直言，刚正不阿。

　　因为政绩出众，在后来的吏部考核中，袁可立升任给事中、山西道御史，成为一名言官。虽说级别没变化，但权力大大提升，跟皇帝有了交集。上任不久，袁可立充分发挥其“二杆子精神”，上了第一道疏。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不仅如此，还被扣了一年工资（御史袁可立请录谪臣，不许，夺岁俸）。

　　解释一下，所谓“谪臣”，即被贬、流放的大臣。当时正值“争国本”，万历与大臣就“立太子”一事闹得不可开交，不少大臣纷纷离职、被贬、流放。而袁可立此时这一奏疏上得相当“及时”，请求录用这些大臣，侧面指出了万历的错误，被打脸的万历大怒，立即处置了袁可立。

　　但是，袁可立越战越勇，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久后，他又上了第二道奏疏，内容大致是：现在西边鞑靼作乱，东边倭寇横行，你作为皇帝，宠信郑贵妃（后宫）、不上朝（朝讲久废）、不干活（章奏不答），以致朝纲废弛，实在不应该啊！

　　此封奏疏一上，万历气得头冒青烟，二话不说，将袁可立革职为民。

　　袁可立在家待了二十余年。二十四年后，袁可立再次出山，因为——万历死了。泰昌元年，袁可立复出，担任尚宝司司丞（六品）。天启元年，升任尚宝司少卿（从五品），类似于副掌印官，掌管皇帝玉玺、印章等。

　　随后历任太仆寺少卿（四品）、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通政使司常务副司长）。天启二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此时袁可立六十岁。

　　袁可立到任后，招抚流亡、打造装备，仿照戚家军的训练方式练出了一支精锐的水军。遗憾的是在努尔哈赤的军种里是没有水军的，袁可立时不时率军横渡渤海，进攻辽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努尔哈赤如芒在背，每次出兵都得回头望两眼，生怕袁可立在后面捅刀，恶心得不行。

　　但最令努尔哈赤恶心，同时也是袁可立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干的两件事——策反一人，提拔一人。

　　策反的人叫刘爱塔，提拔的人叫毛文龙。

　　刘爱塔，本名刘兴祚，辽东人，早年因犯事儿逃到建州，投奔了努尔哈赤，深受努尔哈赤器重，是后金集团里地位仅次于李永芳、佟养性的第三号汉将，也是第二位被清朝注销身份（不给立传）的人物。

　　虽说刘爱塔拿着努老板丰厚的工资，在后金混得风生水起，但他实在是一个吃里爬外的人，当然，对于努尔哈赤来说。

　　跟李永芳不一样，刘爱塔虽说投降了努尔哈赤，但他还留有一样东西，李永芳没有——良心。

　　在跟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时，刘爱塔目睹一个个辽东百姓惨死在后金的弯刀下，一个个家庭被后金的铁蹄踏碎。而他，本是其中的一员，现在却变成了持刀者。

　　努尔哈赤的暴行唤起了刘爱塔的良知，他打算回到明朝。在袁可立任登莱巡抚后，刘爱塔积极联系，打算叛金归明。不料事情泄露，被手下告发，可能是努尔哈赤太器重刘爱塔，接到消息第一时间，不信，派大贝勒代善前去调查。一查，果然属实，努尔哈赤大怒，下令杀了刘爱塔的弟弟刘兴仁和那位告密者，同时在复州大开杀戒，一万多男丁死于后金屠刀之下。

　　事后，努尔哈赤严审刘爱塔，但刘爱塔矢口否认。可能对刘爱塔感情太深，努尔哈赤此时仍然不打算杀他，只是将其降职。当然，也有人说刘爱塔为了活命，将罪名推给了弟弟，结合他后面为了回到大明王朝的怀抱，不惜抛妻弃子的行径，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刘爱塔没有放弃，继续与明朝秘密联络。终于，机会来了。此时已经是五年后（崇祯元年），刘爱塔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跟他长相极为相似的囚犯，将其灌醉烧死，伪造成自杀的假象，孤身一人逃往明朝。

　　这一次他成功了，终于回来了！而此时袁可立已经下课（拜魏忠贤所赐），他的新领导叫袁崇焕。但袁崇焕似乎对他并不感冒，也不器重，尽管他作战勇猛，每次冲在最前面。终于，在最后的一次冲锋中，刘爱塔结束了他的生命。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明金角逐中，刘爱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的折腾，袁可立能趁机收复旅顺、金州、复州等辽南诸卫，开辟了辽南新战线。也正因如此，这位深受努尔哈赤器重的汉将后来才被清朝注销了身份。

　　接下来说提拔的人——毛文龙，同时也是第三位被清朝注销身份的人物。

　　毛文龙，字振南，山大王，骄横跋扈，无人能管。早年在王化贞手下任游击，后来辽东失陷，与手下两百余号人被搁在了后金后方。

　　由于身处敌人腹地，没有援军、没有物资，摆在毛文龙面前的就两条路：死战、投降。

　　但是，他选了第三条路——下海。

　　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东临朝鲜，北边是后金，西边与辽东隔海相望，战略位置险要，毛文龙的目标正是此处。

　　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在前线拼杀之际，夺了后金的皮岛，并在此地安了家。一面安置辽东难民，一面开垦造房，一面做海上生意。摇身一变，从昔日的小游击变成了毛岛主。

　　毛文龙在后金的屁股后安了家，朝廷接到消息，大为赞赏，并要求他努力生产，搞好岛内建设，有空为国家贡献力量。一时间，周围不管是难民还是商人，一股脑儿往岛上涌，个别在后金混不好的人也来投奔毛岛主。于是，这方小岛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从最早的两百号人变成“百姓百万”“将士数万”。

　　虽然毛岛主在岛内有产业，能自给自足，但仍时不时来后金抢点东西，抢完就跑，后金还拿他没办法，因为八旗军全都是旱鸭子。努尔哈赤用兵，一听说毛文龙出动，马上下令撤退。后来皇太极打朝鲜，毛文龙也时不时前来搅局，很烦。不敢动他（没水军），也不敢跑远了（怕背后捅刀），还时不时被抢，你说气不气。

　　鉴于毛文龙的出色表现，袁可立多次上疏请求给予表彰，并在物资上给予大力支持。于是毛文龙一路平步青云，从副总兵升任总兵，再升任左都督。

　　据史料记载，毛文龙有着严重的经济作风问题，早年游手好闲，当了兵后更是骄横跋扈。按规定，明朝的游击、参将、总兵所能带领的士兵数是有标准的，官越大，兵力越大，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一般来说，游击跟参将所辖兵力就三五千人，具体听从总兵（省军区司令）的分配，没个准儿。总兵的兵力大概一万人左右，当然，也有例外，九边（重点军区）的总兵所辖兵力稍微多点，其中又以四镇最为重要——宣府、大同、蓟州、辽东，这四镇总兵所辖兵力可达十万以上。明朝末年的兵部数据统计，辽东有二十万的兵力，显然这是瞎扯的。实际上，自萨尔浒、辽沈、广宁战败后，明朝在辽东的地盘就那么点儿，皮岛、宁远、锦州、山海关几处的兵力加起来最多十万出头。那么多出来的十万是哪儿来的？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吃空饷。

　　本来兵部登记的士兵只有十万人，户部就按十万人的工资拨款，但聪明的将军们每次在向兵部报备士兵数的时候，总要多说点。就这样，你多说一点，我多说一点，多了十万人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多出来的款不会落到士兵手里。这类现象在明朝普遍存在，不过辽东军区最为严重，毛文龙就是代表人物。

　　其实毛文龙的问题朝廷是知道的，但实在没办法。后来有不少人建议，撤了东江镇（皮岛），袁崇焕也说撤了吧，朝廷说不行，撤了谁来恶心努尔哈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孙承宗与袁可立，一个管陆，一个管海。有这两位大爷管着，努尔哈赤屁都不敢放一个。于是，他放弃招惹孙承宗，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孙承宗经略辽东四年，努尔哈赤便安分了四年，大明东北四年无大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