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皇宫清幽静谧,充满了肃杀之气,而延和殿内更是沉闷的可怕。
左右内侍都是揣摩帝王意思的俱是深低着头,噤若寒蝉,不时从御案上传来奏章翻动的声音。
「绍圣三年生辰使,正使时彦,副使曹胫,拜受香药酒,首开先例,隐瞒不报。
......
绍圣四年生辰使,正使范镗,副使向縡,拜受香药酒,隐瞒不报。
.......
元符元年正旦使,正使林邵,副使张宗禼,拜受香药酒,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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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元年生辰使,正使蹇序辰,副使李嗣徽,拜受香药酒,移宴客省,私受马匹与绢布,皆隐瞒不报。
......
元符二年正旦使,正使王诏,副使曹曚,拜受香药酒,隐瞒不报......」
一个蹇序辰,牵出一群出使辽国的官员,还没一个是无辜、干净的,堂堂大宋竟无一人可争国体,廷对的时候个个口中都是家国天下。
看完制勘所呈上的对蹇序辰的最新调查结果,赵煦简直难以置信,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这群所谓的俊才真的是自己精挑细选出来的吗?赵煦欲哭无泪。
这一条条,一桩桩,触目惊心,仿佛一个个巴掌打在自己脸上,赵煦非常难受,胸中愤懑难以言喻,这几年自己派出的都是些什么使臣啊?
气的赵煦直接把奏章重重拍在桌上,内侍表示很慌,条件反射下直接吓得跪下了。
历来出使辽国就是个美差,出去一趟,随随便便就能混个资历,日后升迁自是不在话下,若是聪明机敏之人还能资历与财物双收,所以一直被视为一种优待。
如欧阳修、富弼、包拯、苏颂、余靖、韩琦、苏辙、苏轼、王拱辰、沈括、吕大防、张方平、韩忠彦等北宋名臣均出使过辽国,甚至有些人还不止一次担此大任。
这些名臣中当过宰相的就有不少,更别说其中绝大部分都当过宰辅,导致不少官员都将使辽看作是宰辅的预备队,不过也不能怪他们,毕竟这阵容确实太过耀眼。
赵煦也确实是这样想的,即便他再怎么信任章淳、曾布、蔡卞这等绍圣旧臣,也是需要为朝廷的将来储备一批栋梁之臣。
而最近几年派出的使臣,更是赵煦精挑细选下认为能当大任的,将来入职宰辅也不过是顺礼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就像赵煦自己刚亲政之时,亲自从百官中一个个挑选、试用,才筛出了章淳、曾布、蔡卞这等“绍述”大才,帮助赵煦完成了“复仇”。
想到自己拔擢几年的这一批青年官员是这种品质,赵煦不禁陷入深深的怀疑当中,是自己眼光变差了还是这群人太飘了?
赵煦不由又想起自己近两年特意拔擢的郭知章、赵挺之等人,月前也让他们出使辽国了,不知道他们又是否会让自己继续失望。
被打击的很惨的赵煦还是收拾了一番心情,继续批阅奏章,其中一封太学博士陈师道的奏疏引起了他的注意。
陈师道是苏门之人,理所当然的在赵煦心里是被归为元祐一派,陈师道也知道赵煦不喜,故任内几乎不主动上奏章,所以赵煦很好奇这位稀客有何见教。
大致翻看了,是推荐太学生文章的,没意思,赵煦正要合上奏章,却突然扫到一个人名,赵明诚!
赵煦近来多次见到这个名字,加上每天都看日报,其名已经简在帝心,自是再熟悉不过。
这下赵煦来了兴致,又从头细读过奏疏后,打开夹在奏疏里面的赵明诚私试答卷,这书法水平就让赵煦大为赞赏,细看其内容,更是内心震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比如,其中一道诗经题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出自《诗经·大雅·思齐》,原意是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使妻子也像自己那样为德所化;然后又作表率于兄弟,使兄弟也为德所化;最后再推及到家族邦国中去。
这三句颇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孟子》也引用过此句以阐述推广德行恩惠对天下太平的重要性,出此题之意也是想让应试者从这些方面去答题。
赵明诚借用孟子等人的例子,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德行与恩惠尚且需要经过在家里试行然后推广到整个国家,那朝廷出台的政策为什么不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点过程呢。
一个政策如果不经过试点直接推行全国,即使在朝堂上考虑的再全面再具体,实际施行过程中也势必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若是官员处置还失当,更可能直接酿成惨剧。
接着,赵明诚提到政策施行如果进行试点,那么在试点过程中,就可以提前发现其弊端,制定出详尽的施行办法,不至于施行全国时出现手忙脚乱、朝令夕改的现象而空耗国力。
另外,试点也具有示范作用,上至百官群臣,下至庶民百姓,均可以在试点阶段看见其效果,再做置评,大臣们也能借试点的示范效果更好的推行新政,减少阻力。
然后,赵明诚将试点引申到新政的施行,变法派可以由试点看出自己的问题,加以改正,并用施政后的效果来说服守旧派;而守旧派亦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而不是满口的祖宗之法,或者搬出二后放大招,更不是纯粹的为了反对而反对。
守旧派监督新政提出改善建议,变法派完善新政并逐步从试点推开,两党完全有理由可以共存,根本没必要进行党争,二者互补总结得失利弊进行完善,最后再推行至全国,又何至于有党争之祸。
最后,赵明诚表示,事实胜于雄辩,再多的嘴炮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要改革,要推新政,就要做好试点及监督工作,这才是一项好政策的必经之路。
赵明诚这篇经解之论显然不拘泥于传统的观点,彻底跳出了大家都写惯了的舒适区,直接另辟蹊径。
而且还不是那种强行为了新意而进行的穿凿附会,确实见解独到,至少在大宋,这种论点还是相当有冲击力的,毕竟此时包括皇帝与士大夫都是整体施政的思维。
br /s:本来想贴自己写的一段文言文阐述的,考虑到自己并不是古文大家,又影响阅读体验,还是不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