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和范纯仁并行许久。吕公著脸上布满忧思，对范纯仁道：“这些年朝廷官员更迭，如今的朝堂基本上都是在王介甫推行新法下培养出来的官员。
然而官家登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后，旧臣陆续重回朝堂，已让这些官员们惴惴不安。再加上执政大臣们的连续更换，最近谏官们又连续三次弹劾，这些都给原本在朝为官的官员们释放一种不好的信号，那就是先帝任命的官员们早晚都会被弹劾离朝。
这些人为保官位，难免不会先下手为强，赶走重回朝廷的旧臣。到时官员们互相弹劾，连翻旧账，朝堂将永无宁日。”
范纯仁道：“我也有此担心。”
吕公著道：“需得想个解决之法，让大家和解，既往不咎，如此才能安心在朝，专心辅佐官家。”
范纯仁道：“晦叔可有良策？”
吕公著道：“官家年幼，此事需得太皇太后出面。最好能下诏告知百官无论过去做过什么都一笔勾销，任何人不得再以旧事弹劾他人。”
范纯仁道：“这样再好不过。人都会犯错，只要改过自新就应当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冤冤相报何时了，希望大家能放下过往的恩怨，重新开始。”
吕公著道：“我明天就去找太皇太后说明此事。”
范纯仁道：“那就有劳晦叔了。”
六月二十六日。
经过吕公著的劝说，尚书右丞吕大防在太皇太后的授意下起草诏书：先帝继位以来，讲求法度，务在宽厚，爱物仁民。
然而在官员中有人不能理解朝廷本意，肆意揣测意旨，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此弊端积蓄已久，这就是群臣谏言之所以没有停息的原因。
所以朝廷需要惩治罪恶、革除弊端，端正风俗，修振纪纲，这些都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不得已而为之。况且罪行显露之人已被正法，恶行巨大之人也遭贬斥，那么余下的人就应该忽略不足、宽恕琐事，不再追究，以免破坏天地祥和。
为国之道，应务必保全大体。在今日之前有涉及旧事的，一概不问，言官不得再弹劾，有关部门不得再治罪，让大家改过自新，共同回归美好的风俗。诏书布告朝野内外，大家务必体会朕的深意。
然而诏书还未正式下发就遭到了御史、谏官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在姑息养奸，不让人说话。
七月十一日。
朝廷诏书正式下发全国，大体不变，却删掉了最重要的“言官不得再弹劾”，诏书变成一纸空文。吕公著看着已经板上钉钉的诏书，除了叹息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朝廷宣布设立十科举士法。
数日后。
苏迈带着第二任妻子石康伯之女石雨桐、长子苏箪、和刚出生数月的次子苏符返回汴京。由于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数月前出任饶州知州，正好管辖德兴县。
吕惠卿将苏轼视为异己，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如今他的弟弟成了苏迈的上司，难免不横生事端。为了保险起见，苏辙上月初三替兄上书《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将苏迈召回汴京，等待授予其他官职。
晚上，苏轼从中书省返回家中，见儿子、儿媳、孙子们归来，开心不已，急忙命家仆前去通知苏辙一家。苏辙家和苏轼家住的很近，很快，两家人齐聚苏宅，共进晚餐，庆祝苏迈等人归来。
八月。
苏迈被任命为酸枣县县尉，虽然只在家停留一个月又要别离，但是这次的任所距离汴京仅数十里，可以不时回家探望，所以全家人对于这一任命颇为满意。苏迈拜别苏轼，带着妻儿前往酸枣县就职。
数日后，朝廷下诏恢复常平旧法，罢青苗法。
与此同时，司马光疾病发作，终日卧床不起，已不能入朝。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带病居家工作，殚精竭虑。铁打的身子也经不住日夜煎熬，更何况病体，司马康看着父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甚为忧心，但又无法劝说。他深知对于父亲来说，社稷比自身安危重要百倍，每日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伺候，以尽孝心。
九月初一。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病故，太皇太后闻讯悲伤地大哭起来，宋哲宗亦感涕不已，辍朝三日以示祭奠。死讯传遍朝野，苏轼等人闻讯皆悲痛不已。
中书省。
苏轼受命为司马光撰写神道碑的碑文和行状。神道碑的碑文用来记载死者生平事迹，是官方的行文；而行状用来记载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等，一般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写，日后也会作为撰写墓志铭以及史官立传的依据，所以这两篇永世流传的文章非同小可，必须深思熟虑后方可动笔。
苏轼思索许久，始终无法落笔。上次替王安石写诰命让他思虑再三，这次撰写神道碑的碑文和行状更让他心怀谨慎。司马光为人光明磊落，人无完人，不管其回朝后的做法是否合理，都是为了社稷安危，为了百姓幸福，所以对于司马光的夸赞之词，苏轼可谓信手拈来。然而多年遭受磨难使他深刻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今日的丰功伟绩，他日一笔勾销不过易如反掌。
宋哲宗年幼还没亲政，亲政后到底他是支持父亲宋神宗的做法，还是支持太皇太后的做法暂未可知，很多事情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定性。如果宋哲宗亲政后继承父亲衣钵，推行新法，那么这两篇如实记载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文章就成了罪证，苏轼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思虑许久，终于决定胡编乱造，为司马光回朝后推翻宋神宗新法的所作所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免日后留下隐患。
他在神道碑的碑文和行状中表明宋神宗早就想启用司马光，所以司马光回朝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司马光能有现在的位置和成就都是宋神宗的功劳。这样一来，如果宋哲宗延续太皇太后的做法，那么不管苏轼如何撰写都没关系，毕竟恩宠犹在；如果宋哲宗延续宋神宗的路线，那么司马光是为了感恩宋神宗才做了这些事，也无可厚非。
苏轼洋洋洒洒写完两篇文章后，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我能为司马公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