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宋哲宗与诸臣商议完朝事，侍御史虞策出列启奏：“启禀官家，臣要弹劾定州知州苏子瞻！苏子瞻当年任中书舍人，为吕吉甫等人所写的制词中语涉讥讪，望官家予以核实，并对此人严惩，以儆效尤！”（吕惠卿，字吉甫）

　　对方话音刚落，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启奏：“苏子瞻在先朝，被罢废已久，一直到元丰年间才先后被提拔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苏子瞻所写的文字，讥讽斥责先朝，引古证今，多引用衰世之事，以泄私愤。

　　他为吕吉甫撰写的制词中有这么一句‘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这不是讥讽先帝是什么！”

　　紧接着，御史台的官员们接二连三地上书弹劾苏轼。

　　由于前段时间范纯仁多次请辞被拒后在家养病，并未上朝，听闻苏轼又因讥讽先帝被弹劾，拖着年迈的身体进宫面圣。宋哲宗见他终于回来了，颇为欣喜。

　　范纯仁料想直接求情必定龙颜不悦，于是绕着弯劝说着：“臣听闻全部的御史台官员们弹劾苏子瞻撰写吕吉甫制词时，言语涉嫌讪谤。

　　熙宁年间，各项改革的法度出于建议之臣，只因各级州县奉行时多有不当，有违神宗爱民求治之意。

　　等到太皇太后垂帘之后，吕吉甫才因谏官之言，特行重罚，既然是重罚，苏轼的撰词自发有些诋毁吕吉甫。更何况如今弹劾苏子瞻的官员们很多都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提拔的言官，当时畏避不敢言，如今又观望形势开始弹劾。

　　如果官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将苏子瞻贬谪，恐怕会玷污太皇太后垂帘之圣明，妨碍官家彰显纯孝之德。”

　　他见宋哲宗不为所动，也不绕弯了，既然他们弹劾苏轼制词涉嫌讥讽先帝，那索性就事论事：“官家，吕吉甫被贬谪时，李邦直担任尚书左丞，如果苏子瞻所写的制词涉嫌讪谤，邦直又怎会签字同意制词下发施行呢？如今旧臣只有邦直还在朝堂，官家不妨问一下，看臣说的是否正确。”（李清臣，字邦直）

　　宋哲宗无法接话，只得闭目不言。

　　殿内鸦雀无声，范纯仁等了许久只得告退。

　　当年蔡确因车盖亭诗案被旧党弹劾，流放英州。岭南烟瘴之地的贬谪之路已关闭七八十年，自蔡确而重开。有官员建议将苏轼派往英州，至于对方拖着年迈的身躯能否活着抵达那里就看个人造化了。

　　于是，朝廷下诏罢去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定州知州，贬为左朝奉郎、英州知州。将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贬为通议大夫、定州知州，接替苏轼之职。（英州，今广东英德）

　　苏轼任命的诏书刚一下达，侍御史虞策再度上书表示既然苏轼坐实讥斥之罪，怎能让他做知州呢，罪罚未免太轻了。于是朝廷再次下诏将苏轼的左朝奉郎降为左丞议郎，但仍任英州知州。

　　数日后，中书侍郎范纯仁多次请辞，最终获准离京，改任右正议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

　　至此，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任用的旧臣除了一些顺应朝局公开支持宋哲宗恢复宋神宗新政的官员们留了下来，大多数官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贬谪。

　　而宋神宗当年重用的官员一部分已下诏调回汴京，另一部分虽身在外地，但也在不断晋升，如有需要可随时调回汴京予以重用。而章惇更是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荣登相位。

　　生者可以官复原职，荣登高位，死去的人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蔡确的儿子蔡渭坐不住了，上书哭诉其父车盖亭一案的冤屈，请求朝廷还父亲一个公道，于是朝廷追赠蔡确为左正议大夫。同日，朝廷又下诏已故王安石配飨神宗庙庭。

　　宋哲宗看着父亲的新法重新推行起来，该贬的官员也尽数贬谪，心中甚为欢喜，这些年的压抑与仇恨终于得到了宣泄，然而似乎还不够，为什么心中总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一切等章惇回京再说吧。

　　此时章惇正在赶往汴京的路上，路过沙县，陈瓘率领众人半道相迎。章惇素闻其名，单独邀请陈瓘同乘，并向其请教当世治国之要务。

　　宰相之位干系重大，陈瓘之所以闻讯后半道拦截，就是为了这一刻，对方既然主动提出，他便畅所欲言：“请让我以所乘的这艘船来打比方。船有一边偏重能行驶吗？显然偏左偏右，只要偏重一边，船随时都可能会翻。章相公明白这一点，船便可以畅通无阻地行驶。”

　　章惇默然。他何等聪明，怎会不知陈瓘话中深意，说白了让他平衡朝局，不再偏向任何一党。

　　陈瓘见章惇保持沉默，继续说道：“官家让相公您主持政务，敢问您准备先干什么？”

　　章惇沉思许久，双拳紧握，怒气上涌，厉声道：“司马君实奸邪，自然要先惩治他！”（司马光，字君实）

　　陈瓘摇摇头：“相公错了。您这样做就好比想要保持船的平衡，却将船上左边的东西放置到右边，那船不就翻了吗？如果您这样做，天下之人可能要对您失望了。

　　章惇心中怒火熊熊燃烧，语气极其不悦，咬牙切齿地说道：“司马君实辅佐太皇太后，独掌政柄，不继承先帝的新法予以推行，反而肆意大改，误国如此，不是奸邪是什么！”

　　陈瓘道：“不观察一个人的本心而怀疑他的行迹，这是不对的。如果因此将其指为奸邪，那么误国会越来越严重。”

　　说完见章惇不为所动，开始详细论述熙宁、元丰、元祐年间的政事，说到最后他表示：“元丰年间的政务不同于熙宁年间，原本富国强兵的志向推行下去早就变味了。温公（司马光）不明先帝志向，而用“母改子”之说，想要恢复仁宗朝的政策，而且又推行得太快，所以才导致如今乱糟糟的局面。

　　为今之计，相公您应当消除朋党，保持中立，主持公道，不偏不倚，如此才可以拯救国家，改革弊病。如果又把熙宁、元丰、元祐的事搬上台面，没法让众人信服。”

　　陈瓘辞辨忼慨，议论劲正，章惇虽然心情不悦，但对其说的话还是颇感差异。他思索许久后，道：“先生此言不无道理，我会考虑一下兼收元祐之政的。”

　　陈瓘见章惇说出此话，不由松了一口气，也算自己一番口舌没有白费。章惇命人准备饭食，邀其一同吃饭。两人又聊了些治国理政之事，随后陈瓘拜别章惇而去。

　　闰四月初三。

　　定州。

　　苏轼正带领官员们在田间视察，几个月以来定州一带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他俯身触摸着龟裂的大地，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这时一名衙役快马来报，京师传旨的使者已在衙门恭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