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入仕做一个好官，这些年即使命途多舛也不忘初心。他语气坚定地对苏辙说道：“我从未忘却当年的誓言，这些年我也一直这样践行着。我只是厌倦了无休止的党争，在朝廷的每一日我都如坐针毡，反倒不如在地方为官自在。
在京师为官和在地方为官，对于效忠朝廷、造福百姓而言，在我看来并无区别。这些年，我辗转各地出任知州，为百姓做了些切实可行的实事，我觉得很有意义，上对得起朝廷，下无愧于百姓。”
苏辙无力反驳，朝堂需要官员，地方也同样需要。他微微叹息：“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兄长觉得离开京师，就可以免于纷争吗？”
苏轼道：“起码比京师好太多了。知州为大，有我坐镇的地方自然不会让此等风气盛行。”
他知苏辙又要开口劝说，这些年他已听了太多遍弟弟苦口婆心的挽留之辞。此时屋内并无外人，他索性直言不讳，“这儿也没外人，我就直说了吧。这些年来，我兼任侍读，时常陪伴官家左右，随着官家的长大，他的性情越来越怪异，骨子里似乎……似乎透着一股叛逆。这次我从扬州回来，明显感觉到官家常年的隐忍和怨恨让他的性格开始扭曲，我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官家亲政后掀起更大的风浪，所以我还是早点远离是非之地为妙。”
苏辙从未想过这些，他不像苏轼多年担任帝师，对宋哲宗并不了解。这些年大家奏事基本上跳过宋哲宗直接向太皇太后禀告，宋哲宗年幼时没法参与讨论，懂事后依然很少参与讨论。
朝臣们对这位沉默的少年天子并不了解，更不知他心中所想。苏辙沉思片刻，将微蹙的眉头舒展开来：“兄长未免太过杞人忧天了吧！官家性格恬静，能掀起什么风浪来。”
苏轼道：“官家那不是恬静，是隐忍。官家聪慧，懂得也多，你我如官家这般年纪早就开始对诸事心存质疑，不时还要辩证一番。太皇太后听政，按理说，官家也应积极参与才是，但是他却一言不发，任凭太皇太后主持朝政，说明他在隐忍，在压抑。人压抑得久了，早晚会爆发，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苏辙脱口而出：“兄长年少时的豪放都去哪儿了！怎变得如此怯懦！”说完觉得自己唐突了，言语有失，急忙道歉，“对不起，兄长……我……”
苏轼摆了下手，起身，轻拍了两下苏辙的肩头，露出了极其复杂的笑容，然后静静地离开了房间。屋外风雪交加，寒风吹打着他瘦弱的身躯。他缓步徐行了一段路程，驻足，抬头仰望苍穹，闭起双眸，任凭皑皑白雪轻落脸颊。
他明白自己不是怯懦，而是清醒。这些年为宋哲宗授课，他早已看透了宋哲宗，这位关乎大宋命运的少年天子对作为帝师的自己暗地里流露出来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而这种厌恶不单单针对自己，而是对太皇太后、对元祐时期在京为官的每一位大臣。
他回想着几年前因车盖亭诗案被贬岭南、多州辗转、如今流落英州的蔡确，不知道未来对方还能否活着离开烟瘴之地，而自己的命运是否也会如蔡确一般再起波澜？
元祐八年。
正月。
蔡确死在了英州，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送达京师。山遥路远，苏轼闻讯时已过去数月，他不由感慨当年自己被贬黄州与蔡确被贬岭南烟瘴之地比起来，已是皇恩浩荡。
而此时他早已接受了自己无法走掉的事实，兢兢业业地投身于礼部的各项工作中，并不时上书启奏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期间，他曾三次上书论奏高丽人买书利害，也曾上书讨论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等诸多朝政，更多则是针对礼部的本职工作，比如圆丘合祭天地的礼法问题、守丧期间的婚娶问题等诸多礼仪事宜上书论奏。
回京数月以来的日子忙碌而充实，苏轼闲暇之余还能和苏辙、诸位朋友、学生们吟诗作赋，闲话家常，倒也怡然自得，唯有王闰之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小病不断，让他颇为忧心。
他虽无心党争，然而朝中的争斗却从未平息。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因贾易担任苏州知州一事与监察御史黄庆基等台谏官们争论不休。黄庆基等人不停上书弹劾苏颂、中书侍郎范百禄等人。苏颂心力交瘁，多次请求致仕，辞去宰相之职。最后，苏颂被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
于此同时，监察御史董敦逸也在上书弹劾苏辙任用川人太过。苏辙上章自辩。
苏轼虽然不喜党争，然而他与苏辙毕竟是同胞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把战火终于还是烧到了他的身上。
五月。
董敦逸连上四道奏章弹劾苏辙，黄庆基连上三道奏章弹劾苏轼，认为他们兄弟任人唯亲。同时，黄庆基故技重施，翻出苏轼多年前担任中书舍人时奉命撰写的诰词，指责苏轼的诰词涉嫌讥讽先帝，此外还弹劾苏轼担任颍州知州期间妄用官钱、强买百姓田产等事。
苏辙率先上章自辩。与此同时，吕大防等宰相们、诸多台谏官们也纷纷参与到了这场大讨论中，一时间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五月十九日，气愤交加的苏轼上章自辩，表示入仕以来，因为性情刚愎、嫉恶如仇、说话太直而被人孤立，这都是历经多朝的人主所共知的。
熙宁、元丰年间，他被李定、舒亶等人诬陷，元祐年间，又被朱光庭、赵挺之、贾易等人诬陷。此种诬陷之法，前后相传，屡试不爽，朝廷上下，人所共知。他在奏章中针对黄庆基奏章中弹劾的点，逐一进行反驳，最后表示他本来不想辩论的，但考虑到名节问题，才不得不烦劳圣听。
最终，董敦逸被贬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被贬为福建路转运判官。随后，御史中丞李之纯、御史杨畏、来之邵三人向太皇太后表明董敦逸、黄庆基诬陷忠良，责罚太轻。于是，朝廷再度下诏，董敦逸改知临江军，黄庆基改知南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