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建康的第一件事，徐宁直奔皇宫，与女皇商议了一天一夜，终于有了些眉目。

　　现在的情况是，朝廷正赋大大不够，只好通过月桩钱等名目加征杂税，向地方增加赋税增加朝廷收入，地方的收入因此受到影响，漕司与州县为此绞尽脑汁，要么相互瞒报、私截朝廷的赋税，要么向百姓加征从而导致百姓愈发困苦。

　　朝廷光军费开支就是个天大的数字，用度也已经一省再省，但它每年的支出体量在那里，不得不想尽办法从地方捞钱，地方官府要养厢军、养吏员。。。。。。总之，也是不能省的。

　　徐宁对这种专业性极强的东西并不懂，所以也只能尽力。

　　大量增发交子、钱引等钱币凭证，能为朝廷带来大量収入，但这样一来，物价就会飞涨，到最后，这些增加的收入不但没有意义，反而会让大宋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

　　控制交子、钱引的增发规模，多少也能缓解大宋财政的压力，徐宁也赞同增发少量的交子、钱引，这样一来，多少能增加些朝廷的収入。

　　成立总领司，户部只管正赋，总领司管月桩钱等临时或长期征收的杂税。

　　总领司的官员由吏部选派，直接对女皇负责。

　　厘定杂税名目五种，将名目标准诏传天下，其中两种杂税交由地方官府支出，严禁地方以任何名目在未经朝廷允许情况下开征杂税。

　　总领司接受户部、御史台、靖守司的监察。

　　只有赋税体制重新建立并稳定运行，大宋才能拥有平稳运行的基石。

　　开源与节流，是一个家庭、工坊、国家在经济困难时的通常选择。

　　靖康之难后，常年的战乱，地方官员的数量已大大减少，至于皇室的用度，更是与以前不可以千里计，军队的支出虽然庞大，但与靖康之难前朝廷供养百余万大军的用度相比，如今不过以前的数分之一。

　　在徐宁的建议，女皇又下诏，对官员的奉禄征收百分之一的赋税，在国家艰难的大义面前，官员们并没表现出什么抗拒心理。

　　节流方面，已没有多大的潜力可挖。

　　至于开源，在百姓困苦的情况下，不可能毫无节制的开征杂税，涸泽而渔，从长期来看，对大宋并无好处。

　　重新厘定正赋与杂税名目标准，其中有三种只针对商人与地主开征，并不对普通百姓征收，并将杂税的开征权収归朝廷，可以有效防止总领司、漕司、州县任意盘剥，加剧社会矛盾。

　　当然，要想马儿跑，又不给草吃，这不现实，所以朝廷改变了一往一味聚拢地方赋税、挤占地方财权的做法，对朝廷与地方的财权做了明确划分。

　　为了增加赋税，朝廷开始在全境范围内清理土地与人口，造册登记，并鼓励南方山区开垦梯田。与此同时，朝廷出台了更多的措施，刺激城市商业与手工业作坊的发展，大力发展海商贸易。

　　后世的某位伟人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徐宁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江南各地调查，从城市到农村，深入了解各个阶层的境况与诉求，在此基础上，尽力缓解与调和各阶层的矛盾冲突，确保建立起一套兼顾朝廷当前与长远利益的赋税体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