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首先从王安石改革团队内部出现，想要改革，就一定要选拔意志坚定的改革派官员执行改革措施，王安石经过精心挑选，吕惠卿、章惇和曾布三人作为自己的助手，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

　　巧了，这时候之前在外做官的苏辙任期父亲病逝回家守孝刚好期满，回到开封述职，神宗直接就给他安排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了。

　　王安石对苏辙的到来表示大力欢迎，当年敢于直陈仁宗缺点的年轻人敢打敢冲，变法就需要这样的冲劲儿。

　　可苏辙还记得当年王安石对自己的挤兑，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仅仅存在于书中，成年人的世界所有恩怨没有那么轻易翻篇儿。

　　苏辙当时任司里的检详文字，负责所有法令条文的校阅。新法刚刚实行没多久，苏辙找到王安石，说青苗法实行以来利息太高，老百姓多有怨言，是不是先暂停青苗法？

　　王安石表面上应承了下来，但是之后依然大力推行，接着苏辙又找到王安石说，免役法也应该废除，农民本就应该承担徭役，读书人和官员本就不该承担徭役，结果现在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交免役钱，这让天下的读书人怎么看待朝廷。

　　王安石这次继续冷处理苏辙，有意见是吧，有意见保留。

　　当时苏辙和吕惠卿两个人都是检详文字，苏辙一肚子牢骚，王安石就不再理他，单独去找吕惠卿商量各种具体执行措施和细节。时间久了苏辙觉得没什么意思，自己主动提出，新法有害于国家，你如果一意孤行那我就辞官，不玩儿了。

　　很快苏辙被贬出开封，到了陈州（今河南周口市）去做了个推官。

　　内部的分歧都在王安石的掌控之中，可来自外部的攻击却是变幻莫测，让人应接不暇。

　　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梳弹劾王安石。

　　吕诲在英宗朝濮议期间担任谏官，强烈反对英宗尊濮王为皇考，并且弹劾韩琦欧阳修两人是奸臣，神宗即位之后念及当年的谏官都是直言敢言的忠臣，纷纷都又召回来提拔，吕诲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拔当上了谏官老大御史中丞。

　　上朝之前吕诲遇见了司马光，司马光正要去给太子讲经筵，两个老朋友碰上了就聊了两句，吕诲说今天他要弹劾王安石这个大奸臣。

　　司马光一听愣住了，自己虽然不支持变法但对王安石本人还是了解的，王安石怎么可能是奸臣？于是劝吕诲，王安石刚刚担任副宰相正式神宗用人之际，何必去给皇上添堵。

　　吕诲可不管司马光的劝说，慷慨激昂一番，径自上朝去了。神宗一来，吕诲马上上梳，并且在朝堂上就着奏疏又是一阵慷慨激昂，说王安石是大奸似忠，欺上罔下，祸乱天下苍生的必定将是王安石，自己与王安石势不两立。

　　直接在上朝的时候撕破脸的，真不多，王安石哪受得了这份气，直接表示不干了，请求陛下将自己外放到地方上，还做地方官去。

　　好在神宗虽然年轻却意志坚定，朝上毕竟文武百官都在不好踩一捧一，安排两人等候诏令，等退朝之后下诏，将吕诲罢官，贬出了京城。

　　谏官针砭时疾可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六月份吕诲刚因为上梳弹劾王安石被贬官，到了八月就轮到范纯仁了。

　　范纯仁也是英宗濮议时被贬到陕西任职，神宗即位后就把他招了回来。

　　陕西是北宋与西夏接壤的边境，范纯仁回来述职时神宗就问，关于陕西各州的城防、军队训练和后勤粮草等问题，没想到范纯仁回答态度恶劣，冷冷说道：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职场上向领导汇报工作，一般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具体的问题一定要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撑，范纯仁这个不带任何数据的敷衍回答，显然就是带着情绪的回答。

　　神宗愣了，范纯仁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大忠臣，怎么上来就给自己怼了一顿，忙问范纯仁，我对爱卿充满信任，怎么爱卿这样敷衍我呢？

　　范纯仁回答道，边防的事情陛下大概了解就够了，请求陛下不要过分重视边防，否则文武百官知道陛下重视国防，以后怕是会在国防军备上挖空心思的钻营，不利于国计民生。

　　说到这里范纯仁就有些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国家就是公司，皇帝和宰相就像是董事会，是负责战略的，百官就像是公司中层领导，是负责执行的。如今神宗和王安石都定下来的要富国强兵的战略，范纯仁不该对着干。

　　有宋一代皇帝鼓励大臣上梳言事，但上梳言事的前提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范纯仁此时只是个地方官，述职汇报地方边防状况，这有什么不应该的，怎么还摆起谱了呢？

　　好在神宗并不计较范纯仁的无礼，给他官复原职还担任谏官，没想到范纯仁刚刚走马上任，马上上梳一封，弹劾王安石变法敛财扰乱民生，致使天下百姓敢怒不敢言。

　　神宗真是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范纯仁这么轴，何必把他调回来做谏官，又安排范纯仁调任起居注，别再进谏了。

　　范纯仁虽然临时赴任起居注，可还是不忘提醒神宗王安石变法是邪术，王安石是小人，要神宗远离小人。

　　按照北宋进谏制度，凡谏官进谏的，皇帝批示后要转交给两府的宰执，由中书或者枢密院讨论谏官提议并提出解决方案。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神宗完全仰仗王安石贯彻新法，是对范纯仁不胜其烦，将他的奏疏全部压住不发。

　　神宗想保持和睦的朝政，范纯仁可不这么想，自古正邪不两立，范纯仁把给神宗所上奏疏全部又撰写了一便，单独又报给了中书。

　　范纯仁这种突破常规的进谏方式终于触怒了王安石，王安石找到神宗，怎么办给个话吧，今天有他没我。

　　神宗无奈的授意王安石，找个好地方安排范纯仁外放做官吧。

　　求仁得仁的范纯仁被贬出京，到了成都路任转运使。宋朝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转运使相当于高官，范纯仁就负责成都及其附近州县的所有行政工作。到任之后，范纯仁安排管辖的成都路所有州县，不得执行任何新法。

　　消息传到朝廷，王安石再次大怒，按照制度给范纯仁定了个执行不力的过失再次将他贬谪到了庆州去当了个知州，范纯仁终于暂时消停了。

　　苏辙也好，范纯仁也好，虽然都有一定名气但毕竟只担任中层官员，鉴于宰执班子里中书枢密院两府都已经被王安石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么全天下如今能跟王安石掰掰手腕儿的，也就只有司马光一个人了。

　　熙宁二年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集团的主要骨干之一吕惠卿展开了一场猛烈的对喷。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先生主持编纂了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治通鉴》，担任翰林学士其实就是因为资治通鉴已经基本编写完毕，神宗需要司马光拿《资治通鉴》当教材来给自己和太子讲学。

　　司马光也是有意思，因为又要完成最后的审定和日常的经筵，担任翰林学士后的工作非常忙，已经没空关心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了。但王安石的这一通折腾他原本是不赞同的，于是就在讲学的时候夹带私货，嘲讽王安石。

　　吕惠卿是嘉祐二年进士，三年地方官任期期满之后回京述职遇到了王安石，在交谈过程中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非常赞同。王安石创制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就安排他入司任职，后来王安石还推荐他兼任太子中允，给太子讲学。

　　司马光是翰林学士，吕惠卿是太子中允，自然平时免不了打交道，熟悉了吕惠卿之后司马光发现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于是就给神宗进谏，说王安石用了吕惠卿，吕惠卿是个奸邪，做了坏事连累王安石被天下人指责，陛下应该把吕惠卿赶出朝廷。

　　神宗只觉得吕惠卿有学问也有才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就给司马光打马虎眼，没当回事儿。

　　司马光倒是挺为王安石考虑，专门修书一封送给王安石，说吕惠卿这个人是个阿谀奉承的小人，他现在依附于你那是因为你对他有用，以后一旦你失势了，他肯定要出卖你。

　　王安石同样也没当回事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变法才刚刚开始，正是用人之际，怎么能自断臂膀。

　　只是王安石不知道，司马光这个人虽然顽固守旧，却对朋友非常讲情义，而且眼光很准。

　　他屡次提醒神宗和王安石弃用的吕惠卿，是个狠角儿。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经筵专题讲座开讲后，成为太子东宫的一门重点课，神宗自己也经常来听讲。

　　司马光在讲到汉朝的时候就说了，汉高祖建立大汉，后来汉惠帝汉文帝相继即位，宫廷政变一出接一出，但国家很太平，主要是因为曹参接替萧何任丞相之后政策法令稳定，没有发生变动。

　　神宗就问了，两汉四百年难道就一直按照萧何的法令运行吗？不需要适当调整吗？

　　司马光回答说，不仅仅是汉朝，上古时代的夏禹商汤周文这些贤明君主制定的法令，如果一直传承到今天，照样可以确保我们国家太平。汉武帝取消汉初法令之后，国家盗贼遍地百姓民不聊生，这就是新法惹的祸啊。

　　既然是讲学，那讲师之一的吕惠卿自然也是参加的，吕惠卿越听越别扭，说好的讲学怎么讲着讲着开始指桑骂槐了？

　　于是吕惠卿反驳司马光说，两汉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敕令，有五年一变的官员考核制度，还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制度，大大小小的调整很多，怎么到了司马学士这里就一成不变了？您是在讽刺朝廷新法呢？

　　神宗对两汉的变法不熟悉，就问司马光，司马光被吕惠卿拿史实骑脸怼搞得很没面子，转移话题问吕惠卿，三司管钱管的好好的，你们搞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出来干什么？是不是想夺权？

　　吕惠卿毫不客气，回怼司马光，您现在是翰林学士侍讲，主要工作是给陛下和太子讲学，如果对新法有意见可以上梳，但借着讲学的机会讽刺新法，您这侍讲工作做的称职吗？

　　司马光彻底爆发，王安石给我对喷也就算了，你吕惠卿算什么王八犊子，也配跟我辩论？于是向神宗请罪，自己一早就把对新法的意见上梳给了陛下，现在受到吕惠卿无端攻击，都是自己的错，请陛下问罪。

　　神宗一看气氛火药味儿十足，连忙打圆场，让两方都算了。旁边其他听讲的大臣也帮忙劝和，学士不要争论了快讲学吧。

　　可司马光可不会算了，又问吕惠卿，青苗法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基层官员催收逼得多少人流离失所，这就是新法的目的吗？

　　吕惠卿解释说政策制定时只是提供青苗贷款，没有强制摊派，可能存在一些基层官员暴力执法，但青苗法的出发点不强迫百姓贷款。

　　司马光终于抓住个新法的漏洞，说无论新法旧法，关键还在于执行法令的人，只要能把人管理好，让基层官员都恪尽职守，那就算是旧法也能让国家富强。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逼成坏人。司马光的这种论调显然违背了人的本性，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用制度而仅凭教育感化来让所有人都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吕惠卿还想接着说被神宗示意不要再说了，又安慰了司马光几句，总算平息了两人的争吵。

　　除了朝中反对声音巨大之外，退休的老宰相们也都反对新法，富弼、欧阳修和韩琦纷纷在外地上梳，请求废止新法。

　　没想到吧，当年跟着范仲淹一起搞庆历新政的改革家们，如今都成了新法的反对者。

　　其实庆历君子们也并非无脑反对改革，而是觉得王安石用力过猛，新法太过苛刻，建议朝廷从长计议，徐徐图之。

　　毕竟都是有识之士，也明白改革对国家的重要性。可问题是堂堂大宋帝国，真的有时间来从长计议改革吗？

　　神宗即位后，北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刚刚办完仁宗的后事又马上要办英宗的后事，连续给两位皇帝修陵，搞工程那是要花钱的，国库已经没钱了，英宗陵寝就因为没钱拖了很久，最后神宗不得不下令从简治丧才得以完工。

　　英宗在世时还要给自己亲爹濮王修陵园修庙，到了神宗这儿，全部砍掉，没钱。

　　是神宗不想孝顺先人吗？是因为国库已经完全无法承担了。公司没钱会破产，国家没钱就要灭亡，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神宗其实看的非常透彻。

　　国内财政紧张，边境军事压力巨大。北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都是神宗的心病，恢复汉唐旧疆不是喊口号，首先就要除掉这两块心病，想要除掉这两块心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花钱。

　　事实证明，只要有钱，而且把钱花到了对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效果。就在变法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压力重重的情况下，西北河湟地区传来的一次次的捷报，给变法打了一剂强心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