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后这个时候把司马光召回来实属强人所难了，因为到了元丰八年，无论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已经是迟暮的老人，年纪实在太大了，根本无力承担繁琐的朝政。高后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但她别无选择，想要推翻新法恢复旧法，必须让司马光在晚年拼一拼了。
明着让司马光回来主持朝政肯定会被司马光拒绝，高后很聪明，一开始只是派人通知司马光神宗驾崩的消息，召他回来奔丧。
司马光名气实在太大了，一回到京城，老百姓蜂拥而至，新法施行的几年里确实给很多百姓造成了不小负担，知道司马光反对新法，老百姓都堵在司马光进宫的路上，让司马光留在京城不要回洛阳了，救救老百姓。
司马光是个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儒家文化里，读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天下百姓，读书人可以不爱财可以不做官，可以三番五次的拒绝皇帝给的高官厚禄，可绝不能置万民于不顾。
神宗丧事结束后司马光准备离京，高后派人专门捎来口信，问接下来的朝政应当如何开展？
司马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详细的写了一道奏疏呈上，这封奏疏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内容，我给浓缩了一下，只有四个字：广开言路。
这就是被高后和老百姓寄予厚望的司马光的政治水平，广开言路顾名思义，就是鼓励大家多上疏，多对朝政发表看法议论，作为一种开明的政治思想，广开言路和之前都被说烂了的修贤德来远人、进贤退不肖、劝农桑这些说法一样，属于正确的废话。
什么叫正确的废话，就是你问我如何才能考进清华北大？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考进清华北大。
错了吗？没错，不好好学习肯定考不进清华北大，可谁不知道考清华北大要好好学习呢？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且有价值的建议呢？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来制定措施，如果你常年全校第一名，那就继续保持争取能稳定在会考全市前十名的水平，这样你可以通过正常的高考进入清华北大。
如果你成绩很好但不足以稳定在全校第一的水平，那可以尝试参加理科奥赛，全力拼奥赛拿到一等奖，这样可以凭奥赛成绩保送清华北大。
如果你的成绩仅仅是中等水平偏上，在全校都不算拔尖，那你可以培养清华北大能够单独招生的特长，比如跳健美操，奶茶妹妹当年不就是靠跳健美操跳进清华的吗？
如果你的成绩不怎么好甚至有些差，那就去全力训练出一项竞技体育项目，在大型体育赛事上拿到名次，可以通过体育特招进入清华北大，杨倩、柯洁都是这样。
如果你什么都不行，那还是趁早放弃冲击清华北大的念头，踏踏实实学习，尽可能的考一所好大学。
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司马光就是让你好好学习就能考上清华北大的，王安石就是给你列出一大堆方案并告诉你这些方案如何高效执行的。
就执政水平而言，二人相比，高下立现。
留下了一堆正确的废话后，司马光动身回到洛阳，其实关于是否回京任相？司马光内心已经动摇了，当年王安石搞新法，神宗支持新法，故而神宗要提拔他当枢密副使他始终不肯，现在王安石和神宗都不在了，回朝任相又有何不可呢？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而已。
高后想让司马光回来，同样也需要时机，元丰八年五月，首相王珪病逝，宰执班子空缺出一人，司马光的机会来了。
上一次是进京奔丧，这一次高后下诏，司马光进京述职。
一把年纪的老头子进京述什么职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让司马光回朝当宰相呢，像王安石一样屡屡辞官的司马光来到了命运最后的十字路口，这次也像王安石一样，没有过多的推辞，进京赴任。
就在五月当月，司马光就任门下侍郎，终于进入宰执班子。
解释一下门下侍郎，元丰年间为了裁撤冗官，神宗曾经主导过一次官制改革。改革之后的宰执名称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正宰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我们简称同平章事，改革后正宰相叫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
原来的副宰相叫参知政事，改革后把副宰相用三省对应起来，分别叫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
枢密院那边，枢密使的称呼全部改为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全部改为同知枢密院事。
改完之后名字比较乱，为了方便以后就按照宋人自己的叫法，东府这边就叫宰相，西府那边就叫枢相。
司马光虽然进入宰执做了副宰相，可宰执班子里好几个都是新党，接替王珪出任首相的蔡确、枢相章惇，都是当年王安石的铁杆亲信。
新党把持中央？高后自有妙计，司马光刚回朝不久，高后就下诏，任首相蔡确为山陵使，去给神宗修墓去了。山陵使去修墓都要离开京城，到北宋皇陵的河南嵩山一带，而且根据传统，山陵使完成任务回朝之后都要主动辞职，这么一来，新党的首相就不动声色拿下了。
首相走了，次相韩缜是首相蔡确的政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韩缜对高后和司马光没意见，副宰相曾公亮是出了名的旧党，两个人都是司马光的盟友，中书旧党三比一占优势。
搞定了两位正宰相，可还有枢相章惇呢，这位可是强硬的新党，也不好对付。
没关系，国家政策法规都是从东府出的，枢密院只负责军事，大不了商量国家大事背着章惇不就行了？
于是，在司马光进入中书第一件事就是倡议废除所有熙宁、元丰年间颁布施行的新法，全面恢复到神宗即位之初的旧法令制度。
举朝哗然。
在封建社会的传统孝道中，儿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在这三年中父母以前立下的规矩是不能变的，想要改变的话要等三年守孝期满才可以。对于皇帝来说，那就是先皇驾崩三年之后才能推行改革。
神宗搞熙宁变法，就是在英宗驾崩三年后的熙宁二年才开始搞，而且一开始只是在几路进行试点，效果达到预期之后才逐渐推广全国。
要知道无论是中书的决议还是高后的决定，最终形成的诏令是需要哲宗签发的，哪怕哲宗再小再不懂事，程序不能缺。可哲宗毕竟是神宗儿子，谏官纷纷上疏，称废除新法的诏令是以子改父，违反孝道，想废可以，等三年以后随便怎么都行，不要给哲宗落个不孝的恶名。
跟司马光来这一套？司马光就是谏官老大出身，会害怕辩不倒你？司马光随即亲自在朝会上解释，废除新法并非哲宗以子改父，而是太皇太后怜悯百姓疾苦，以母改子废除的新法。
哲宗这个儿子不能不孝顺爹，那神宗这个儿子也不能不孝顺娘吧，现在娘来了要废除新法，你说怎么办吧？司马光以彼之术还施彼身，强大的诡辩能力独步朝堂，把反对派噎的哑口无言。
诡辩终究是诡辩，司马光知道，虽然能驳斥百官，但新法根基太深，不可能一蹴而就，得先稳一稳局势。
喊最强硬的口号，做最稳妥的措施，向来是成熟政治家的一贯作风，新法中保甲法争议最多，很多农民因为保甲法被迫训练影响生产，边境州县训练完之后还要被抽调参军，老百姓苦不堪言，既然都说不好，那就先废保甲法。
接着，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又下诏废除方田均税法。
这个就有意思了，当年神宗朝方田均税法施行时也曾遭遇巨大阻力，可这些阻力基本都来自地主、土豪、某些与朝中官员沾亲带故的地方乡绅。方田均税法因为测量田地严格征税触及了这些人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但并未对农民造成任何额外负担。
接着又相继废除市易法、保马法，然后又提拔了一名叫鲜于侁的官员任京东路转运使。在紧接着，把当时已经被贬到河东路的吕惠卿一贬再贬，连贬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鲜于侁是旧党，而且曾是司马光洛阳休闲群的群成员，哥儿几个曾一起在洛阳聚会交游。
而吕惠卿这就不用说了，新旧两党得罪过来一遍。可问题是，吕惠卿早在神宗朝因为背叛王安石已经被神宗外放贬谪，说难听点儿，神宗已经打过屁股了，你高后、司马光上台之后再接着翻旧账深挖，是不是有点儿过了？
高后和司马光展开的这一系列活动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儿，就是为了党争可以不顾底线，凡是旧党一律提拔重用，凡是新党一律打击到底。
在之前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新旧两派仅限于执政思想的斗争，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只要对方的政治理念有可取之处统统照常任用，根本不计较对方的派别。
但是从哲宗即位，元祐年间开始，北宋政坛彻底进入党同伐异的状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司马光的废新法行动执行了半年多，到了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新法行动暂停，因为首相蔡确回来了。
蔡确是个坚定地新党，而且一直追随王安石推行变法，从基层地方官做到谏官又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一路提拔上来。既然是坚定的新党那就有着跟王安石类似的性格，强硬。而且蔡确跟之前历届山陵使不一样，人家修陵任务结束了要主动提出辞职，蔡确不提，而是接着回来主持中书运行。
毕竟是首相，首相不在的时候司马光可以直接给哲宗上奏疏然后高后代哲宗同意接着下诏颁布命令，但首相回来了，这事儿就不能这么办，哪怕宫里头高后哲宗再怎么支持司马光都不行。
在这里我们简要说一下宋朝的政令制度，因为之前朝中虽然有不同意见也有对抗，但总体上大家还是共同秉持一颗公心，不搞党争。可元祐年间开始不一样了，激烈的党争使得朝廷分裂严重，有时候政令的发出就非常有讲究，谁来发、怎么发，这些都在反映斗争的走向。
凡大政方针要下达，必须是皇帝下诏，诏书分为两种，一种是严肃正规的，叫做制书；另一种是相对灵活的，叫做敕书。
制书又分两种，一种叫内制，由翰林学士在皇帝的授意下起草，然后直接发布，一般用于后妃、亲王、宰相、枢相、三公、节度使这种高级人员的任命。本来在这个自留田皇帝是可以完全独断专权的，但得益于宋朝宽厚的政治环境，皇帝也不敢完全抛开群臣，比如仁宗想给张贵妃伯父封个节度使都被包拯喷了半天，最后也没封成。
还有一种叫外制，是除内制以外的日常国家大事，由宰相们授意，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顾名思义，就是宰相的直接下属，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叫中书舍人院，就在中书隔壁。
中书舍人编制一共六人，每个人都有起草诰命的责任。但由于这个岗位要求高工作重压力大，常常缺编，这时候就会有其他官员兼任其职能，就叫知制诰。
外制的发布需要由宰相或皇帝先给知制诰一个大体意见，叫做词头，知制诰根据这个词头来起草外制的制书，然后由宰执们和皇帝共同签署发布。
民主至上的宋朝给了知制诰一个特权，如果知制诰认为宰相们或者皇帝的意见不合理，可以不执行，把词头封驳。
真是民主到家了，在宋朝，无论是中书舍人还是其他官员任知制诰的，都是朝廷重点提拔对象，很多阁臣都曾当过知制诰然后继续升迁，按说在这个位置上把上级交办的任务做好那可定就是仕途坦荡，可就有很多强硬的知制诰就是认死理，不妥协。
比如富弼、王安石就都曾经封驳过领导的词头。后来的知制诰们有模学样，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任命的新党官员制书都给封驳了回来，搞得王安石最后急了去馆阁又挑了几个新党过来把知制诰统统换了一遍。
以上是制书的内制和外制，除此之外，就是敕书。敕书是由宰执们和皇帝商量好，共同签署不经过翰林学士也不经过知制诰就直接发布的诏书，原本只是针对特殊情况，但在北宋中后期也大量运用，也成了发布诏令的重要方式。
所有诏书的下发，需要由一个机构来统一办理，这个机构前期叫发敕院，中后期叫通进银台司，这个机构很有意思是归枢密院管，常常由枢密直学士任长官，在诏书的发布的最后一个步骤，通进银台司必须再最后进行把关审核，如果发现诏书不合理仍然可以封驳，管你皇帝宰相，命令拿回去重拟。
皇帝、中书、翰林学士、枢密院各有职权而又互相制约，看似腐朽的封建帝国其实有着极其科学的运行机制。
回到元祐元年，蔡确回朝之后，司马光就算皇帝支持班子成员支持也没用，因为蔡确还在中枢，任何制书、敕书蔡确不签字，那就是废纸。
身为新党核心人物，蔡确有着极强的个性，你司马光不是要复辟旧法吗？我回来了，所有诏令我一律不签字，你什么也办不成。而且我跟前任的首相们都不一样，山陵使任期结束按惯例要辞任首相，我就不辞职，我就要在中书待着。
蔡确不按常理出牌确实很让司马光头疼，但不需要司马光出马，对于蔡确这种出格的行为，谏官们先跳出来了，纷纷弹劾他山陵使任期内怠慢了神宗灵柩，护送灵柩途中还敢离开灵车睡觉不够严肃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小事归小事，谏官的意思就是你当首相的就要守规矩，所有的小事放到首相身上就是大事。随着谏官火力越来越猛，蔡确只好自请外放，高后正好顺水推舟，把蔡确贬出京城。
蔡确被贬后，司马光升任首相，接着就提拔了旧党的吕公著、吕大防、李清臣三人进入中书担任副宰相，旧党的实力大增。可原本司马光以为将要顺利的废除掉其余新法时，却又有人站出来阻拦了。
枢相章惇反击了，极力反对司马光免役法的废除。
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这就有大量涉及枢密院管理的业务了，必须有枢相参与商议。蔡确被贬，新法接连被废，章惇知道，自己再不反抗就没有机会了，但章惇没有像蔡确一样跟司马光硬刚，而是跟司马光分析业务。
新党骨干们除了强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业务能力强，司马光对于恢复差役法的提议是全面恢复到熙宁变法之前的百姓差役方式，即每个人还按照之前定额当差，不再折成钱交给地方政府。
章惇上疏，当年免役法施行之前朝廷曾经专门对服役百姓进行过统计，按照每家每户的家庭构成进行划分，其中独子户、寡居户、妇女户等弱势群体免除服役责任，也不用交免役钱。如果要恢复差役法，那么反而又要加重这些弱势群体的负担，这就是恢复旧法的初衷吗？
面对章惇句句在理的奏疏，司马光完全无力对线，于是司马光找到吕公著，批评对方当上副宰相之后一直沉默不发声，并告诫他，朋党之争，不是我们赢，就是他章惇赢。
司马光说辞虽然客气，但吕公著何等聪明，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在宰执集团对于免役法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新旧两党在三月的一次朝会上再次争吵起来，章惇逐条陈述司马光废免役法的不妥之处越说越激动。
吕公著这时候就反驳章惇，一心只想驳倒对方，却连一点儿宰执的严肃形象都没有，不像话。
像不像班主任批评你批评的不对，你反驳了，他却问你什么态度？
吕公著这话说的非常有水平，一句话引导了舆论，不仅高后也觉得章惇胡乱喷素质差，而且朝会过后谏官们也纷纷弹劾章惇心术不正道德太差，终于没过多久，章惇也被贬出京城。
接着，范纯仁进入宰执任副枢相，文彦博也回到宰执，新党被全部逐出宰执，旧党彻底胜利。
再也没有人挡路了，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下诏全面废除免役法。
没想到旧党内部居然有不同声音，诏令刚一下，旧党著名刺儿头、中书舍人苏轼第一个上疏反对。
说起来，苏学士离开京城已有十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