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里，看似高居首相大权在握的贾似道，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死局。
金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在蒙古连年入侵下打又打不过，防又防不住，赋税收不上来，军费节节蹿升，最后财政破产再无还手之力，只能走向灭亡。
到了南宋理宗后期情况也差不多，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没能抓住扩大国土和赋税的机会，反而被蒙古全面占据了金国的中原汉地，遭到蒙军从各条战线上的频频入侵。为了维持国防，南宋不得不在两淮、京湖和四川派驻大量守军，当时仅枢密院在册的正规军总数就超过了七十万，再加上乡勇、民夫，总数已经远远突破一百万之众。
士兵战时打仗、平时训练，活动量非常大，古代封建社会菜肴缺乏基本都以粗茶淡饭为主，想要吃饱需要比较多的主食，姑且按照每人两升的标准来衡量，那么保守估计一个人一年就得七百升也就是七石大米，再保守估计一百万士兵一年就得七百万石大米。
七百万石是多是少看起来有些捉摸不定，但只要一对比就知道深浅了。理宗在位期间岁收我没能查到具体数据，但是孝宗在位期间岁收是有的，大米约六百万石。
南宋一百来年，孝宗朝国力最强，到了理宗后期四川这个大粮仓都丢了，再加上其他地区长年饱经战火，岁收能不能达到三百万都成问题，养上百万的军队谈何容易？但为了对付蒙古人不养又不行，所以只能掏干家底大家都饿着肚子苦苦支撑。
国家供养的大头一个是军队，另一个就是官吏，史书记载北宋真宗年间在册官吏一万余人，而到了南宋宁宗后期官吏数目已经打到了三万八千余人，再加上后来几十年的恩荫，理宗朝怕是已经超过了四万余人。北宋全国三百二十多个州府，南宋孝宗朝仅一百州府，需要供养的官吏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国土却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国家财政压力空前巨大。
照这种玩儿法，南宋早就该收摊儿了，但连续与金蒙对抗多年还能苟得住，南宋也是有过一些措施的，其中一项最行之有效也是最缺德的措施就是和籴之祸。
所谓和籴，指的是地方官府设置场所，公开收购百姓收获的粮食，粮价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买卖自由。按道理讲和籴就跟北宋常平仓一样，可以合理的消化民间余粮，还能增加官府储备以应付不时之需，可南宋到了理宗后期战事频繁粮价飞涨，官府已经买不起粮食了，怎么办呢？
按市场价自由买卖我买不起，但我可以自己定价强买强卖，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宝祐年间主管四川的京湖制置使兼四川宣抚使李曾伯曾上梳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说淳祐十二年四川米价一石米约四五百贯钱，但官府和籴收购只出五十贯钱；到了宝祐二年四川米价涨了，一石米约七八百贯钱，但官府和籴收购只出八十贯钱，希望朝廷能管管。
要知道，和籴虽然是在当地官府开办的场所里开的，却强制要求所有农民都要参加，去了就是按照市场价的十分之一收购你的大米，有人说强买强卖我不去不就行了吗？但地方上的人口田产都在官府掌握之中，每家每户的摊派额度早已定好了，你去参加和籴大家一切都好，你不去参加和籴，那就要印证一句电影台词了：
他要是体面，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那就帮他体面。
低价收购强买强卖也就算了，可坑爹的是就在这样残酷的盘剥下，从朝廷到地方官府还在想着法子的加大力度，常常用度牒、告身等文书来代替银钱，打发百姓完事。
度牒是国家对一个人出家为僧的证明文件，古代封建社会僧侣是不用交赋税的，但想要成为僧侣必须有官府的认可，不少人都想当和尚逃避赋税，所以度牒在很多时候很值钱，属于硬通货。
告身是普通人科考中举后，由吏部统一制作的任命状，里面详细记载了官员的个人信息和委派职务，凭告身赴任，因为宋朝科举制度成熟考取功名的人很多但是官员空缺有限，所以告身在很多时候也很值钱，也是硬通货。
虽说度牒和告身都是硬通货，但那也得分应用场景，度牒在没有田产的人眼里是硬通货，可参加和籴的百姓多为有产户，人家又何必去出家当和尚？告身也是一样，只对考取了功名的举人、进士有用，对普通百姓而言就是废纸一张。
我们都学过白居易的《卖炭翁》，官府是有原罪的，只要有一丁点儿的权力就一定会无限放大，唐朝怎么强买强卖木炭，南宋就怎么强买强卖大米。
当时各地官府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利用和籴强买强卖剥削百姓，定价的时候砍一刀，支付的时候再砍一刀，如同拼多多无穷无尽，百姓深受其害痛苦不堪，甚至有人不远千里从偏远地区跑到临安告御状，希望能免除和籴。
南宋景定元年四月，刚刚在鄂州与忽必烈议和不久的贾似道在万众瞩目之下奉召回到临安，接替瞒报军情的首相丁大全，成为南宋新任首相，他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财政濒临破产、官府和籴强征民间粮食、百姓民怨沸腾的基本国情。
这国情，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可贾似道来到临安的第一件事却不是改革，而是整肃朝政。之前曾经沆瀣一气的政治团伙中，阎贵妃已经病死，丁大全罢相离朝，还有个董宋臣还在宫中。贾似道回朝当月便安排谏官上梳弹劾董宋臣之前提议迁都的罪名，董宋臣失去政治盟友后很快便抵挡不住谏官的攻击，只好自请离朝，贾似道顺势将其贬出临安。
稳住朝中政局之后，贾似道开始尝试改革挽救经济，经过一系列慎重考虑和周密谋划，景定二年六月，在贾似道的主持下朝廷下诏推行打算法。
所谓打算，即核算、审计之意。南宋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于连年战争军费激增，既然问题主要出在军费上，那么就从军费入手，贾似道的这套打算法就是针对于各地驻军采取的审计手段，阻击兀良哈台守卫潭州的向士壁、两淮宣抚使赵葵、时任京湖制置使兼四川宣抚使李曾伯都是打算的重点对象。
手底下兵越多权力越大，花费就越大，朝廷给的粮饷、赏钱基本上就是一笔糊涂账，收到多少、发下去多少、从地方官府处借了多少、还了多少大部分都没有记录，有记录的也根本对不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营里士兵流动性很大，烂账坏账一大堆，怎么查？没法儿查。
查了得罪地方边将，不查朝廷就得关门歇业。尽管自己也是从边将任上崛起，但贾似道只能硬着头皮强推打算法，无论如何也要执行下去。
吃蛋糕容易分蛋糕难，更何况还是从一帮骄兵悍将嘴里分掉原本属于他们的那块蛋糕。打算法推行后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全国各地驻军怨声载道，向士壁抗击蒙军有功，朝廷专门拨下大量赏钱，但在此次打算过程中被全部剥夺，原因是经过核查，向士壁作战期间消耗钱粮远超正常水平，潭州城府库已经被消耗一空，不仅不能再给赏钱，还得再把之前的亏空补上来。
带兵打仗就像搞工程，却又不像搞工程，搞工程的成本可以套定额套出来套个项目概算，但打仗却没办法套定额。战争时期每天都有突发状况，失火、水灾、盗窃等等事件数不胜数，同样是一场仗，岳飞来打花十万贯就能打胜仗，刘光世来打花一百万贯最后还打输了，怎么审？
贾似道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国家眼看着要亡国，烂肉上来一剂强心针总比看着肉烂完要好。向士壁所部宋军在官员详细打算之下，被贬官抄家弥补亏空，后来向士壁死于贬官途中，妻妾依然被朝廷追偿欠款，凄惨得很。
向士壁被追贬家破人亡，其他人也没好到哪儿去，之前与贾似道同守鄂州的曹世雄也被追偿粮饷，无力偿还后被贬官后含冤而死。赵葵、李曾伯、史嵩之族弟、淮西制置使史岩之等人全都被追偿了粮饷，因为涉案金额不大积蓄也够多最后勉强赔钱了事，涉险过关。
民怨沸腾还好解决，大不了派兵镇压，贾似道这出打算法搞得是全国各地兵怨沸腾，兵不聊生。终于，在一片抵触浪潮里，一名叫做刘整的大将叛逃了。
刘整祖上是京兆府人，北宋灭亡后家族迁徙至邓州。刘整曾在金国担任基层军官，金国灭亡前投降南宋在孟珙帐下效力，擅长骑射作战勇猛，多次担任孟珙先锋官屡立战功，被孟珙赞为“赛存孝”。
存孝指的是李存孝，五代十国时期第一名将，被民间誉为“王不过霸将不过李”，带兵打仗可以跟西楚霸王项羽相比，那是相当的猛。现在刘整又被孟珙比作赛存孝，说明刘整打仗也是相当的猛。
孟珙去世后，刘整跟随李曾伯前往四川驻守，后来在余玠死后的宝祐年间多次领兵与蒙军交战，蒙哥伐宋期间坚守泸州，成为潼川府路仅存的一座城池，后来蒙哥死在钓鱼城下蒙军西路军退兵，刘整守城有功升任泸州知州兼潼川府路安抚副使。
打仗厉害的人一般脾气都大，刘整也不例外，宝祐二年李曾伯前往广西防备兀良哈台入侵，新任四川制置使俞兴对桀骜不驯的刘整一百个看不顺眼，于是就在贾似道派人前往四川打算期间把刘整推了出来，请求朝廷严查刘整。
其他防区的将领因为打算都被整成什么样子了刘整不是不知道，可地处四川山高皇帝远朝里也没熟人，孤立无援的刘整只好向看不惯自己的领导俞兴求助，请求他帮自己说几句好话，别让朝里的官员来泸州打算。
早就想除掉刘整的俞兴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对刘整的贿赂、求情丝毫不为所动，任由朝廷官员来到泸州开始打算。
向士壁死了，曹世雄也死了，刘整一个金国的降将，在南宋没有一点儿根基，朝廷打算下来还不得死的更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景定二年六月，刘整趁着泸州的打算还没结束，把自己所驻守的泸州连同周边十五个州府和三十万户百姓献给了蒙古，
刘整降蒙在四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原本四川就四路中的利州路、成都府路就已经全部沦陷，潼川府路也几乎全部沦陷，只是在刘整拼死作战下保住了泸州，后来蒙军退兵之后又陆陆续续收复了一些州县，现在刘整降蒙了，潼川府路仅剩合州钓鱼城还在南宋手里。
但凡钓鱼城上游还有残余的宋军势力，蒙古人就要忌惮南宋从四川沿江南下入卫临安，可如今钓鱼城上游已经被蒙古人全部掌握，钓鱼城等于失去了战略价值，蒙军只要在京湖、两淮突破宋军防线，南宋就可以GG了。
一番鸡飞狗跳之后，贾似道对全国各地边将打算了个遍，可此番打算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次把边将们口袋里的私产掏了个干干净净搜刮出来不少钱，可打算法时效性有限，钱总有用完的时候，下次呢？下下次呢？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得继续改革，贾似道又出了一招，公田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