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王安石淡出中央，神宗开始亲自推行改革落实新法，套用一句很时髦的话就叫做“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库收入增加，实现了“开源”。王安石离开后，神宗琢磨起了如何改革官制减少官员数量，实现“节流”。
如何裁撤冗官是个大问题，一旦做不好与官僚集团矛盾激化，将会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神宗在元丰初年一直没敢贸然启动官制改革，害怕引起动荡。
神宗害怕皇权受到威胁，但偏偏有人主动威胁皇权。元丰二年四月开始，不断有谏官上疏弹劾远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说苏轼诽谤朝廷，攻击新法。
说起来，距上次神宗看到苏轼的名字已经过去了八年了。八年前，前途无量的阁臣苏轼因不满新法自请罢官去了外地做官，而他这八年在外地任职期间可以称得上是颇有建树。
离京之后苏轼第一站去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市），接着调任徐州。在徐州时恰逢黄河水灾，暴涨的洪水冲到了徐州城脚下，下属都劝苏轼赶紧逃命，苏轼严厉说到，
我是此地父母官守城有责，绝不能丢下徐州城不管。
在苏轼的调度安排下，徐州当地的驻军也参与进抗洪抢险，为了减少洪水向城内灌注，苏轼带领大家冒死把沙袋堵在城外漏水的缺口处，这样大水一来把沙袋压实，反而把缺口堵的紧紧的，大大减少了城墙渗水。
不辞劳苦的巡查加上智慧再加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最终徐州城百姓在苏轼带领下挡住了洪水的进攻，城市安然无恙。
抗洪抢险完了之后，苏轼又在徐州修建了一系列的抗洪工事，接着奉命调任湖州，就任湖州知州后，苏轼依惯例给朝廷上了一道谢表。
就是这道谢表，掀起了谏官们对苏轼的攻击浪潮。弹劾苏轼的谏官实在太多，其中头衔最高的是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这么恨苏轼，要说也跟苏轼自己作妖有关。当年李定母亲去世但新法施行走不开，旧党就弹劾李定不服母丧赖在朝中不走，这事儿本来跟苏轼半毛钱关系没有，可苏轼就是看不惯。
行，你看不惯你也写奏疏弹劾李定，苏轼偏不，写文章嘲讽李定。苏轼的文坛地位大家都懂的，他要是明着来可能还不算啥，他这么一嘲讽，李定出名了。但墙头挂粪桶，出的名臭名远扬，李定恨不得亲手宰了苏轼。
回到谢表本身，苏轼在谢表里说，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李定就说了，不适时？现在正是新法实行的年代，怎么就不适时了？朝廷里新进的官员都是新党，你苏轼不能追陪是几个意思？不还是反对新法吗？老不生事又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旧党受了委屈，现在不敢吭声，只能委曲求全的生活吗？
苏轼的《答湖州谢表》我看过，文辞优美语言精练，文章的主要意思是陈述了自己才疏学浅不能在朝中胜任，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些微小的工作报答皇恩。
要说这文章好吧，确实好，大家可以搜搜百度就能搜出来，苏学士的文笔真的是太好了，才华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内涵与韵律俱佳。
要说这文章不好吧，说实话有点儿酸，读完了都能感受到苏轼这个大文豪的酸味儿，皇上啊我这水平是真不行啊，我就活该在各地辗转，朝廷里只有你相中的那些人才有资格执政，我肯定是不行啦。
就差给神宗说，皇上啊你咋就那么喜欢王安石呢？你咋就不喜欢我呢？我跟王安石你选一个吧。
酸不溜秋的苏东坡叫人忍俊不禁，可到了谏官那儿就不是忍俊不禁了，是赶尽杀绝。
以李定为首的台谏官员对苏轼实施了添油加醋式的弹劾，并且在奏疏里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拼了命的泼脏水，终于让神宗觉得，苏轼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真的假不了，为了把事情调查清楚，神宗安排御史台亲自办理此案，把苏轼从湖州请回来，好好唠唠。
元丰二年七月，御史台派人千里奔赴湖州，带回疑犯苏轼回京，将其投进了御史台狱。御史台在汉朝时种了很多柏树，又有大量乌鸦在树上筑巢，所以御史台又称乌台，苏轼因诗文下御史台狱，此案又称乌台诗案。
苏轼被下狱后，谏官们发挥了掘地三尺的精神，把苏轼以前的大量诗文都揪了出来，生拉硬拽的把其中词句定为攻击新法、攻击朝廷的罪证。
一句话，就是瞎几把扯。
由于苏轼是国家高级官员，御史台不敢用刑，于是就言语恐吓、辱骂、污蔑附带着无休无止的审讯，晚上不让睡觉等等下三滥手段，就这么审了三个月，御史台审出结论了，准备给苏轼定罪。
按照御史台的意见，苏轼就是死罪，可最终苏轼的判决结果出来，却是流放两年，但朝廷法外开恩只判处贬谪黄州。
真是怪了，御史台都能直接抓人权势熏天，想要搞死苏轼还不简单吗？
不简单，因为大宋王朝是彻彻底底的法治社会，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能跳出法治的范围之外给人治罪，哪怕你再怎么权势熏天。
在之前王安石司马光因为阿云案对喷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北宋的刑审制度，案犯经过有关部门侦办案情后，需要由刑部审刑院复核案件，再由办案部门提起公诉，最后由大理寺最终判处。
御史台的调查报告经过审刑院复核后，剔除了大量牵强附会的说辞，给御史台的结论来了个大缩水，大理寺拿到御史台的调查报告和审刑院的复核报告后，按照法律严格执行，最终得出了流放两年，但复核特赦条款免罪的结论。
辛辛苦苦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居然被大理寺给搅黄了，李定简直怒不可遏，接连上疏要求对苏轼严惩，不能特赦而一定要诛杀。同时也对大理寺进行了弹劾，斥责大理寺判决结果无法惩戒苏轼的大逆不道行为。
不过很可惜，御史台后来的这些弹劾只是打嘴炮，无法从法理上驳倒审刑院和大理寺的结论，事实胜于雄辩，法律自有准绳，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了，那就按大理寺的判决执行吧。
但是神宗犹豫了，元丰年间神宗已经在亲自主持新法的推行，苏轼诽谤朝政以前是攻击王安石，现在简直就是赤裸裸攻击自己，就这么放过苏轼，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神宗还在犹豫中，一封来自江宁的奏疏送到了面前，从不过问朝政的王安石劝谏神宗放过苏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屡屡与苏轼政见不合的王安石都能如此宽宏大量，当皇帝的难道就真的容不下一个苏轼吗？表面臣子实际老师的王安石触动了神宗的心，避免了错杀忠良。
元丰二年十二月底，苏轼的判决结果宣布，贬谪为黄州团练使。
宦海沉浮和人生的起起落落给苏轼带来了坎坷曲折的感情经历，这些悲苦的感情经历也给他的诗词创作带来了大量的素材，乌台诗案案发前他在密州任职期间，回首自己遭贬外放和去世已逾十年的妻子王弗，写下了那首千古名篇《江城子》。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王弗死后，在苏轼身边陪伴他的是王弗的妹妹王闰之，无论后来在多地奔波或是遭诬陷下狱，王闰之都与姐姐一样对苏轼不离不弃始终相伴。
苏轼出狱之后，王闰之陪伴苏轼前往黄州谪居，在她的陪伴和照料下，苏轼逐渐从乌台诗案时那种万念俱灰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官场失意，文坛耀眼，在黄州的数年里，苏轼在文学领域又达到了一个巅峰，元丰五年，黄州当地过寒食节，苏轼有感而发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的《寒食帖》。
后来苏轼离开黄州时，由于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带《寒食帖》，被当地官员得到，再后来又被其他收藏家收藏，到了元符年间，苏轼的徒弟兼好友黄庭坚见到这幅字，悲喜交加，为字题注，于是这幅字上就有了当世两名最顶尖的书法家字迹。
书法大家苏黄米蔡，《寒食帖》独占两个，就比如一个球队里同时有了梅西和C罗，这球队已经是传奇。
再后来，《寒食帖》在朝代交替中幸免于难，清末流落到日本，日本友人后来归还给我国，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提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时候就说过，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大家都记好了，还有一件国宝隔着海峡在台北珍藏着呢。
《寒食帖》的书法艺术我就不多论述了，书法圈子里这可是顶级作品，《寒食帖》本身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和颜真卿《祭侄文稿》并称天下三大行书，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兰亭集序》现存已无真本，但是《祭侄文稿》和《寒食帖》都是真本，
除了书法瑰宝《寒食帖》之外，苏轼在黄州时期还写下了许多其他诗作：《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都会背。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谪居的苏轼不会等待太久，苏学士之名天下皆知，学士还会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