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第一次伐宋期间，四川全境陷落，孟珙提兵到夔州一番血战才勉强挡住了蒙军南下的攻势。但南宋只有一个孟珙，不能又让他守江淮又让他守京湖还让他守四川。史嵩之升任次相后任命孟珙为京湖制置使，抗蒙作战有功的杜杲为淮西制置使，自己心腹李曾伯为淮东制置使，余玠四川制置使。

　　史嵩之任相期间，一直有谏官攻击他大权独揽任人唯亲，但纵观四大战区一把手，孟珙和李曾伯确实是史嵩之的绝对亲信，可杜杲却是凭战功实打实升上来的，而且杜杲是坚定的主战派，在蒙古使者南下议和时坚决反对，让有心议和的史嵩之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

　　除了以上三人外，朝廷新任的四川制置使余玠也并非史嵩之的人，细数起来应该还属于史嵩之的政敌，因为余玠是赵葵的人。

　　后来守蜀有功的余玠在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脾气暴躁好惹是生非，曾经在临安太学读书，业余时间到茶馆喝茶却与卖茶老人发生口角，三两句话不投机居然直接动手打人，把老人殴打致死。

　　杀人就要偿命，余玠一看犯下人命案了只好立即跑路，书也不读了，逃到了江淮前线从军。当时宋蒙开战，南宋正值用人之际，对参军之人也没什么严格的审核，于是余玠顺利成为一名淮东守军。

　　端平入洛失败后，没背景的全子才降职去了京湖守唐州，有背景的赵葵很快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淮东制置使。余玠在淮东投军后因缘际会之下与赵葵打过一次交道，当时余玠在军中侃侃而谈，赵葵看他口才不错便召入府中做事做了一名主簿。

　　蒙古南侵时，杜杲在安丰苦战拒敌，余玠奉命率军救援安丰，与杜杲里应外合之下击败蒙军，升任招信军知军。接着又在滁州、濠州一带多次与蒙军作战，挫败了当时蒙军的多次进攻。淳祐元年十月，余玠率军再次在安丰与蒙将察罕部作战，宋军水陆并进大破蒙军，余玠凭军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说赵葵指挥有方也行，说余玠作战勇猛也行，反正人家在两淮打出了战绩，此时蒙古暂缓攻势，孟珙、杜杲镇守一方走不开，赵葵升任副枢相进入宰执，派有威望有能力的余玠收复四川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淳祐三年八月余玠来到四川，面对的是一片残破到不能再残破的土地。

　　拜蒙古人所赐，自从端平三年第一次攻陷四川后，侵略者将整个四川劫掠一空，从州郡府库到民间所藏几乎一无所剩。四川盆地气候炎热，北方的蒙古人又不习惯当地气候，故而连续几次入侵四川，都是抢完之后便北上回到黄土高原休整。

　　余玠进入四川后，主要干了两件事儿，一个是筑城，一个是经济改革。

　　为了充分利用四川战略纵深，防止指挥部上来就被蒙古人端掉，余玠奏请朝廷将四川制置使驻所设置在了重庆，并于入蜀当年扩建了重庆城。接着又陆陆续续在泸州修筑了神臂城、在广安修筑了大良城、在蓬州修筑了运山城、在成都修筑了筑云城。

　　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城位于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取名钓鱼城，十年后，这座钓鱼城外将天崩地裂。

　　筑城是要花钱的，虽然窝阔台死后蒙古人停止了大规模南侵，但南宋四大战区饱经战火，尤其是四川已经被打残，想要有足够的钱粮用于工事建设依然是困难重重，余玠意识到了四川财政的窘迫，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改革的首个对象就是四川交子。

　　交子就是纸币，实际上早在北宋年间朝廷就小范围的发行过交子，但由于管理不善后来造成通货膨胀严重渐渐废弃。没想到金国末年，这套被北宋玩儿剩下的把戏又被金国君臣学了去，在国内开始发行交钞，同样也是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金国已经无力通过国内生产平衡货币实物之间的关系，交钞购买力下降就加大印钞力度，最终导致政府信用破产，交钞彻底沦为废纸。

　　南宋虽然吸取了北宋的教训，但到了宁宗朝开禧北伐前夕，朝廷要对金作战需要钱粮，当时四川是南宋的钱粮基地，于是朝廷便大规模从四川转运钱粮沿江而下到京湖两淮。但问题是四川的钱粮转运出来了，民生又保不住了，为了稳住四川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朝廷在四川一地推行交子，用以弥补银绢等实体货币的不足。

　　发行纸币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控制好规模，防止纸币与实体货币间兑换失衡。现代经济学中各国央行发行的货币都是有相对应的准备金作为压舱石，可古代封建社会不会管什么准备金不准备金的，交子印好咱就用，不够咱再接着印，反正朝廷说了让四川印交子使用。

　　为了防止交子挤兑引起社会动荡，朝廷对四川交子的使用做出了一定的约束：交子发行三年期内等价于等额银绢铜钱，三年过后，可到地方政府指定的机构无条件兑换银绢铜钱实体货币。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古人，在经济学不完备的古代硬生生的搞出了一套南宋版的“承兑汇票”，但也正是交子有政府承兑的这一担保作用，四川的交子勉勉强强流通了起来。

　　社会稳定的时候用交子可以，交子与实体货币兑换也相对稳定。但开禧北伐期间吴曦谋反，四川还没打出去便先内乱，虽然后来无吴曦伏诛，谋反也被镇压了下去，但引起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四川的经济生产，地方政府开始想办法救经济。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生产、货币政策和汇率是一组不可能三角形，四川政府要救经济，又不能不用交子，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放弃汇率，让交子贬值。

　　于是，从开禧元年开始，四川交子发行量大幅增加，原本政府承诺每三年给予兑换的承兑机制破产，三年到期的交子无法兑换，四川交子贬值严重，几近废纸。

　　现在余玠来了，想要恢复生产就必须要用到交子这个金融工具，而汇率的失衡又导致交子不被百姓信任，那么为了保住经济生产和汇率，就只能改变货币政策。

　　余玠采取了两项措施，一个是减少交子发行量，余玠在四川期间每年交子发行量减少到南宋初期水平，大大少于之前开禧以来的年发行量；另一个是延长交子承兑期限，以往到期的交子由政府分批进行兑付，而新发行的交子由原三年承兑延长至十年承兑，百姓看到之前的交子陆续承兑了，反而不再担心十年期的新交子不会兑不出来，逐渐的恢复了人们对交子的信心。

　　凡事啊，只要是用心琢磨，总是能有个解决办法的。

　　四川自古以来都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在余玠精心治理下很快恢复了经济生产，粮食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太平有象，民物熙然”。淳祐十年，入蜀已逾八年的余玠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出师北伐。

　　南宋时期的四川主要分四个大板块，最西边的成都府路、中间的潼川府路、东边的夔州路和北边的利州路。蒙古多次南侵劫掠，目标主要是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北归之后部分蒙军依然占据着利州路，控制川北门户。

　　利州路治所位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这里南控米仓山、大巴山，北据秦岭，是陕西南下四川的一处军事重镇，曾长期作为四川宣抚使、制置使的驻所。

　　当年诸葛亮五出祁山凭的是什么？就是凭借着掌控者汉中一带，从地形上占据了主动，否则以蜀汉的国力，能够守住剑门关就不错了，想北伐根本不可能。如今余玠也面临一样的形势，收复中原是所有爱国志士的终极梦想，从四川的战略角度来看，想要实现北伐的目标就必须拿下兴元府，进而对陕西、长安实现战略威胁，寻找机会收复陕西、收复长安。

　　淳祐十年十一月，余玠在四川集结五万大军，沿兴元府西南的金牛道北上。蒙军阶州（今甘肃武都县）守将王德新原为宋将，此时王师北上趁机回归祖国，抓了阶州两位蒙军将领前来投奔。宋军开局顺利继续前进，先在路上的金牛堡击败蒙将王进，接着又在罗村、西县（今陕西勉西县）两度击败前来阻击的蒙军，进驻到兴元城外不远处的中梁山。

　　兴元府城防坚固，强攻恐怕会造成较大伤亡，余玠派部将焚毁了兴元府以北通往大散关的栈道，切断大散关以北蒙军的增援路线，接着在兴元城外大肆砍伐竹木制造城寨，每天白天派士兵不停地在几个城寨之间来回奔走，夜里又派人不断持火把进入城寨再悄悄溜出去，接着再持火把进入下一个城寨。

　　就这么演了几天的戏，余玠果然把兴元城里的蒙古人忽悠瘸了，蒙军兴元主帅夹谷龙古觉得宋军人多势众，自己不是对手，打算突围逃跑，但身边的汉人谋士向他建议，宋军远道而来不可能有太多兵力，越是在城外搞些个大动作越意味着宋军这是虚张声势，根本不足为惧，只要耐心守城，待宋军师老兵疲之后自然自行退去。

　　了解汉人的还得是汉人，余玠在城外一番折腾却没引起城内蒙军丝毫异动，知道蒙军这是打算据城死守了，于是率军发起总攻，云梯、石炮全都招呼上，昼夜不停。城中蒙军同样坚决抵抗，白天夜里兵不卸甲，双方苦战数日，兴元城中蒙军逐渐不支。与此同时，大散关外的蒙军统率塔思也得知了兴元府被围攻的消息，本想率军前来救援没想到关内栈道已毁，蒙军主力无路可走。

　　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栈道同样也通兴元，在塔思多方打听之下，得知大散关以西的陈仓道同样可以南下进入兴元，于是塔思率大军绕行陈仓道南下，奔袭千里前来救援兴元府。

　　五万大军对于宋军而言兵力不少，对于蒙军来说却根本不够看，再加上蒙军多为骑兵，打起来宋军的步兵也打不过，因此当余玠得知蒙军主力已经前来救援之后，立即下令全军撤退，大军返回重庆，临行前再次派人在城外城寨里演了一把戏，蒙军以为宋军大军还在不敢轻举妄动，等塔思主力到了之后才发现上当，再想追击，余玠已经率大军从容撤退。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跑还得能跑得掉，这才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