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明朝官场上掀起一场风波，史称胡狱。其时间跨度之长，牵涉范围之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罕见。风波伊始，当朝宰相胡惟庸便以“谋不轨”罪被处以极刑，诛九族。继而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有三万余人受此牵连，先后被诛杀，其中不乏有李善长等明朝开国功臣。

　　不可否认，胡狱的爆发是明朝皇权加强的必然结果，但背后也折射出明太祖朱元璋“重武轻文”异端思想。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祟下，朱元璋时期的文人走进了一个无法喘息的困局。

　　受淮西集团“武而少文”的影响，自朱元璋登基后，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摒弃文人。

　　在朝廷上，朱元璋秉承“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思想，公开要求所有的功臣要主动接近儒士，学习所谓的“礼法”。然而，朱元璋心里却始终认为文人无用，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决不可倾心相依。《大明律》有条规定便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大明律》载:“文官不许封公侯”。

　　诚如立下不世之功的刘基，也仅仅被授予“伯爵”，称“诚意伯”。即便有个例外，李善长，最终也是全家七十余人一并被处死。

　　相较于前朝的君主，朱元璋对待文人不可谓不刻薄，明初一些士人时常怀念元朝旧主，无外乎就是在否定朱元璋的态度。从史书看，朱元璋在明初推行的是一种摧折文人的残忍政策，使一大批文人横遭摧残和迫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文字狱。

　　朱元璋在位期间，文字狱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因文字狱被朱元璋处斩死的士大夫多达数百人。他们的被处死的理由十分荒诞，如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文章中写了句“天下有道”，朱元璋便认为“道”与“盗”同音，进而诬陷吴宪，说他是在暗讽朝廷，下令将其处死。甚至，像一千多年前的孟子，只是因为说过“民为贵、君为轻”，朱元璋都要取消他在文庙中配享的资格。

　　假若除去文字狱，朱元璋时期的文人也很难苟全性命。自洪武十三年以后，明朝陆续发生了“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四起大案。这些案件表明上看是为了打击明朝的贪官污吏，实际上也是朱元璋对文人的泄愤。

　　据史书记载，因四起大案被株连的文人有数万之多，其中相当多的文人都是无辜的，朱元璋是在有意滥杀。这导致明初许多文人宁愿弄残自己，也不愿意到朝廷做官。正如《二十二史札记·明初文士多不仕》中所说：“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朱元璋也在《大诰》中立下这么一条规定，即“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其对文人的歹毒程度，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明初的文人被朱元璋束缚在“八股”之中。

　　明初即以八股取士，终明不废。当时的考试全以朱熹的注为准，语气要模仿古人，行文也要模仿古人，就连思想上都要向古人看齐，绝不允许自己有新的见解，否则视为出局。顾炎武曾在《日知录·论文格式》中戏讽道:“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

　　可见，朱元璋时期的文人在“庞然大物”的打压与束缚下，早已失去了读书与做官的自由，这盛世并不能如他们所愿，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这困局里兜兜转转，另寻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