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王粲长得丑是丑了点，不过很有才华，写的文章比谁的都好。我爹都自认为不如他（当然他的理由是公务繁忙，无暇文学，不然他也会一扫文坛，天下无敌）。人也很幽默风趣。又念旧，对家乡很是思念。从小听惯了家乡的驴叫，长大之后四处奔波，听不到故乡仁兄的嘶嘶长鸣，故时常模仿驴的叫声，以表达乡关之思。学来学去，竟也学得很像，就像口技演员一样，张口就来，活灵活现。大家一起聚会，听说他学得一口好驴叫，表示很感兴趣，想同他学驴叫。他也大大方方地教大家。所以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在高台酒会之上，琼楼玉宇之中，各位酒酣耳热之际，驴鸣嘶嘶，不绝于耳。

　　忽一日，这驴鸣声嘎然而止，大家掉头回顾，却发现斯人已逝。于是大起伤悲，美酒佳肴，木然无味。

　　这人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好不容易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受到重用，却又英年早逝。岂不痛哉？他出殡之时，我亲自带领零零落落的几位兄弟前去祭拜。在坟前，大家觉得人生在世，好朋友不打招呼地就突然不见了，很是没意思。我说，有王粲在时，咱们开开心心的，现在他不在了，真难过啊。他大半辈子漂泊在外，喜欢听家乡的驴叫，也经常给大家表演驴叫。现在他不在了，咱们一起学驴叫，送一送他吧。

　　于是大家听我口令，一起儿在坟前引吭做驴鸣，其声嘶嘶，其声呜呜，驴声依旧，听来却是别样的伤心。

　　大家年纪轻轻，就纷纷驾鹤西去，入座得太晚，离席得又太早。一起儿还没共事几年，开心的事还没玩够，有趣的话还没有聊够，就起动仙驾，一应俱逝。赏心乐事，荣华富贵，一如过往烟云。什么才是长久的呢？

　　可能真的只有文章才是不朽的。

　　好朋友被瘟疫杀得七零八落，找出来再也成不了一席，再一起吟诗写作、痛饮高歌已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开始收集各位的文章，写文学评论，评品大家的优劣得失，给后世小生作为参考。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傅毅和班固的文才，彼此差不多，但是班固却瞧不起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作了兰台令史。但是他每次提笔写作，总是啰哩啰嗦，写个没完。人们总喜欢表现自己，而文章体裁各种各样，很少有人各个体裁都写得好的。难怪各人只看重自己的长处，却嘲笑别人的短处。俗话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是因为只看得起自己的缘故。

　　这是从古至今文人的通病。是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才俊切切记住的。

　　接着我写当今的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位，各人写文章的长处和短处。这七个人，学习很全面，写作时不借助已有的文章辞汇。都以为自己能驾驭良马日行千里，抬脚来就能齐头并进。像这样的互相佩服，而不是互相抵牾，是很难得的。如此看来，只要文人们都能用对待自己的态度来看待别人，文人相轻的毛病就可以避免了。

　　这七个人，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长处。王粲的辞赋写得好，陈琳阮瑀是公文写作的高手，徐干的哲学著作成一家言，写得很有气势。孔融文章的气韵风格高尚美妙，有过人的地方。但是要他写政论性的文章，就不行。有些让人胡说八道的感觉。譬如他说人不用尽孝，人和野兽一样。父之于子，有什么可亲的。只是因为为父的情欲来了罢了。子之于母，有什么可亲的，譬如寄放东西在瓶中，生出来就离开了。我爹为了节省天下粮食，救济苍生，下令禁酒。他却大肆说酒的好处。酒之为德也久矣。所以天垂酒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因此酒何负于治者哉？又说什么皇帝郊天必剥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乐。我娶了人家的老婆为自己的老婆，他就寄信给我爹，胡说什么文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我爹想不起出自何典，虚心问他，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以古度今，想当然耳。

　　这样用不伦不类的东西写议论文，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不过写得好的部分，也和扬雄班固差不多。

　　文章有不同的体裁，各种体裁的写作要求是不同的。所有的体裁都能写得好的人不多。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培养的。有些天生的东西，虽然在父亲兄长身上大量俱备，却不能强加在儿子和弟弟身上。

　　写文章是天底下的一件大事。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以上那一段，用古文写出来就很有气势，读起来也很有味道。写成白话文，虽然意思没变，但味道就差了很多。姑且用白话文附在后面：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紧要事业，是人生不朽的大事。人的生命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完结，荣光和享受也只在活着时才有。两者都会在一定期限内结束，比不上文章的生命力无穷无尽。因此古代作家把一生寄托给笔墨，把思想情感通过文章表现出来。不必借助史籍的记载，不必依靠达官贵人的势力，而名声自然会传留后世。所以西伯侯姬昌在拘禁期间推演《周易》，周公旦在执政时制定《礼》书，既不因身处逆境孤独痛苦而不创作，也不因身居显要康乐愉悦才想到写文章。难怪古人看轻一尺大的玉璧，重视一寸长的光阴，是因为担心时光容易过去啊。今天的人大多不大努力，贫贱时因饥寒而担心，富贵时又沉湎于安逸快乐。都只知为眼前的事务操劳，而忘了千载不朽的功德。日月光阴在前面逝去，身体生命随后跟着消亡，转眼间便与万物一起变化消失，这真是仁人志士一生最大的悲痛啊。

　　而如今孔融王粲等文坛大佬一应俱逝，只有徐干写的二十余篇哲学著作《中论》留传于世，成一家之言，无人出其右者。

　　我对文章事业怀着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心情来对待。因为我自知自己才力有限，更需加倍努力用功，以期获得不俗的成就。倒是弟弟曹植，仗着自己天赋过人，从小被人夸赞，不太把文章事业当回事。他说：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显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真是岂有此理。你仗着自己小有才华，把文章直当成雕虫小技，想着要建不世之伟业，创不朽之丰功，学老爹那样横刀立马，纵横天下，可是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那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