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大量史记记载及影视作品叙述，并加以个人情感色彩。若内容阐述与其他文献作品有近似雷同，纯属巧合。如有误导读者观点的段落及表述不清的章节，请参照历史史记正确解析。】

　　征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这是孟子笔下的残酷战争。

　　秦朝末年，各路豪杰逐鹿中原，从秦末农民起义到项羽兵败自杀，大规模的血腥战争持续了八年。

　　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博弈，在当时看来悬念叠生，但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历史的天平已经不可避免地倒向了汉中王(刘邦），中央集权制度也终将回归历史的舞台。

　　公元前202年，项羽战败垓下，自刎乌江。最终，平民出身的刘邦成了胜利者。

　　埋葬了项羽之后，在诸侯和将领们的拥戴之下，刘邦成为了华夏的统治者，得以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当时的汉王朝尚未营建都城，就如同草台班子一样，毫无秩序可言，更无严规律法。

　　作为胜利者的刘邦，成为诸侯之上的天下共主，又自诩为秦帝国的继承者。他效法赢政，使用皇帝称号，于公元前202年，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战场的废墟上登基称帝，创立了新生的“大汉王朝”。

　　刘邦自己清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需要这样的一个统一帝国来进行管理，也意识到了从战国到秦朝，历史变化是一种进步。而秦始皇推行这个制度也是一种合理的制度。

　　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原本是刘邦理想中汉帝国的都城，在他登上皇帝之后，便决定留在洛阳。然而大臣(娄敬)，及其它大臣，却用自己的主张说服了皇帝刘邦。

　　原因是；地狭田薄的洛阳，并不适合作为统一帝国的中心，而高山伟峻，黄河环绕的关中秦地，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府之国，只有建都关中，控制秦地，新生的王朝才能像当年的秦始皇一样，剑指八方六合，扼制住天下咽喉。

　　最终，刘邦力排众议，将新生王朝的权力中心，迁回了秦之故地（关中）。

　　然而，大汉王朝的开国君臣无法欢欣雀跃，因为留给胜利者的不是一个花团锦簇，国泰民安的花花世界，而是一个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悲惨景象。

　　昔日关中的秦都咸阳城早已化为乌有，只有渭河南岸的兴乐宫，上林等离宫别苑，侥幸存留。

　　刘邦，将兴乐宫更名为长乐宫，又将都城命名为【长安】，（意指今西安与咸阳的合称），蕴意长治久安，这也就是【长安城】的由来。

　　在今天西安市西北方向的汉城国家遗址公园，依然可以看到大汉王朝的遗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去感受那段历史底蕴！

　　面对生灵涂炭，内忧外患的局势，乘势崛起的西汉君臣，如何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又如何为自己的后继者创造辉煌，打下基础？

　　秦朝的暴政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又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大汉王朝的都城【长安】更是残破不堪。

　　汉朝刚刚建立时，整个社会经济凋敝，物资匮乏，一石米要一万钱，一匹马价值百金，甚至皇帝也无法凑齐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普通家庭更是毫无积蓄。

　　因为连年战争和饥荒，人口大量死亡和逃离，以致于全国各地城市残破，户口损耗严重，很多人逃亡至山林川泽生活，脱离了政府户籍，使新生的政权更加难以维继。

　　于是刘邦下令，予以难民相应田薄，鼓励耕种生产，并减免徭役，允许他们回归故里。经过一系列大量的惠民政策，社会经济才有了些许缓和。

　　在刘邦的统治下，咸阳城外的废墟之上，【长安城】拔地而起，这两座古代的都城历史交织，位置重叠。

　　《长安故咸阳》，也就是说秦都咸阳是长安前身，也是长安辉煌的起点。

　　然而，此时的汉高祖刘邦却是一筹莫展，刘邦清楚的意识到，眼前的胜利，得益于功臣名将，以及六国贵族的支持，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依然有着对旧制度的眷恋，依然渴望着能够拥有自己的封国。

　　如果剥夺他们继承封国的权利，那这些功臣名将，六国贵族就会对大汉帝国丧失了忠诚。面对自己难以抗衡的功臣势力，尽管心中万般无奈，但现实却逼迫着他做出了让步。

　　在原本应该统一大汉帝国的领土上，刘邦依然册封了七大诸侯国。这是刘邦的第一次妥协，他不得不延续分封制的传统，不得不默认诸侯国的存在。

　　 这个无奈现实，一直积压在刘邦的心中，他非常清楚，这个看似无比矛盾的郡国并行制度，就是自己的忍让与妥协又无可奈何的产物。

　　在郡国并行期间，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仅仅只有二十四个，而大汉帝国领土的三分之二全部属于诸侯国，而各诸侯国也都有了自己的治国方略，法律条文。

　　初生的大汉帝国无法行使中央集权。在各诸侯国的领地内，大汉帝国更是有名无实。

　　在面临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危机的同时，秦朝时被蒙恬驱逐到大漠深处的匈奴，重新强大了起来。冐（mo）顿（du）单（chan）于统一了匈奴各部，且势力强盛，一度控制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并借战乱社会动荡之际，重新控制了河套一带，匈奴贵族更是时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北部边郡的人口牲畜和财物。

　　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朔县。驻守在马邑的（韩王信）叛降匈奴，勾结冐顿单于进犯（晋阳）。

　　尽管如此，刘邦并没有向现实妥协，他希望改变这个万般无奈的现状，极力谋求兴汉安邦的策略。

　　公元前200年，刘邦决心彻底消除匈奴这一外患，亲率三十万大军迎击匈奴。

　　匈奴的大量进犯挑衅，使这个初生的大汉帝国危机四伏，同时，也为大汉帝国日后消除内患，兴国安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