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王商是宰相王商，不是王凤的五弟王商，汉朝以单字起名做为上等人的标志，这也让后世的人在学这段历史的时候特别烧脑，相同的名字常代表不同的身份。

　　王商与王凤两个势力集团，自公元前29年，王商出任宰相以来，汉成帝朝初期的两大势力已经相安无事5年了。

　　这不仅是两个人的斗争，也是两代外戚家族的斗争，更是内朝官与外朝官两个集团的斗争。

　　矛盾不以个人恩怨为转移，这是两个集团不可调和的矛盾。

　　乐昌侯王商，字子威，姑妈王翁须是汉宣帝的生母，他是汉宣帝刘洵的表弟，汉成帝刘骜的表爷爷，老牌儿外戚。汉宣帝时期，王商以任子出仕，任太子中庶子，作为外戚一路高升，很快就官职右将军、光禄大夫。汉元帝也很器重王商，指示他护佑太子。元帝晚年，由于他过分偏爱山阳王，刘骜太子的位子一度岌岌可危。王商和另一位待臣史丹竭力维护太子，为刘骜顺利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骜继位后，升王商为左将军，对他视为肱骨。公元前29年（建始四年），王商接任匡衡为丞相。

　　一般认为，丞相是除了皇帝以外最大的官，其实在汉朝就不是。汉武帝之后，朝中一把手是大司马。这是汉武帝的创举，纯粹为了削弱相权，搞了一套内朝官，把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架空了，成了没有决策权的执行机构。自从有了内朝官，内外朝之间争斗就没歇过。汉宣帝时，以刘洵的超强能力尚可以把控局面，到了汉元帝刘奭，宦官和外戚勾结，把外朝官玩得死去活来。到了汉成帝，刘骜干脆就只相信以外戚为主的内朝官。大司马领尚书事，把个秘书机构变成了中央权利核心。

　　简单的理解，外朝官就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固有官僚体制，中枢是相权，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内朝官是汉家皇帝搞的自己人官僚体系，中枢是大司马，是对丞相的分权，是服务并听从于皇权。

　　此时的大司马是另一位外戚，王莽的伯父王凤，汉成帝刘骜的舅舅，皇太后王政君的同母同父的亲大哥。

　　西汉末年，外戚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外戚有个天然的弱点：皇帝换了外戚也随之变换。所以，每个皇帝周边都有新的老的一堆外戚。新老外戚之间的权利争斗是必然的，没有哪个外戚会主动交出手中权力。王凤和王商的争斗说白了，绝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家族的斗争，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内朝官和外朝官之间的斗争，是政治结构上的一种斗争。本质上来说，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你死我活的权力之路，哪有什么卑鄙和高尚的区别，只有卑鄙与更卑鄙的区别。双方都各出奇招，互有攻防，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后来《汉书》班固将王凤形容成一个奸诈小人，评价王商为人忠直，刚正不阿。我想这也有班婕妤的缘故吧，好以此侧面的打击王凤，班婕妤是班固的直系长辈，后面我会详细讲述她的故事，现在只须明了班家与元城王家因班婕妤结仇就好，我置疑班固因此而没能完全坚持史家的公正性，就像我用淳于长的卑鄙来衬托王莽的清高一样。

　　权力的斗争哪来的对与错，厉来都淡不上高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杯酒释兵权，那是强权上位者的仁慈，是不对等的，双方才能如此心平气和的，不流血的演下去。而王商和王凤是势均力敌的，至少目前是。

　　王商公元前29年出任宰相，王凤比他早4年出任大司马，上位者，很难做到谦逊恭俭让的，特别是穷儿乍富的王凤，专权独断，听不得半点杂音，这是闭着眼都能想得到。

　　王商位居宰相，老大与老二，官场上的面子活肯定是过得去的，但王商想着自己是老外戚，家族实力强大，真正的贵族血统，又有扶持汉成帝上位之功，内心多少有些看不上王凤这个土豹子，多少有些倚老卖老，背后对王商颇有微词，有想巴结大司马之徒，自然而然就传给了王凤。

　　王凤对此深信不疑，说别人不会，说王商肯定会，这可是会当着皇帝的面说他坏话的狠人。

　　王凤至今清楚得记得，那次在朝堂上无地自容的往事。他觉得自己智商受到了侮辱，权威受到了挑战。感觉自己在成帝跟前，被人啪啪打脸，左右开弓，每每想起仍在泣血。

　　那是王商做丞相的前一年吧，还只是一个区区的左将军，记得那是夏天的午朝，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了现在，满天乌云，浓稠得午后的未央宫都早早的点上了宫灯。一众朝臣被留在朝堂内，边等雨歇边在闲聊，汉成帝慵懒的斜靠在龙椅上，和身边的大司马有句无句的聊着。突然满城人声鼎沸，据传流经长安的渭、泾、沣、涝、潏、滈、浐、灞这八条河流中，有五六条河床暴涨，水龙正向长安涌来，长安城转眼就会被淹没在波涛之中。城内居民慌着一团，大臣们也慌作一团，王凤也慌了，建议立刻准备大船，让太后和皇上登船避难。这时王商不紧不慢地说：即使在末世王朝也没听说洪水能淹过城头，何况这太平盛世，分明造谣！如果雨势太大，大可在城楼一避，不用舟车远行。他这一说，大家觉得有道理，让人再去打听，结果还真是谣言。每每想起此事，王凤均清晰的记得，那昏暗的朝灯下，汉成帝刮向自己那明亮的眼神，还有那朝堂上挺拔的王商的身躯，像根刺，长久的扎在了自己心里。

　　平心而论，王凤的决策也没有什么问题，一切以皇上皇太后的安危为最高的出发点，山洪爆发的事故预案大船避险是可行的。而王商其实是运气好，是故意站在反面而为之，凭什么太平盛世就不能发大水？倾盆大雨你没见到吗？水面上涨没看见吗？与其被动等着险情的过去，在大多时候未必比得上主动避险。王商说中了不过是中了大奖，老天这次站在了他的那一边。如果老天跟他闹着玩，他就等着诛九族吧。

　　河平四年（前25年）匈奴复株累若鞮单于来朝见汉成帝时，顺便到未央廷拜谒丞相王商，王商起身离席与单于交谈，由于王商身材高大，匈奴单于仰望之而心中畏惧，汉成帝听说后感叹道：“此真汉相矣！”一时间传为美淡，在皇帝面前抢我风头，和我争宠，我虽然贵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军权政权一把抓，又说过你什么吗？

　　王凤每听到一次小报告，就不由自主的这么想一次，老大和老二尿不到一个壶里，看来这个班子，是得要调整一下了。

　　先动手的是王商，再怎么不对付，王凤暂时还没有动手的意思。

　　这得从王凤的儿女亲家杨肜说起，公元前27年，王商出任宰相的第2年，琅琊郡发生大灾，受灾区域达到了40%，很严重。杨肜正是琅琊郡太守，王商认为杨肜渎职，不作为，于是上疏弹劾。王凤得知后，立马派人向王商求情，毕竟是天灾，这事非人力所为。王商不为所动，依然上了奏疏。姻亲关系，就算不被牵连，今后如何相处。王凤直接出面，干脆将奏疏压了下来，皇帝根本就没看到。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也不知王商是为了敲山震虎，还是咋想的，没有继续抓住杨肜的小辫子做文章，也没有继续上奏或面奏皇上。不知他想到王凤领尚书事这一层没有，作为宰相理应知道所有奏疏都要通过尚书呈递皇上。在对王凤的攻击上，王商不够准，也不够狠。阶级斗争能力也值得怀疑。既然想通过杨肜打击王凤，就应该把事实调查清楚，证据坐实，联系多方力量，直面皇上，一的中矢，否则王凤也很难被扳倒。发动攻击前，就应该详细的推演，王凤可能会私自截留，那又该怎么办，是不是该给他罪加一等，皇帝置之不理又该如何，皇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又该如何行事。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干就干绝，不该给敌人留退路。

　　大灾面前铲除异己是有套路的，正常的套路是大灾面前必定有人背锅，管你杨肜渎职没渎职，都大灾成这样了，你不一定渎职了，而你杨肜居然还渎职，你不背锅谁背锅，再搂草打兔子，顺带牵连大司马王凤，不把他拽下马也要让他惹身骚，历史上这是多简单的套路，从古至今都不知演了多少回，王商却演砸了。如此草率的行事，不该是成熟政治家的所为。除了增加王凤对他的痛恨外，无一益处。

　　王凤的反击。

　　这是任大司马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王凤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生怕王商咬住不放，一边扣压下奏拆，一边派人去王商处游说，在朝堂上议政都适当的偏向王商，低调，先过了这关再说。最终王商的愚蠢才得以使这件事摆平。感到后怕的王凤开始反击。他指示频阳人耿定状告王商，告他两件事：一是王商跟他父亲的女婢私通；二是王商的妹妹淫乱，他家奴仆把奸夫杀了，怀疑是王商指使。这里的女婢肯定不是丫鬟，奴婢之类的，是的话大大方方的娶回当小妾就完了，应该是他老爸的女人，大概是介于妻妾之后，不能入家谱的那一类。自古帅哥都管不住自己的裤裆，犯错的机会多，从前文单于，成帝称王商为真汉相就可以看出王商可是帅出了一定高度，是同潘安等人一样被历史认定的帅哥一枚。而第2件事更扯蛋，唯一肯定的是他妹妹府上肯定有人死掉了，这人是不是奸夫不知道，这人是不是王商买凶杀人的也不知道。其实奸夫被杀最大的嫌疑不应该是王商的妹夫吗？这两件事捕风捉影的成分很大，但妙就妙在你很难反证，有口说不清，还越描越黑。古人之间争斗，通常有个卑劣的手段：损对方名节！这个招数很阴，往往被诬之人都没法争辩。我觉得告王商的两条理由，第一条纯属诬陷，第二条也许成立，但没有证据，不能采信。

　　实际上，汉成帝也不糊涂，以“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为由，让王凤吃了一鼻子灰。但王凤坚持要汉成帝将此事移交司隶校尉彻查，后来也不了了之。这能预估到，宰相这个品级，哪会被女人这种八卦轻易推倒。王凤也没想过会一下扳倒王商，先表示个态度，主要就是想恶心一下他，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要以为我是好欺负的，虽如此，王商多少还是被吓着了。

　　双方都开始害怕，刀已出鞘，不见血是不会入鞘的。现在己无退路，要么被我干掉，要么就踩着我的人头上位，两人象顶着枪尖拼命的两条大汉，松口气随时都会被要了命。

　　估计这时候王商有点后悔自己贸然出手了，对错过的好时机，扼腕叹息。

　　赶紧补救！情急之下王商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王太后曾经跟王商说：你不是有个女儿吗，让她入宫伺候皇上吧。其实这都是王政君的一番好意，尽管你跟我兄弟掐得死去活来，但你护驾有功，能给的恩宠不会少。也不知道王商当时怎么想的，当场就回绝了，说女儿有病，不宜入宫。是真的长期生病不适，还是想和元城王家划清界限？不知道，结果让王政君的好心成了驴肝肺。

　　有时候拒绝好事也是会得罪人的，这不，皇太后王政君被得罪了不是。

　　先自保再说，这时候王商又想起了这档子事，如果女儿在宫里得到皇帝宠爱，就会多一个保护伞。想到皇太后已被自己得罪的不轻，再去找只会自讨没趣，他找到汉成帝的新宠李婕妤，李婕妤曾是班婕妤的侍女，正当宠，于是就托人求李婕妤疏通。没想到做事不密，被太中大夫张匡知道了。

　　张匡是王凤的人，王凤轻易的知道了王商的策略，走上层路线，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王商熊了，开始防守了。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王商你瞧好呢。

　　巧得很，当年正好赶上发生日食，这对古人来说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尤其对皇帝，面对着这些异象，总觉得是上天对自己的一种警示。张匡借日食，告王商“作威作福，残贼不仁；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所教；商执左道以乱政，诬罔悖大臣节”。老账新账一起算，上纲又上线。

　　日食多大点事，况且日食的出现对双方都是一样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王凤可以此攻击你，王商你不会也攻击他吗？日食就是你王家外戚干政，阴盛阳衰造成的，这个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没法证明的玄幻事情。王商却什么也没做，关顾着穷于应付，眼巴巴放过了日食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王商的守势可见一斑。

　　眼看王商的政治危机就快来临，没想到他自己家里又出事：儿子状告父亲！屋漏偏逢连绵雨，坏事总是成群结队的出现，这下王商可谓焦头烂额，真是流年不利呀，这都什么档子事儿。

　　在古代儿子告老子的状非常罕见，一是三岗五常在那儿摆着，从君从父从夫，儿子告老子更是大逆不道；二是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儿子只要告父亲，首先不论内容，儿子先要挨一顿板子再说，不孝！告王商的是他儿子王俊，王俊是另一位重臣史丹的女婿。告状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史书说“欲告”。从最后王俊休妻行为来看，十有八九是王商扒灰。从经济利益和现实出发，王俊概不敢上诉公堂的，王俊和王商同枝连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俊的一切说到底都是王商给予的，这不是自断财路，自绝前程吗？这段历史同样写得含含糊糊，给人蜻蜓点水的感觉。班固作史时又不想让人误会不专业，但写王商的污点又与人设相背离，班固就二三笔跳了过去。估计，王俊告父亲应该是家事，作为儿媳，史丹女儿也应该牵涉其中，为了女儿名声，史丹私下平息了这段父子相讼的真相，现在猜测多半就是扒灰了，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个时代是绝不会父子反目，谁也不会和前途，利益，名声过不去。

　　果真是帅哥管不住裤裆，王商对金钱不在意，在父亲去世后，可以把家产均分给各个兄弟，可惜在女人身上却常栽跟斗。

　　王俊告王商的丑事虽没扩散，王商虽没直接栽在儿媳上，但这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亲家史丹对王商算是视之蔽履。本来，汉成帝一直很回护王商，对王凤们的告状一律驳回，但这一次，女儿被休回史家，史丹一张老脸丢尽，不管王商做没做什么，从女儿回家那一刻，亲家变成仇家。史丹想到王商就无比懊恼和悔恨，见到他就一阵恶心，自然而然加入了“倒商阵营”。汉成帝的两大拥立重臣从此离心离德，分道扬镳，王商失去了朝廷内的最大助力。

　　最后的一击。

　　王凤抓住王商和李婕妤沟通这点不放，指使群臣不停的上书，把他平常私底下的怨恨之言，添油加醋传达给了汉成帝，不把王商整下台不罢休。

　　众口烁金，河平四年四月，成帝下昭以“执左道、疑指使杀人、怨恨皇帝”为由，罢相。

　　在皇权的社会，怨恨皇帝，直接就是宣告你政治生命的结束，没有这一条还有可能东山在起，有这条没当场赐死就该感谢皇恩浩荡了。仅三天，悲愤交加的王商呕血而死！

　　王商死后，王凤还不肯罢休，把王商家里任京官的子弟统统贬出京师，还唆使心腹上疏，请求褫夺王商袭封的侯爵，不过成帝没有听从，而是让王商的儿子王安袭爵。

　　双方的争斗就此结束，后史书常为王商名不平，班固的《汉书》甚至因此未给王凤立传。

　　老鸦说猪黑，谁也不比谁干净，权力不是请客吃饭，哪来的谦让。双方永远不可能共存，这是内朝官对外朝官的胜利，这是新外戚淘汰老外戚的历史，这不过是皇帝的一场选边游戏，不是他俩，换成谁，斗争都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