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爸出生在大巴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祖上一直依照字辈给孩子命名，他们那一带恰好是“秀”字辈，我爷爷奶奶便给他起了“李双秀”的名字。

　　他是家里的长子，之后还有个妹妹。

　　在他小小的年纪里，却早已学会了割猪草、煮饭、放牛等许多营生，因为那时家里穷，他不得不一边做着农活，一边上学。大约是在接近进入初中的时候，面对家里的困境，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幺幺便主动提出退学，说“我哥成绩好，就让他去读吧，我在家里给你们分担些活儿”，爷爷奶奶也无可奈何，只能这样。

　　进入初中，他的成绩还是蛮好的，直到现在还是他时时谈论的话题，家里人也为他感到高兴。初中毕业后，不知何去何从。他想报高中，便报了，但成绩没达到，就被刷下来了，其实他的分报中师中专是完全可以的，这样说不定他的人生会有另一种轨迹。他想继续上学，于是就自己找了高中，在县里的四中里。那是交通还没有现在这般普及，车费也不是像贫苦人家能承担的，所以每周一次到后来的每月一次的回家和重返学校都是靠走来实现的，去时带上一大罐自制的咸菜，这生活也就够了。

　　按照这个趋势，他必然是苦读三年，然后读大学，之后工作，但现实是，他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都没有修满。那时还是小孩子的我经常便向他询问为什么，他却总是不回答。之后听我奶奶说，是当时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实在是付不起我爸的学费了，而且我爷爷觉得‘书读出来了还是要搞农业，还是要过苦日子’，所以我爸便脱离了书海，回归了这零碎且不堪一击的现实。

　　才十七八岁的少年，稚气还未褪尽，却毅然扛起了家里的和生活的担子。

　　当时我们这一旮旯流行外出打工，年轻小伙子，只要有力气，肯踏实地干，挣钱那是一定的。为了早些减轻家里的负担，我爸也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但初出茅庐的孩子在独自面对残忍而暴躁的社会现实时往往是输的一败涂地。我爸也不例外。

　　年少轻狂，高消费和苦累的活压得他喘不过气，于是，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他身无分文，自尊心被狠狠地在地上摩擦，燃烧着火焰的那颗热忱的心，光渐渐暗淡了，什么理想，什么烂漫都被这残忍的现实无情的击碎了。之后所幸遇到熟人，才能回到家乡。

　　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结了婚，不久在九七年农历七月中生下了我哥，他翻遍了字典，取了一个‘祎’字，就是《出师表》中“费祎，董允等贞良死节之臣……”那个字，代表着美好的意思，后来只要有人把我哥叫做李伟，我们就认定他肯定是没文化的。

　　而我是零五年的七月在BJ出生的，他们希望我以后能再进入BJ工作，便给我起名叫做“李京城”。那时他们夫妻俩带着我哥在BJ打工，搞养猪，能挣到一些钱，生活也还过得去。

　　我无意识地在BJ哭闹了一年，便随着他们回到了四川的老家里。

　　由于我的到来，原本就狭窄的拥挤的老房子更加不堪重负，现实逼迫他们是时候要建新房了。

　　我们的老房子就是由泥巴土和石头作基，由木头和瓦片作顶的土房子，说不定是从我曾曾祖父那遗留下的了。

　　事不宜迟，他们拿着多少年来攒下的和借来的钱，开启了对新房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