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杀伐征战。社会旧秩序逐渐被破坏，新秩序则在慢慢诞生。
在这个过程，大部分人都是参与者和建设者。然而，就在大部分人都在期待新秩序的同时，还有一小部分人在顽固的试图坚守旧秩序，甚至，希望把它发扬光大。
孔子，就是这小部分人的代表。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并且还是公室贵族，也就是说孔子其实是商王室的后裔。
孔父嘉（没错，那个老婆被华督抢了的男人），宋闵公五世孙，孔子六世祖。其子木金父，木金父生子孔防叔，孔防叔生子伯夏，伯夏生子叔梁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荀攻打偪阳城时是出过场的）。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陬邑（山东曲阜）定居，其后官至陬邑大夫。
叔梁纥娶妻施氏，生有九个女儿（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连生九个女儿的概率为五百一十二分之一，换算成百分比也就是百分之零点一九五）。
百分之零点二的概率都不到，这都能被梁叔纥遇到，其实说起来也挺幸运的。然而，这事，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叔梁纥虽说是从宋国逃难而来的，但毕竟在鲁国这么多年，也算是混出了一点名堂出来，做了一个地方大夫。这个职位虽说不是很荣耀，但好歹也是个传家之宝，所以，这个传家之宝是要儿子来继承的。
因此，这幸运对叔梁纥来讲其实是很烦恼的。
而为了解决这个烦恼，于是叔梁纥就纳了一个小妾，你还别说，这小妾就是比正妻好，马上就给叔梁纥生了一个儿子。
不过，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小妾给叔梁纥生的这个儿子并不是我们的孔夫子，而是孔夫子他哥，名叫孟皮。
孟皮人如其名，确实很皮，一生下来脚就有问题，长大了也就是个跛子。
这就让开心了一会的叔梁纥又不开心了，天生残疾，这可是上不了台面的啊，这还怎么继承家里的官职。
生了十个小孩，九个女儿一个跛子，这让年过六十的叔梁纥可急坏了。不过，他并不准备放弃，于是，他又盯上了一个姓颜的人家。
这家姓颜的人有三个女儿，当叔梁纥来他家提亲的时候，只有小女儿颜徵在同意了嫁给这个老头，毫无疑问，这个颜徵在也就是孔子他妈了。
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根据资料查证，孔子出生的时候，他妈颜徵在只有十八岁，而他父亲叔梁纥已是七十二岁。并且，此时距叔梁纥到颜家提亲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推算，当初去颜家提亲的叔梁纥是一个六十六岁的“精神小伙”，而当时的颜徵在是一个只有十二岁小女孩………….。
万恶的旧社会啊，此时的我想不到一句话去形容我的愤怒。
按照那时候的人十五岁就成年了，可以生子的习俗来看，我们可以推算，颜徵在的爷爷看到叔梁纥的时候可能都要叫一声大伯了。
所以，即便是在纳小妾盛行的时代里，颜徵在和叔梁纥的婚姻都是不被人接受的。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就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孔子父母年龄相差较大，不符合当时礼法，所以用了个“野”字，没曾想，这会给有些人造成了一种误会。
我曾遇到过一位很有趣的人，他在无意中曾提起孔子，然后告诉我，孔子是他爸和他妈打野战的时候怀上的。
此言一出，立即惊呆了弱小无助的我，搞得我赶忙跟他解释。而在我跟他解释一番之后，他仍有点将信将疑，似乎是我打乱了他的固定认知。所以这让我觉得，像他这种想法的人，肯定不只他一个。
当然，司马迁的“野”字也确实还有另一番意思，那就是因为颜徵在和叔梁纥的婚姻太不合礼法了，所以这导致他们在舆论的压力下不能在家中生子，而是居住到了尼山才生下孔子，所以也就有了“野”的意思。
但不管怎样，这些对孔子来讲都是无所谓的，真正影响到他的，还是父亲年迈的身体。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此时的孔子才两岁，但是他的父亲却已经七十四岁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叔梁纥来讲，他已经算是超高寿的，怎么算都活够本了，所以在这一年，叔梁纥抛下了年仅两岁的孔子和他二十岁的母亲。
一个两岁的小孩可能还不知道父亲的去世意味着什么，但是二十岁的颜徵在是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的。叔梁纥娶颜徵在回来就是为了生儿子的，现在儿子生了下来，所以按理讲，孔子是可以继承叔梁纥在鲁国的食邑的。但是，有一个人却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叔梁纥的正妻。
作为一个为叔梁纥生了九个女儿的人，那份没生儿子的不甘，颜徵在是不可能体会到的。而当这份不甘转化为嫉妒后，孔子坎坷的童年生涯便也就开始了。
叔梁纥死后，其妻施氏掌握了孔家大权，随后便驱逐了孔子母子，与孔子母子一同被驱逐了还有孔子的庶兄孟皮，从此颜氏母子三人就过起了清贫寒苦的日子。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颜徵在带着孔子和他的庶兄孟皮三人相依为命过了十二年的清贫生活，这一年，这个柔弱的女子便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此时，孔子十四岁。
父亲与母亲的相继离去，让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不得不开始独自面对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一颗志在做学问的心开始在孔子体内扎根。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此时的孔子十八岁，迎娶了丌官氏之女为妻。第二年，孔子的儿子孔鲤出生。而就在儿子出生的这一年，孔子也开始步入鲁国政坛。
不过，他的第一份工作只是一个仓库的管理员。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孔子。在仓库管理员的岗位上，孔子开始关注天下大事，经常对国家治理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发表一些见解。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二十岁的孔子调任乘田，也就是一个管理鲁国畜牧业的岗位。
从仓库管理员到畜牧业管理员，以任职的角度来看，孔子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职位并不能反映孔子在鲁国的人气和声望。比如，鲁国当权者三桓之一的孟氏家主孟釐子就在病危临死之前要求儿子拜孔子为师，于此同时，鲁国大夫南宫敬叔也经常前往孔子处学礼。
一个畜牧业管理员就能让国家的执政大夫屈身求学，这似乎在预示着孔子的人生方向：政治生涯平平无奇，屡屡不得志，教育生涯却风风火火，桃李满天下。
仕途的不得意，堵塞了孔子一条前进的路，于是在这段时间内，孔子在另一个方向上迈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开办私人学校，广收学生。
在春秋时，接受教育是贵族子弟拥有的特权，下等贫民是无法学习知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下等贫民没有任何上升的渠道，贵族子弟又不能深入基层了解社会面貌。所以长此以往，社会的阶级鸿沟便越来越大。
而当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时，这极少部分人便也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于是，他们一生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只剩想方设法的巩固既有权力与特权。
于此相反，数量巨大的下等贫民一生唯一做的事则是努力的赚取维持生命的资源资料。
当社会阶级固定到所有人都认为无法打破的时候，所有人便也放弃了打破他的幻想，于是，不管是贵族子弟还是下等贫民，他们都只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之上。
一个固定的社会，看似稳定，看似繁荣，但这样的一个社会是畸形的，是停止不前的，是没有任何生机的，是令人恶心的。而要打破这恶心的社会，对所有人进行平等的教育，便是第一步。
二十多岁的孔子开设学堂，也许他还不能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有多大的意义，但人类的使命就是这样被赋予到了年轻的孔子身上。
学堂开张后，孔子广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入学，其中有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这样的最高执政者和世代贵族，后来也有子路这样的江洋大盗，还有贫民出身的子张。
不论尊卑，倾囊相授，这便是孔子的教学理念。这个理念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打破了囚禁底层群众的枷锁，也打破了这个没有任何生机的社会。
平等的教育，这便是孔子的伟大之处，这便是他两千多年后依然能被人尊崇的理由，这也是他能远播海外，位列人类圣贤的原因。
虽然，二十多岁的孔子还不能知道这么多。
对于开办学堂，孔子当初并没有准备把他当做主业来看待，更多的是一种业余爱好。当时孔子的主要精力更多的还是放在了做官上，试图施展政治抱负，试图治理出一个理想中的国家，甚至是天下。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二十九岁，他的仕途虽然依旧不怎么顺利，但经过了几年的办学生涯，他办学的名声却是早已传出了鲁国。也就是在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出访来到了鲁国，并且在例行公事与鲁昭公会面后，齐景公还找到了孔子，特意向他询问治国之道。
齐国的国君找到了鲁国的低级官员，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这确实是个新鲜事。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怯场，面对齐景公，孔子大谈秦穆公的霸业。
一番交谈过后，齐景公对孔子称赞有加，因此对这个鲁国年轻人留下了一个极佳的影响。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离鲁国，来到齐国，而孔子也在鲁昭公逃离的队伍中。
来到齐国后，齐景公再一次召见了孔子，面对齐景公的问政，孔子说出了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为君就应该有为君的样子，为臣就应该有为臣的样子，为父就应该有为父的样子，为子就应该有为子的样。
这是孔子的终极理想，用君臣父子的宏观道义打造一个有序的社会。
然而，孔子本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所说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所认为的有序社会，到底又是什么样子。
孔子没有留下任何解释，这就给了后人无限遐想（也可以说编造）的空间，而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和家长专制的历史中，这个解释权始终都在君和父的手里。
由于没有固定的解释，所以君和父便有了灵活应用的权力。
因此，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便成了君对臣的控制，父对子的安排，以至于到后来更是演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谬论。
从此，天下便没有了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
当君主专制在中国被推翻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畸形社会的形成归罪与孔子，其实，这也是荒谬的。
孔子只是顺应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君臣父子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并没有对君臣父子做过具体的解释，所以后世的理解也就不能说是承袭于孔子了，甚至还可能是曲解了孔子的意思。
当然，对于这些永远都不可能确定的东西，我们再去讨论也是没有意思的，只是，我们应该知道，既然不能切确的知道孔子要表达的意思，那就不能以一种狭隘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像孔子这样的人物。
自鲁国内乱开始流亡，鲁昭公先后到过齐国和晋国，希望借助这两个大国的力量助自己回国。期间齐景公虽然曾试图用武力护送他回国，只是事与愿违，鲁昭公到死也没能回到鲁国国都。
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鲁昭公在乾侯去世，国内三桓便拥护了鲁昭公的弟弟鲁定公为君。
随后，孔子也回到鲁国，这一年，孔子四十一岁。
三桓专政鲁国，鲁昭公就是因为谋划收复公室权力失败而被迫逃亡出国的，随着鲁昭公的死，三桓合力拥护鲁定公，至此，三桓权力愈加难控。
三桓控制着鲁国的国政，风光无限，然而后来随着季氏家主季平子的逝世，其子季桓子年幼，季氏家臣阳虎便开始了掌管季氏家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家务也就是家权。
与此同时，叔孙氏家主叔孙不敢也去世，其子叔孙武叔同样年幼。
季氏是三桓中实力最强的，孟氏又向来与季氏交好，于是，控制季氏家权的阳虎就等同于控制了三桓，而控制了三桓又等同于控制了鲁国国政。
一个家臣执掌国政，阳虎可谓是第一人。但阳虎知道，这样的日子不是长久的，季氏家主和叔孙氏家主总有长大的一天，孟氏家主肯定也有他的政治目的，所以，阳虎要做好更长久的打算。
春秋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家族史，一个人若想成功，其雄厚的家族底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很可惜，阳虎并没有。
然而，阳虎并不打算放弃，为了弥补自己底子薄、力量弱、势力孤单的不足，所以他在执政鲁国的这段时间内开始广泛提拔一些在鲁国政坛不得志或者出身低微的人，试图以此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在这时，向来在政坛不得志的孔子进入到了阳虎的视线，在阳虎的力邀下，为官二十几年而碌碌无为的孔子在他的仕途上迎来了质的飞跃。
阳虎为孔子的仕途打通了任督二脉，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他随后还是被长大了的三桓联手除掉，只不过孔子并没有因此受到牵连，反而升了职，做了小司空。
小司空这个官职虽然有个“小”字，但看到司空两个字，就应该不难让人想到，这其实是一个高层官职。
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没过多久，孔子又来到了大司寇的位置。
小司空到大司寇，从“小”变成了“大”，从“空”变成了“寇”，这应该不难理解，大司寇是一个比小司空还要高级的官职。
确实，在春秋时，诸侯为了方便国君管理国家，分设司寇、司徒、司马、司空四大官职，这四大官职又有正副之分---在官职前加上大或者小字来区分。
比如，大司寇是正的，小司寇就是副的，大司空是正的，小司空就是副的。
这四大官职又各有职能（各诸侯可能不太相同，因国而异），司寇掌管司法权，司徒掌管行政权，司马掌管军政权，司空掌管工程权。
孔子从小司空升为大司寇，也就是说，孔子从掌管工程权的副职升为掌管司法权的正职。
作为一个从年轻时就充满了政治抱负的人，来到大司寇的位置后，孔子最想做的就是开始实施自己的理念和抱负，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这是非常困难的。
司寇掌管司法权，为的是辅助国君行使司法权，这一点与孔子的君臣父子理念是相符的，但是鲁国此时的政治格局却不允许孔子这么做。
因为阳虎走了，三桓又重新接管了鲁国的国政，鲁国公室依旧处于被架空的状态，这让孔子觉得，自己行使的司法权是在辅佐三桓，而于鲁国公室无益。
于是，孔子产生了一个想法：削弱三桓，还政于公室。
孔子已是大司寇，不再是仓库管理员，此时的他对国政有想法，他就有开始行动的能力。于是，在大司寇的任上，孔子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隳三都”行动。
“隳”也就是毁，“三都”也就是三桓的大本营，“隳三都”的意思也就是说拆毁三桓所建的城邑。
孔子试图以拆毁三桓城邑的方法来削弱三桓，而达到还政于公室的目的，这当然会遭到三桓的极力阻拦。而以三桓的势力，孔子即便担任大司寇，收拾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官不是那么好做的。
不过好在三桓对孔子的为人还是有所了解的，并没有把孔子的此番行为变成他们之间的私人恩怨，而仅仅只是试图排挤孔子，让他退出鲁国政坛，以达到让他停手的目的。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四岁。这一年鲁国举行祭祀活动，按照往年惯例，每次祭祀完的祭肉都会分给鲁国的各位大夫。
孔子作为大司寇，这祭肉当然有他的一份，然而这一年孔子却没有收到祭肉。
毫无疑问，三桓对孔子摊牌了，不给你祭肉就是代表着不再重用你，年过半百在鲁国政坛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孔子不可能看不出来。
直到这一刻，孔子才意识到，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就是在这一刻，孔子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然，放弃政治抱负并不等于放弃政治理想，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走上了另一条路。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五十五岁，这一年他离开鲁国来到卫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
在随后的十四年间，孔子先后到达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叶国、楚国等国。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孔子游历天下，广收各国各阶层的人为弟子，极力推广自己的理论学说。
经过孔子不断的努力，他的学生数达到三千多人，其中贤者七十二人。这些人日后都成了推广孔子学说的积极分子，为孔氏儒教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这一年他回到了鲁国，这一年他的儿子孔鲤去世。
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磨折挫难后，孔子的心愈发明亮。但他知道，随着自己的儿子和得意的学生相继离去，这说明自己的时日也不多了，所以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教育学生和整理文献上。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初四，孔子的学生子贡前来拜访老师，听得消息的孔子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口对着前方遥遥望去。
而当子贡来到跟前的时候，孔子没有表现出老师该有的慈爱，而是对着子贡大声责问，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面对老师的责问，子贡不做任何回答，而看着沉默的子贡。
师生相对无言，而孔子却默默的流下了眼泪。
此情此景，已经不需要再说一句话了，因为他们两都知道，这可能是他们师生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四月十一，孔子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孔子的一生，仕途不顺，他的成就，都集中在了学说上。
在宏观方面，孔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不管是在上的高高国君，还是在下的区区万民，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在孔子的设想下，人只要按着自己的定位去做事，天下便可以繁荣昌盛。而在个人方面，孔子也提出了“仁”和“礼”的思想观，并以此作为宏观道德体系的基础。而随着宏观道德体系的完善，孔子便也把他的学说开始延伸到政治领域，在孔子的思想里，治国当以“德政”为主，统治者应该以道德和教化来治理国民，以达到建立“大同社会”的目的。
而除了建立道德体系和政治学说外，孔子还有他的经济学说、教育思想、史学思想、美学思想等学说思想。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和学说也都是从他的道德体系内延伸出来了。
说到了这里，突然想多说点题外的。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很多人对孔子的体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觉得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尽管经过千年的修补、完善以及升级，最后却还是漏洞百出，这似乎足以说明孔子这个体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也是孔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遭受无尽批评的原因。
然而，那些批评孔子的人，他们自认为跳出了孔子体系，但他们不知道那只不过是时代狭隘刻薄的一个体现罢了，任何一个思想和学说是有它的时代性的。而任何一个有时代性的东西都不可能是长久的，几年或者几十年，犹如人的生命一样，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但是，要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东西能够像孔子的思想和学说这样存在长达两千年之久。
因此，尽管可以去挑它的错，也可以去批评它曾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两千年的历史，每一年都有可能发生比我们目前认知的灾难还要大的灾难，如果一旦出现，也许我们就没有兴趣再去评论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了。
总之，孔子的思想和学说，纵然不符我们的当代，但请不要忘了，是这个思想和学说把一个完整的中国带到了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