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山从重庆回来后，把货交给了陈玉珍，陈大姐接了货，按货单清点了，就叫龙生放到楼上去。老赵看了一下货单说：‘怎么搞这么多哟？，卖半年也不一定能卖完’。
老何抽着烟，他漫不经心地说：‘纸币毛得快，有钱要快点用出去，囤点儿货要得’。老赵说：‘你这是两千多的货，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老何说：‘是永秋她爸垫的，现在兵荒马乱的，他说货能放，这次的货不要批给别人’。他过了一会才说：‘回来时可惜了，想把翻车的后轮也拉回来，去晚了，叫别人拆走了’。
老赵说：‘不是上次拉了两个回来了吗？，要那么多干啥？’。老何回答他：‘马路都是石子，哦！像刀子一样，轮胎磨得快呢！多弄几个放着不是更好？’。
老赵问：‘在那里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没有呀？’。老何叹了口气，他说：‘哎！可能这一辈子也回不了部队了！’。老赵说：‘我看也是，人家到了敌后，你哪去找呀！，我看就这样吧！’。
老何不吭气，提起这事儿，他心里很沮丧。吃了饭，老何和龙生就回梯子岩了。
没有多久，永秋来了信，立秋回来。老何算了日子，提前两天就进了城去等着；他还不死心，这两天在城里到处乱窜，总想打听到一点消息，这里的消息比重庆晚几天，他除了叹气，别无他法。
到了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公历是八月十日，永秋抱着一个，拉着一个就回来了；到了老赵家，见到等了两天的老何，她吃了一碗米粉就要离开县城回梯子岩，她坚持要走，老何只好同意。
永秋感到：不论是重庆、还是靖南县城，都没有梯子岩的家好，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草窝窝。
永秋把江抗背在背上骑着马，玉琳坐在马鞍前面，老何怕马惊了，一直牵着马走；老何说：‘人家要笑你了’。永秋问：‘笑啥子？’。
老何说：‘过去人家讲了个笑话，说有个人挑着担子牵着马走，路人问：你怎么啦？，骑在马上不省劲儿吗？，他就挑着担子，骑在马上，路人笑他，怎么挑着担子骑在马上，他说：‘我挑着担子，马就省劲儿了’。
永秋说：‘如果江抗能自己骑，我就不背他了，让她坐在马鞍前边，可他路都不会走，哪能骑马呢？现在我背着他，虽然压着我，但我脚歇着，还是轻松多了’。
到了山上，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了几天，正逢城里赶场，老何给永秋说：‘要到城里去买东西，顺便去看看弄来的货销得怎样？’。
他进了城，骑着马从河街到了老赵家，老赵正抱着孩子守着摊子，老何看云军穿着从重庆带回的新衣服，他就问老赵：‘云军穿着合身吧？’。
老赵忙说：‘合身合身’。他把云军的两手合起来，教孩子作揖，教他说：‘谢谢伯伯！’。
老赵像想起了什么事儿？，他说：‘哦！你不知道吧！，前几天，来了一架飞机，落在下渡江中的沙洲上，呵！两岸都站满了人，真是人山人海呀！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断过’。老何问：‘哦！飞机？，来干啥？’。
老赵说：‘哪知道？不干啥？，司机是个大鼻子，听说是个苏联人；中学老师有懂英文的，外国人说的话老师听不懂，肯定是个苏联人，县里当天就报了省里，第三天来了好多人，把飞机拆了，连人带飞机，都用汽车拉走了’。
老何说：‘可能是苏联人来支援抗战的，飞不回去了，就落在了我们这里’。老赵说：‘好好的，飞来时、我们还听到马达轰轰地响呢！’。
老何说：‘机器还响，也许是油烧光了，或者受了伤，就像你一样，想跑，腿不争气，就下来歇一会儿’。
赶场人多了，来看货的人也有了，老赵赶忙把在楼上干活的陈玉珍叫下来，老赵说：‘有人问，才有人买，看来这货还行’。老何问陈大姐：‘妳看过其他家的货没有？价钱就随行就市！’。
陈大姐说：‘晓得！人家有的，可以比着卖，有好多是没有的，看着进货的价钱卖’。老赵问老何：‘饿不饿？，饿了就去兑点米粉来在家煮’。
老何说：‘那我去吧！’。他走到厨房，拿了一个筲箕就去兑米粉；这时街中的人就多了，他挤到兑米粉的摊子，买了几斤米粉，就要转身回去，这时，有人在他后背、重重地拍了一巴掌，他回过身来，一看是肯特·道格拉斯，‘哈啰’、‘哈啰’、两人打着招呼；肯特后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翻译，一个是县政府的秘书长。
秘书长感到奇怪，他就问老何：‘你们认识？’。翻译说：‘他在重庆给我们做过饭’，秘书长听了，分外高兴，他正为他们的伙食烦恼呢！，肯特说了一堆英语，翻译说：‘肯特还要请你去帮忙做饭’。
老何忙说：‘我不去重庆了’。翻译说：‘我们去唐河坝，那里要修飞机场，我们先去考察一下，只去几天’。
老何就爽快地答应了：‘只有几天，要得，要得’。肯特会几句中国话，这个他听懂了，他竖起了大拇指，‘OK’，翻译告诉老何，明天早晨坐船走，老何点点头。
肯特他们走了，老何想：还没有告诉山上呢！。老何拿着米粉回来，老赵看他心事重重，就问他：‘怎么，有事情呀？’。
老何说：‘刚才碰到了几个重庆的朋友，要我和他们一起到唐河坝修飞机场呢！’。
老赵吃了一惊，他自言自语：‘唐河坝修飞机场？’，老何解释说：‘是去考察，修不修，还不一定呢！屁大点地方，还想修飞机场’。
老赵说：‘那外国飞机落沙洲，沙洲有多大？，唐河坝可比沙洲大多了，坝子方圆有好几里呢！’。老何说：‘这地方，地无三里平，我看超不过三里’。
老赵说：‘也就是三四里吧！，那就不错了，在贵州，是难得的坝子’。
老何对陈大姐说：‘赶快煮粉，我吃了就走，家里还要安排呢！，天黑前我再赶回来’。
老何到了山上，把家里的事儿做了安排，永秋心里明白，老何的心还不死，总想出去跑跑，打探点消息。他叫龙生送老何进城，明天再把马骑回来。
下午回到老赵家，刚吃完饭，天就全黑了；正要和龙生上楼睡觉，县政府的秘书长赵云飞来了，他见老何认识这个洋人，想来问问老何，探探这个洋人的底细。
一阵寒喧之后，自然就切入正题，秘书长递来一支香烟，老何双手接过来，还在鼻下闻了闻，他说：‘这烟真香’。
一个是官，一个是民，自然是秘书长居高临下，他拉长了声调说：‘听说你跟这个洋人很熟’。
老何连忙说：‘哪里！只是认识，萍水相逢，我前个月到重庆去拉货，不巧车坏了，修车要半月，我就去给他们做饭，好混口饭吃，就认识了肯特’。
秘书长点点头，‘哦！’、他问：‘他在那里负责修机场？’。
老何说：‘不是，他是洋人顾问的助理，顾问是美国人，肯特过去飞过飞机，他到我们中国来就成了专家；我们在重庆，只是勘察测量，修建则由筹备处准备，我走时，才改成机场修建委员会，那个来头大，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责成专员公署和航空委员会来负责修建，我看过他们盖的工棚，一大片，可住几万民工’。
老何继续说：‘顾问到四川梁山去了，那是成都和重庆的第一道防线，也正在加紧修飞机场，重庆白市驿机场，只算二线机场，三线画到了成都那边，听说贵阳清镇也有一个飞机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靖南修飞机场呢？，这附近又没有大的目标城市保卫，修来干吗呀！’。
秘书长说：‘前些时、不是在沙洲落了一架俄国的飞机吗？人家在武汉丢了炸弹回来，说是重庆那边下雨，不能去；在我们这里转悠了半天，找不到一块平地，油也快烧完了，就落在沙洲上了’。
他说：‘听说还有一架飞机，在涪陵找不到降落的平地，就落在长江里，结果飞机的司机淹死了；我看，我们这里修的飞机场，是专给那些受了伤的，油烧完的，那边回不去的飞机准备的’。
老何问：‘政府下了文没有呀？’。秘书长说：‘还没有呢！，只是知会我们，要来几个人勘查一下’。
老何说：‘四川那边，有两个县长办事儿不得力，原来说要枪毙的，后来听说：没有枪毙、只是记了大过’。秘书长很吃惊，他问：‘哦！做错了什么事儿啊！’。
老何说：‘要征招上万的民工，这些人要吃、要睡，还要征几千亩的田地，不知道什么事摆不平，耽误了修建；抗战时期，国难当头，没有小事，上面一句话，真是吃不了要兜着走呢！’。
秘书长点点头，他说：‘明天你就跟他们去，上面的人，不能得罪；要开伙也难，就找个人家、或者是小餐馆，收拾干净一点，就七八个人，叫他们吃好；钱嘛！，没有问题’。
老何说：‘在重庆，他们是十五块的伙食’。秘书长说：‘就按这个标准，超一点也行，听翻译说：你还帮他们画过图？’。
老何忙解释：‘我不是说了吗？，肯特只是飞过飞机，到中国来，就成了专家，我们只是在地面上看过天上飞过的飞机，一个头的、三个头的，也没有坐过飞机，当然他就成了专家；在重庆，他是美国顾问的助理，他懒得画，就叫我来画，我哪懂啊！，只是照葫芦画瓢，滥竽充数罢了，找个人来都会’。
秘书长说：‘你在重庆是做饭？，他们一天都干啥呀？’。老何说：‘开始的时候，肯特他们有二十多个人，开了一个小食堂，是民工在做饭；农民哪有那么多花样啊！只会炒酸菜，就是把那山珍海味弄来，他也做不出来；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那里，就叫我去顶家里分配的民工’。
他说：‘人家听说我会做饭，就派我到小食堂去帮忙，和我同去的，就给测量队扛标杆，筹备处成立后，就开始挖沟放水，然后把上面的这层烂泥挖掉，下边儿填些石头，跟修房子打地基一样，然后铺一层黄土，最上面、再用黄土沙子小碎石铺一层，最后、再用大石磙碾压’。
秘书长问：‘那就修完了’。老何说：‘我回来时，他们才在挖沟排水，在山里去放炮，做大石磙，还没有开挖，那里都是水田，放完水、要把上面这层黑泥全挖掉，要不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塘，往下挖、听说要挖尺把深，再填石头；我没有看到就走了’。
秘书长说：‘我们在唐河坝修机场，没有那么复杂，那里都是水田，把水放了，弄平，用石磙子一压就行了；省里来了人，想修草地机场，把那坝子的地都征了，修个大机场’。
老何说：‘我们这里雨水多，修草地的怕不行？，现在修的这些机场，都是石子的；修大了也不行，重庆是陪都，才修了一个一千五百米长的窄溜溜，宽才三百米；唐河镇的坝子，方圆三四里，能修白市驿那样的机场好几个，他们圈那么多地，也沒有什么用’。
秘书长走后，老赵和龙生才出来，老赵问：‘秘书长来干什么？，我看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安好心’。
老何说：‘他看我和肯特打过招呼，就来了解肯特是什么人，其实、肯特是来中国闯荡的美国人，我也不知道他的底细，看来，他们另有打算，趁机把唐河镇坝子的地都征了，修个大机场，比重庆的机场，还要大几倍呢！’。
老赵说：‘他多征了，也不敢私吞’。老何说：‘难说！出来当官，不就是为钱财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国难当头，发国难财，是难得的机会！’。
老赵说：‘上面知道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呢！’。老何说：‘他们不怕’。
第二天一早，老何就在下河街的路口等着，一会儿肯特一行就来了，除了肯特、翻译、赵秘书长，还有省里来的省府秘书，另外还有三个人；到了船上，各人找位子坐下，秘书长对船老板说：‘开船’，他是在下命令。
船开了，一人划桨、一人撑船，稍有点儿急水，船上还有四个人，就下船上岸拉纤；在船上，肯特问翻译，他们嘀咕了一阵儿，翻译问秘书长：‘唐河坝的小河，这船能进去吗？’。秘书长说：‘再大的船也能进去！’。
翻译说：‘那我们到了坝子就下船，穿过坝子，先观察一下，船不要等我们了，直接把船撑到镇子去’。
秘书长回答说：‘可以可以，坝子只有四五里长，要走半个多小时’。省里的秘书说：‘这里条件最好，贵阳清镇修机场，还要炸平两个山头，只能修千把米长的跑道，这里有这个条件，不如修大一点，什么飞机都能来’。
翻译对着肯特又嘀咕，肯特笑了，翻译说：‘修大的很好，那就还要修油库，弹药库，架很多电台，还要住几百人，要修住房，要发电，还要把公路修过来’。
赵秘书长说：‘那就修大点，民工没问题，国难当头，大家都想为国出力’。翻译说：‘征地要补偿，修马路，添机器都要钱，还要养几百人’。
翻译问省府的秘书，他说：‘省府能拿出多少钱呀？’。省府的秘书呵呵一笑说：‘机场是谁要修的，自然是谁掏钱。是军委会叫航空局修，自然是军委会拿钱’。
翻译说：‘上边儿是要拨钱，我想，现在是抗日的非常时期，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困难，拨下来的钱，我想也不会充裕，虽说孔部长能印钞票，但钱印多了钱就毛了，法币才用了几年，现在要一块五才换一个大洋，米过去是五分一斤，现在要七八分了，钱毛了不少；梁山修机场，就是这样，差点儿把县长毙了，最后是记大过；现在国难当头，下边儿有难处，上边有火气，要处处小心呢！’。
秘书长叹了口气，他说：‘我们在下边，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哟！’。翻译说：‘有些事儿也不要太死了’，秘书长说：‘不敢乱动歪脑筋，弄不好就枪毙了’。
翻译说：‘人是活的，民工多报一点，土石方多算一点，不就解决了；不过，上面的人也不傻，重庆、贵阳、梁山，都在修机场，人家会比较，有多少土石方？，用了多少个工？，人家一看就估计出来了。
到了小河的两河口，肯特儿叫停船，大家就下船来走上坝子，肯特和翻译走在前面，秘书长和省政府秘书紧随其后，其他人跟在后头；肯特和翻译东看看，西看看，一路嘀嘀咕咕的说着，后边的人，一点也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到了坝子中央，肯特把步子停下来，翻译叫那个背着圆筒的跟班上来，从圆筒里取出地图。
肯特拿在手里，两手将地图摊开，他一边看地图，一边转动着脑袋，观察周围的地形，和地图对照；唐河坝的东北西三面、都被小河包围着，东南方向、有一排高不过一百米的小山。
其他人都围在肯特后面，肯特只说了声OK，就把地图递给了翻译，翻译又把地图摊到秘书长前面，他说：‘肯特先生说：这里修机场很好，就修在坝子西边，紧挨小河’。
秘书长问：‘那油库，弹药库、住房修在哪里呢？’。翻译又去问肯特，肯特说：‘NO、NO’。
翻译把肯特的话翻过来，赵秘书长和省政府的秘书都傻了眼，原来还有所指望，现在心里凉了半截儿。
肯特解释说：‘这里没有驻飞机的打算，因为日本飞机来轰炸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航线都不经过这里，这里又没有保卫的目标，不会在这里空战，也没有必要在这里驻飞机，只是我们的飞机、空战受伤、油烧完了无法回去时，可在这里备降’。
秘书长叹了一口气，他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把这里的地平一平，压一压，总比沙洲强百倍’。
翻译说：‘你要想远一点，要根据战事需要，如果战事发展，要在这里驻飞机，马上就要扩建，重庆白市驿，梁山、芷江，都扩建几次了，现在在这里修个备降场，今后扩不扩建很难说；如果上次有这个备降机场，那外国飞机就不会落在沙洲上了。人是没有死，可飞机报废了’。
秘书长看了看坝子的四周，十分地感慨，‘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呀！如果都把地征来，那大概有好几千亩呢！’。省里的秘书对翻译说：‘你问问他，这个机场怎么修呀！’。
翻译又和肯特先生嘀咕了一阵儿，翻译回来对省里的秘书说：‘肯特先生想，就靠坝子西边修，离岸边百把米，跑道长一千四五，宽三四百米，要征多少地，以后再具体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