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回来对翻译说：‘现在正好有船，我们就走吧！到城里吃晚饭’。
老何听说要走，忙去找餐馆老板算账，人家是小本生意，不要亏了人家；除了自己买的肉、米和青菜豆浆都是他买的，给了他三块钱，老板赚得吃，落下剩下的鸡、肉、魚，算是白赚。
船开了，沿着小河下行，要走五六里、小河才汇入乌江，乌江再往下走四五十里，才到县城。
现在正是夏季，雨水充沛，河水也涨上来了；老何上了船，见船舱下面装满了货，船的吃水很深。
船老板儿见有大人物来，特地用木板盖住船舱，并在上面铺上被褥。
一行人上了船，自然有贵贱之分，肯特先生、翻译、省府的秘书，赵秘书长，坐在船舱里的被褥上，其他四人，在船头两人，在船尾两人，没有船篷，只能在太阳下晒着，老何就顺着船尾，在艄桨下躺下来。
开船了，船老板做艄公掌舵，两个伙计在前面划着桨，下午、骄阳似火，老何用从船舱里找来的斗篷、盖着头闭目养神；来了两天，了解了一下时局：武汉那边打的不可开交，他不敢去想年迈的父母，处于乱世，只好听天由命；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点消息，让他大失所望，他只能安慰自己：共产党一定是杀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去了…。
忽然，一阵嘈杂，打乱了他的思绪，他把斗篷揭开，看船上的人乱成一团，船舱里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外跑。
船老板太大意了，在小河和乌江的汇合处，由于两股洪流交汇在一起，会形成很大的漩涡，船老板没有避开，如果顺着河边走，一点事儿都没有，碰巧今天船上装满了货、吃水深，吃水线离船沿只有一拃深，沿着河边走，又怕碰到礁石。
船头进了漩涡，就往下扎，一个浪头打来，那汹涌的河水、就涌进船头，一会儿工夫，船头就进满了水，船尾离漩涡远，被急流冲下去，使船倒转过来，船尾朝前；不一会儿功夫，江水就涌进了船舱，人们就争着扑通、扑通、往河里跳，看来都识水性，轮到秘书长了，他犹豫了一下，一闭眼睛也跟着跳了下去。
老何在船尾看船上的人争先恐跳入江中，他不急！，从小生长在河网地区，是戏水的好手；秘书长跳下水，他一头扎下去后，许久没有出来，后来脑袋出来了一下，也许要换换气吧！，接着又沉了下去，老何看见了，正在疑惑，发现秘书长的长发已经飘了起来，看样子他真像不会水。
整个船都要沉下去了，只有船尾翘着，老何骑在艄桨上，他的脚都浸到了水里。秘书长的头发时隐时显，老何估计秘书长是真不会水，他就翻身下水，只划了几下，就游到漂着头发的地方，他踩着水，伸出右手，一把抓住头发就往上提。
秘书长的头出了水面，他咳了一声，换个口气，他意识到有救命的稻草，就伸出手来到处乱抓，老何赶紧扔掉头发，要是被他抓住，抱住自己，那可不得了，只有同归于尽了，老何丢了头发，马上去抓他的胳膊，抓住了，就带着他往江边游去。
他们离岸边有五六十米，老何架着秘书长奋力地游着，游了四十多米，老何已感到体力不支，他试着踩那河底，没有踩到，又游了十来米，已是筋疲力尽了，他又踩了一下，脚尖终于踩到了河底，他踮着脚尖儿、翘着脑袋换了口气，他要休息一下。
岸上的人，已经看出来，老何游不动了，于是赶忙跳下水去，把他俩拉了起来。
秘书长躺在岸边的河滩上，咳嗽起来，咳完了，他像死猪一样躺在那里，老何过去把他拉起来，他呛水了，肚子里可能喝了不少的水，老何要把它控出来；他抱起赵秘书长，自己半蹲着，把秘书长的肚子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手去挤压秘书长的后背，想把水控出来，试了几下，只控出了一些水，他就把秘书长仍然放在河滩上。
老何看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少，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岸边，只是把测量用的方位仪丢了，那装地图的纸筒还背在肩上。
这时，从下面上来一条船，肯特先生叫翻译去，叫船老板送他们进城；翻译对着船吆喝了两声，没有人答理他；船老板看这些人，活像一群丧家之犬，船老板也不回话，还是撑着船往上走。
翻译回过头来，对肯特先生两手一摊，他耸了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秘书长恢复很快，他完全清酲了，他见船老板并不买他们的账，就一下子坐起来，他厉声吼道：‘停住！、停住！’。
船正好到了秘书长的跟前，他近乎歇斯底里的吼叫，着实把船老板吓了一跳，‘你敢不停？’。秘书长气冲冲地说：‘我是县政府的秘书长，靠岸！，把我们送进城去。
船老板赶快把船撑到岸边，秘书长一挥手，这些穿着湿衣服的一干人便上了船，秘书长还嘟嘟囔囔地说：‘不停，我马上叫警察来办你’。
船老板不敢吱声，赶快调转船头，就朝县城划去。
到了县城河下码头，老何就告别肯特先生和秘书长，踉踉跄跄的走到老赵家，老赵见了，吓了一跳，老赵说：‘才走一天怎么就回来了？’。老赵看他的衣服还湿着，就问他：‘翻船了？’。
老何没有精神跟他说话，就要爬上楼去睡觉，老赵说：‘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了再睡！’。老何换了衣服，喝了姜汤，就昏昏沉沉的睡了。
天快黑了、老赵去看老何，老赵见他睡得很死，也就不叫了，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老赵吃了一惊，他小声说：‘哎呀！烫手呢！’。
老赵连忙下来，他叫陈玉珍去请郎中，陈玉珍说：‘还是请人家张医官，吃颗颗药还来得快一点’。
天黑了，张医官来了，他用听筒听了听，给了药就走了。等医生走了，老赵就叫老何起来，先把药吃了，然后再吃饭。
老何胃口还不错，老赵说：‘这就奇怪了，你病了，还发烧，怎么这胃口一点不减呢！’。老何笑了，他说：‘别忘了，在部队病了，有什么药？，都是硬扛着，现在好了百倍，有药吃了，老百姓的话，命贱寿长’。
第二天，老赵去叫老何吃早饭，他说：‘怎么？，不请不下楼呀！’。老何躺在那里没有动，老赵又去摸了一下老何的额头，‘哟！’，老赵说：‘还烧呢！，那把药吃了吧！’。老何说：‘不想吃饭’，老赵连忙下来，叫陈玉珍熬稀饭。
稀饭熬好了，老何不赏脸，只吃了一小碗，老赵又跑去找张医官，张医官说：‘没事儿，偶遇风寒，烧两天就好了’。
老赵回来，就问昨天的事儿，老何说了，老赵把一拍大腿，指着他说：‘多大了？，不懂事儿，天热一点，江水凉不说，那湿衣服也应该脱了，把水拧干了不是，没见过湿衣服一直穿到干的，你就安心养病吧！，要回去，也要等到病好了，坐滑竿儿回去’。
龙生进城来拉糠、拉酒槽，老何才休息一天，就执意要回去，老赵给他叫了一乘滑竿儿。就和龙生一块回去了。
老何灰心了，日本人站领了半个中国，国难当头，国民政府的人，把抗战当着是发国难财的大好机会，真是可悲。
从此之后，老何很少下山，一心事农。永秋心里明白，他灰心了，这辈子、再也回不了部队，不能为国出力了。
后来赶车到重庆，他叫龙生一个人去，永秋不放心，那一车的货，不是个小数目；老何说：‘老赵腿又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要不、要那条大狗跟着，没事儿，现在是非常时期，国难当头，土匪也少多了。
山里的土特产、药材不少，太便宜了，在重庆卖不出价钱，只能收羊皮，能赚对本，那边进的布匹百货，也是对本赚，只自销，不批发，这样，周转差一些，一年只能跑几趟重庆’。
玉琳要上学了，她想到城里上学，姑妈也拿不定主意，就和老何商量，老何说：‘如果在陈家沟上，虽然有黄校长，陈老师照顾，还要人送人接，谁放心她一个人走呢！，不如托给老赵’。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七八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梯子岩也变了样，陈秀川和王红艳完了婚，当初说：等抗战胜利了再结婚，过了两年，也就是一九四零年，还看不到抗日胜利的曙光，王老师她爸、王鹤然先生要出去做事，希望走之前，能看到女儿成家，以了二老的心愿，所以，就在民国二十九年，结成了秦晋之好。
这里才结婚，老何就叫永秋出面，跟王老师提腊梅和龙生的事儿，自然是一说便成，二人都是老何收留，朝夕相处，彼此了解，又到了成家的年纪，心里还巴不得呢！，在山上这么多年，都自认命苦，虽是天天在一起，也没有非分之想。
陈秀川和王红艳有了第一个孩子，龙生和腊梅也拜了天地，当时要给老何和永秋磕头，老何说：‘万万不可’，老赵却说：‘要得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受之得起，现在在一个屋檐下，一家变成了两家’。
老何说：‘既成了两家，就要分家，所有东西分成两半’。龙生和腊梅坚决不干，龙生说：‘大哥，我们不愿意，你真要分，那就是要赶我和腊梅走，我们俩都是空着手来的，你要赶我们走，我们就空着手出门’。
龙生说完就哭了起来，腊梅也是，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的滚落下来；永秋说：‘兄弟两个，不分家的多得很，不听他的，不分就一块儿过吧！’。老何说：‘不分就算了吧！’。从此以后，老何再不提分家的事。
民国三十年，永秋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何江战，腊梅生了一个姑娘，取名叫龙妹；唐河坝的机场，早就修好了，只是一个备降场，没有其他设施，修建时，下挖半米，掏尽黑泥，垫上石头，铺上黄土，表面盖上石子泥土砂子，用大石磙子碾压，就修好了，没有来过飞机，可惜坝子里那一大片农田咯！。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夏天，有一天，老何骑着马到县城去办事，才到城边，就听到锣鼓喧天，口号声响彻云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心想：‘不管是什么事儿，应该是好事儿’。
他用腿夹了一下马肚子，抖了一下缰绳，马善解人意，就甩开四蹄，奔腾起来，这马从来没有这样奔跑过，一会儿就到了城里。
只见一队队的人群，不断举臂高呼、‘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到了老赵家，老赵异常兴奋，他说：‘听说昨天日本投降了，要搞三天游行庆祝’。老何笑着说：‘往常消息慢，这次怎么这么快呀？’。
老何掏出烟卷，一人散了一支，抗战胜利，这一天盼了八年，终于盼到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老赵笑道：‘好事传千里，大家憋了八年，头发都白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城里那些、从江浙逃难来的民众，昨晚听到这个消息，觉都没有睡，马上收拾行李，准备今天就要回家呢！’。
老赵说话有些颤抖，他的眼角已经有了泪水。八年了，民众受的苦难，罄竹难书。
老何心里很复杂，他为没有为国出力而遗憾；老赵继续说：‘民众哭的，笑的都有，我想、也要尽快回去！’。
没等老赵说完，老何推了他一把，朝门口守摊子的陈玉珍努了努嘴，老赵这才收住嘴；老何说：‘来得太快了，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老赵叹了一口气，他说：‘今年四五月间，湘西会战，我还着实担心了一阵儿，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快二十年了！’。
他低声地说：‘怎么也得回去看看’。他眼里噙着泪水，说完就用手去擦眼睛。
老何说：‘都快四十了，我们头上都有了白发’。他深沉地唸那首唐诗：小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他接着说：‘现在的汉口，可不是过去的汉口了，人嘛？，可能一个也不认识了，家嘛！也许找不到了’。他说着，哽咽了，大滴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玉琳回来了，她进了门，看婶子和赵叔、姑父都阴沉着脸，她就问：‘婶儿，赵叔，姑父，你们怎么啦！，你们怎么苦着脸，抗战胜利了，你们还不高兴？’。
姑父说：‘胜利了当然高兴，姑父送你回重庆去’。玉琳说：‘我可不回去，就在这里上学’。赵叔说：‘过两年就上高中，高中完了，这里可没有大学’。
玉琳说：‘上什么大学哟！，我到陈家沟去教小学’。姑父说：‘胸无大志，要教就去教大学，当教授，高中读完了，就去上大学、啊！’。姑父继续问她：‘放假了、回不回去呀？’。玉琳说：‘过几天，我再回去看姑妈’。
老何回到山上，他对永秋说：‘城里大游行，庆祝抗战胜利，玉琳她们要庆祝三天’。其他的、他没有多说。
永秋听说抗战胜利了，心里万分地高兴，她正怀着老三，都快生了，他了解自己的丈夫，离家快二十年了，怎么会不想家呢？，她安慰老何说：‘我这里、你也不用牵挂，家里还有腊梅他们，应该回去看看父母，等崽崽大一点，我也要去看的’。
老何听了，他感到很欣慰，他心里想：‘永秋只是想去看看，没有回老家过日子的打算’。老何说：‘等等吧，等生了再说，老赵今天说：他想回去。陈玉珍装没有听见，没有吱声’。
永秋说：‘你们出来快二十年了，变化大了，他先回去探探路，现在回去，还不一定找得着家呢！’。
腊梅和龙生在小屋里听着，他们没敢吱声，大哥，大嫂回去看看父母，是人之常情；若要离开梯子岩回老家，他俩感到十分难过和害怕。
永秋已感觉到了，腊梅房里静悄悄的，她就敲门进屋去，见两人在擦眼泪，她就说：‘哭那样嘛？，说是去看看，没有说离开这里。都是父母养的，应该回去看看父母，万事孝为先嘛！，这里才是我们的家，我回重庆去看父母，不是回来了吗？’。
腊梅抽抽噎噎地说：‘大哥，大嫂可不能丢下我们！’。永秋过去搂着她说：‘不走、不走！，大哥是十八岁出来的，父母六七十了，不知道有多想儿子呢！’。
第二天，快吃中午饭了，老赵赶到梯子岩，永秋见了，她说：‘你腿不利索，要上山来，先带信儿来，叫龙生用马去接你嘛！’。
老赵问：‘老何呢？’。他所问非所答，永秋说：‘砍柴去了，都是砍好了的，只用马拖回来’。
他们正说着，老何赶着马，拖来了一根大木头回来了，老赵说：‘那么粗，拿来烧啊？，可惜了’。永秋说：‘山上就是树木多，大的砍了，小的又长起来了’。
老何一进门就说：‘要来先带个信儿，叫龙生去接你嘛！’。老赵说：‘你真把我当残废了，二三十里还行’。老何问：‘有事儿呀？’。老赵说：‘没事儿我就不来了，我来和你商量商量回老家的事儿’。
老何说：‘你和我不一样，你看、还有个把月，永秋又要生了，我是想回去也走不成；你好说，两个孩子都利索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老赵说：‘玉珍看来不太高兴呢！’。老何说：‘出来都快二十年了，汉口的情况你也不清楚，你先一个人回去看看，以后再看情况，是举家回乡呢！，还是把家安在这里’。
老何说：‘我这里怕是脱不了身呦！，一是永秋，她不愿意离开这里，过去为了养病、离开了喧闹的城市，她可不想再到嘈杂的汉口，这里空气好，环境好；另外还有龙生和腊梅，他们也不同意我们全家回去，如果情况允许，也可以经常回去看看，也就是花点路费’。
老赵说：‘玉珍不吭气儿，可能不同意呢！’。老何说：‘不会吧！，陈大姐向来通情达理，探望父母是人之常情，你想什么时候走呀！’。
老赵说：‘家安在哪里都可以，只是父母年纪大了，必须回去看看，她要是同意了，我马上就走’。
老何说：‘那我下午跟你一块进城，看陈大姐到底是什么想法？，先说你准备怎么走吧！，走重庆呢！、还是湖南？’。
老赵说：‘重庆通汽车，那里坐轮船就到汉口了；走湖南呢！，要先走到铜仁，三四百里地，不知要走多少天，路上还不安全，到了湖南，还要坐好多天的汽车火车；顺着乌江到涪陵也可以，滩多不安全’。
老何说：‘从重庆走好一些，走湖南、也可以从遵义贵阳这么饶着走，时间长一些’。老赵这几天已经想过了，他说：‘就走重庆吧！，从重庆坐轮船回江浙的不少，就怕船票不好买’。老何说：‘那就这么定了，下午我和你一起进城，要是陈大姐同意了，有车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