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十月五号星期六晴

　　请假第二天，我耐心坐在房间看着父亲的档案，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过去没有任何印象的父亲详细生平。

　　按照父亲的记录，经过几代人的勤俭持家，1940年前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父亲能够在七岁时就进入私塾读书。

　　后面家庭两次遭遇土匪抢劫和绑票，才导致家道败落，父亲高小毕业后无力继续深造，于是便选择留校当代课老师。

　　但父亲的代课生涯只有半个学期就被地主家庭的另一个人凭关系顶替了，于是，父亲又由一个亲戚介绍，自备二石谷到本县达岚坳伪乡公所做临时工。

　　在乡公所，父亲一直打杂，负责煮饭、烧开水，偶尔还帮忙抄写一下公文。

　　父亲因为做事比较勤勉，懂文化，尤其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又在1946年被调到解放岩当乡长的张治平叫了过去当户籍员。

　　1946底年张治平到浦市任警察第一分队长，父亲一道跟随当上文书。

　　因为文书没有编制和工资，所以父亲在1947年用半个银元入股了张治平的桐油店做生意。

　　1948年四月间，LX伪县Z府招临时工参与全县土地复丈工作，父亲应聘上了，并被分到良家潭、解放岩两个乡。

　　1949年湘西事变，徐汉章匪首打开LX要捉张治平，张治平把警察队由LX拖回合水老家，父亲怕受连累，也逃了回去。

　　1950年家乡解放后，父亲在农委会任书记半年，直接参加了反霸、减租减息、剿匪、挤枪等各项工作。

　　1951年父亲离开农会参加了教育工作，在横坡一小教书。

　　1955年父亲被组织调到湘西民二师茶洞轮训一年，回来后继续在横坡一小工作。

　　后来，父亲还去过永兴场、踏虎等乡镇教书，直至1967年因长期操劳而早逝，真是短暂而坎坷的一生。

　　（1985）十月六号星期日晴

　　晚自习前，汤卓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调转头，他告诉我今天必须交资料费。

　　他说昨晚在班上宿舍，一个复读生发牢骚说资料费逼得他一天只敢吃两餐来省钱，如果再不够就把短裤子也卖掉。

　　另一室友戏谑他的短裤里尽是地图印记，洗不干净，值不了几个钱。

　　那个复读生接过话说短裤子卖了还是凑不齐就不交，未必不交资料费还会开除人等等。

　　张老师正好在那个时候来查铺，全听到了，不仅斥责复读生说怪话，还当场下最后通牒宣布今天必须交齐，否则不准上课。

　　唉，白忙活了两天，不得已交了算了。

　　第二节晚自习课，一直等到班主任走了，才忙给部队的四哥写了一封信。

　　（1985）十月七号星期一晴

　　上体育的龙老师病愈后回归，一直用来自习的体育课开始重启。

　　去年在我们59班的复读生都不用去上体育课，而如今的67班，张老师要求我们复读生必须上。

　　我比较矮，上体育课一排队，就总是站在前排，浑身不自在，像无数的芒刺在背上作怪。

　　我的心里还隐隐约约有一种抵制管束的潜意识，渴望有更多自行安排学习和生活的时间。

　　龙老师说今天不准穿拖鞋跑步，要不就赤脚跑；我下意识地把裤脚往下拉了拉，遮住自己的拖鞋。

　　天气渐渐冷了起来，操场的地面又布满细石子，赤脚跑不仅不舒服，还会闹出笑话在同学面前出丑。

　　我开始暗暗发急，得拿一个主意应对；正在思考，更糟糕的事发生了，龙老师说分组跑。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灵机一动，乘人多，充分发挥自己人小的优势，穿梭于总是跑好了的那一组，一直混到下课才松了一口气。

　　下午课外活动，张老师讲了一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纪律以及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等等论述，大部分同学都半听半看书，也许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已经听不进这种空洞的说教。

　　放学以后，我和杨小华同一段路回去，才知道为什么今天张老师心血来潮讲大道理的原因。

　　昨晚自习，杨小华和戴济志两人一起出去解手；由于两人经常这样子，引起坐班的张老师注意。

　　他俩出去以后，张老师就对同学们说，经常这样子地成双成对出入，实在值得研究。

　　于是他也跟了出去，果然发现他俩在外面一颗大杨树下面讲小话。

　　张老师把两人分别叫到办公室进行训诫，戴济志一声不响听完了。

　　轮到杨小华，张老师还没开口，杨小华就把平常要我们复读生上体育课、交资料费、星期天补课等等没有自由和活动空间的牢骚全发了出来，呛得张老师目瞪口呆，所以才有了今天下午的理论思想教育。

　　我问杨小华从哪里弄的豹子胆吃，他得意地说他要考干去了。

　　（1985）十月八号星期二晴

　　第一节晚自习，班主任张老师到教室说了一件事，就是学校接到州里通知，凡是高二以后转过来的XX州外户口学生，不享受少数民族地区降低分数线的待遇。

　　张老师的话还未说完，几个从相邻的沅陵、辰溪县来的复读生就都红着脸低下了头。

　　张老师要求我们大家不要饥笑和说风凉话，在他们还没有办理好转学，并且继续在这里学习期间，依旧是班上的一员。

　　外籍学生转了回去，我们相应就少了竞争对手；于我们而言，的确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就痛苦和狼狈了。

　　他们的父母打通了多少关节才把子女转到我们这里，现在却出师未捷，铩羽而归，心里的难受滋味可想而知。

　　（1985）十月九号星期三晴

　　中午失眠，我的整个大脑昏昏沉沉，就像喝了二两酒，以致于下午的数学小考，感觉很不好。

　　放学回来，我整理了凌乱不堪的房间内务，省得三哥回来又骂我，况且我还要在这里住大半年，直到高考结束。

　　补习前我一直是住在学校集体宿舍，好处是同学们在一起有趣，可以互帮互助；弊端就是不自由，班主任经常查铺。

　　补习后住在三哥这里，有一点个人的空间，还可以搭餐Z府食堂，比学校伙食好一点。

　　晚饭后我走出Z府大门，看到很多人在围观张贴的一张公告，内容是有关招干的。

　　我挤进去瞄了两眼，招干对象主要面向城镇待业青年，没我们农村人的份；而且体检中有一条“不准有畸形”的规定，完全击中了我的软肋。

　　打小我的两条膝关节内侧就对称地凸出一块骨头，对正常的走路跑跳都没有任何影响，关键是有别于旁人，不大雅观。

　　因为怕被耻笑，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格外注意这一隐私，再热的天也穿长裤遮掩。

　　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高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