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九月十号星期二晴

　　今天是国家第一个教师节，可惜早逝的父亲没有福气等到原本他也可以享受到的这种尊师重教的氛围了。

　　我记得三哥的抽屉里摆放有一个从教育局人事股借来的父亲的档案，里面有父亲落实政策的文件，何不抄写一番告慰父亲在天之灵，让他可以瞑目。

　　父亲1967年去世，1979年3月12日落实政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母亲和不满18岁的四哥与我，开始享受国家的抚恤金。

　　我半岁多一点，父亲就早逝了，所以打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而这份文件多少让我对父亲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父亲是1929年出生的，高小文化，1951年参加工作，一直在乡村教书，并于1959年入党。

　　（1985）九月十一号星期三晴

　　最近，到处在宣传张海迪身残志不残的动人事迹，我和许多当下青年人一样，也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她的拼搏精神激励着我，由此感召感染之下，我暗暗下定决心要珍惜青春岁月，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然而，也有人认为，张海迪之所以有今天，是被自幼病残“逼”出来的。

　　以她这样肢体三分之二的高位截瘫，要做一件正常人易如反掌的事必须花费十倍的努力；而要比常人做得还好，更需付出成倍的代价。

　　她只有克服自身的弱点，以超人的毅力弥补自己的不足，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就此而言，说张海迪是被病残给“逼”出来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不过，这仅是问题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张海迪在不利条件的逼迫中勇敢地站起来了，而这一点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俗话说，逆境对强者是进取的动力，对弱者是沉沦的深渊，同是因病致残，有的人不就被“逼”得整天唉声叹气吗？

　　可见张海迪的被逼成才只是现象，刻苦自勉，乐观向上，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人生目标，这才是她的成功之所在。

　　对四肢健全的青年来说，生理上虽然不存在逼迫自己的因素，但这不能成为自己怠惰的借口，相反，在各方面理应做得更好些。

　　我们有健全聪明的头脑，就应更多地吸取知识；我们有运用自如的双手，就应更多地为社会尽责；我们有健步如飞的双脚，就应更多地为人民的事业奔波。

　　如果一个种种条件比张海迪优越得多的青年，至今仍是浑浑噩噩，无所用心，那怎能设想他处在张海迪的境地，还会奋发进取吗？或许那时候早已被逼得意志消沉了。

　　喜欢幻想是青年时期常有的现象，我就经常爱幻想，但如果一味耽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就会成为阻碍自己进步的弱点。

　　张海迪，我一定以你为榜样，脚踏实地认真复习，争取明年高考一鸣惊人！

　　（1985）九月十二号星期四晴

　　为了考上大学，除了我们复读一年的，还有两年的，三年的，甚至于还有四年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苦太累太枯燥无味了。

　　如果我明年没有考取，决不复读，也不回家务农；家里弟兄那么多，分不到多少田。

　　我要外出做生意或者学手艺，不过可能也行不通，家里穷没有本钱。

　　那干什么呢？烦死了，怎么集中不了精力，看不清、听不见老师的讲课，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为了这复读，年过半百的母亲，一个人除了忙责任田外，还要砍柴看牛、喂猪养鸡，挣点微薄血汗钱供我复读，想到这一切，我不由得再次内疚起来。

　　中午失眠，下午的课去上也白搭，而且晚上还有香港电视连续剧，太吸引人了，令人不由自主想找借口请假。

　　我捂肚半弓着身子到张敏定老师办公室，装着很不舒服的样子对他说喝了教室里的冷水，可能拉肚子了。

　　张老师半信半疑，于是我又补充了一句建议：“张老师，能不能把教室的大水缸换成热水瓶？”张老师一听此建议，才打消怀疑，准了我的假。

　　离开学校，时间还比较长，我便信步往河对面的砖瓦厂走去，至少晚饭可以在那里混一餐了。

　　（1985）九月十三号星期五晴转阴

　　没有表的确是一件麻烦事。

　　早晨起床，不知几点钟，匆匆在电炉子上煮了一碗清水面三扒两咽下肚，就骑上单车直奔学校。

　　还好铃声刚响，相当及时。

　　我一坐下，昨天帮我出主意的汤卓（现就职广州**成人学院）就悄悄告诉我，说我提的建议得到了落实。

　　我顺着他呶嘴的方向一看，教室前面的角落里果然放了一个新热水瓶。

　　汤卓说张老师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我一下子脸就热了起来，觉得好对不住张老师。

　　不过，当汤卓告诉我另外一条消息时，我对张老师的好感又打了一点折扣。

　　汤卓说昨天放学时，张老师宣布了几条纪律，一是上课不准讲话；二是自习不准打瞌睡；三是课间操按组排队清人；四是迟到三次以上者不得上课。

　　我突然有点儿害怕起来，躲懒所用的小聪明已经被堵住了。

　　利用晚自习，我写了一份给教育局的报告，要求延长我的抚恤金。

　　我已经18岁了，按照规定应该取消，从79年父亲落实政策后开始的抚恤金，帮衬着我的读书生活，作用太大了。

　　（1985）九月十四号星期六晴转阴多云

　　早自习险些儿又迟到了，没有手表，也没有闹钟，全靠感觉，终不是长久之计。

　　教育局批了我的报告，并且把抚恤金迅速落实到了学校。

　　有关系真好，那个局长是我父亲原来的同事，三哥写信叫我把报告送给他，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结果。

　　我打算课间操去总务处领钱，就向我们小组的女组长请假，不料她竟凶巴巴地反问我去干什么，弄得我不知所措，非常难堪。

　　汤卓正好看到这一情景，笑我的懦弱和傻样子，我解嘲说“好男不与女斗”。

　　唉！这些长得稍微漂亮一点，或者有过一官半职的女同学，总是以自己的特殊魅力和地位摧残和捉弄我们这些男同学的感情，可恶！

　　中午，Z府食堂的饭打完了，我只好骑车去大哥那里蹭饭。

　　大哥不在家，只有大嫂和两个小侄。

　　突然我眼晴一亮，发现上次遗失在这里的一个书包挂在墙壁上，便不动声色地问大嫂：“大姐，这个书包是谁的？”大嫂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竟然说是她的。

　　我知道大嫂家里子女多，用度大，所以有时小气，心眼儿多一点也难免，便没有争论。

　　何必为一个书包呕气呢？尽管已经分家，可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亲人。

　　从大嫂租住的房子出来，本来不打算去砖瓦厂了，可转念一想，还得去蹭饭，饿一顿是挺难受的事。

　　到了那里，工人们正在用餐，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我赶上了。

　　放学后，同在补习的吴卫东（后就职不详）告诉我他被州商校补录，现在去找学校退补习费。

　　我不肯同他去，却又拗不过他的恳求，只好同他一道来到总务处，总务处只肯退还二十元，说这是学校的规定。

　　吴卫东不服，又要我同他去找校领导交涉；这下我就不愿意了，我说我不方便，毕竟还要在这里复读，于是，他一个人进去了。

　　久等不来，我耗不起时间先走了，心里却充满惆怅；390分以上的老同学陆陆续续都走了，我还呆在这里苦熬，前途和理想仿佛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