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身处制置三司条例司很少听人提及反对新法之人的事，加上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经常吵架，所以听到的关于司马光的事更是少之又少。
当年苏辙参加制科考试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因为直言极谏在文章中批评宋仁宗、韩琦等人引发满朝热议，有甚者竟质疑其人品，欲将其罢官治罪。
若不是司马光为了他不依不饶地向宋仁宗进言，加上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只怕他当年早就因为那场制科考试丢了原本在贡举考试中已取得的官职，更不会有现在的官位，所以对于司马光的这份恩情，苏辙没齿难忘。
如今苏轼提到恩公，他不由来了兴趣，要听其诉说一二。
苏轼继续说道：“我听说当时司马大人和王大人在延和殿争论许久，王大人认为善理财者，善于理财，百姓不增加税赋而国之用度富饶，当前朝廷之所以财政紧张就是因为不善于理财，钱能省到哪儿去。且用度不足，非今之急务，所以王大人主张驳回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请求。
司马大人则表示天地所生的货物钱财数量是恒定的，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公家手里，公家钱财枯竭，不从百姓那儿取得，从哪儿取得呢，所以建议裁减用度，既然曾相公等人均谢绝官家的赏赐，那索性遂了他们的爱君之心。
但不可全部免去，毕竟下层的兵卒皆有赏赐，若是曾相公等身居高位之人没有，反而乱了礼义章法，不如减半发放，赏赐高于兵卒即可。”
苏辙点点头，赞叹道：“不愧是司马大人，减半发放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既顾全了朝廷的体面，也可以节省一半的开支。那最后呢，官家支持了谁的观点？”
“支持了王大人，照常赏赐。”
苏辙淡然道：“也是，官家重用王大人，自然会支持他。”
“不是的，官家没有支持王大人。官家当时在延和殿赞同了司马大人的观点，准备等曾相公等人推辞的奏章提交上来后先以不允答之，然后等他们提交第二次时再告诉他们减半赏赐。既顾全了朝廷及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官员们的体面，又可以达到节约开支的目的。
然而大家推辞的奏章提交上来后，官家按例下达不允的诏书，众人看过诏书后竟无人再提第二次，此事便按不允办了，所有人照常发放。”
苏辙愕然：“诏书上写了什么？”
苏轼摇摇头：“不知道，我只听说给曾相公的《赐宰相曾公亮已赐南郊赏赉不允诏》上似乎严厉批评了他，估计其他官员收到的诏书也差不多意思吧。”
苏辙冷笑一声，道：“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官家明面上答应着司马大人，却又在诏书中又对诸位大人推辞赏赐之事严厉批评，这样一来就成了官家想减半发放，但诸位大人不上书，没有给官家这个机会。司马大人和王大人两边都不得罪。”
“也不能算一石二鸟之计吧，毕竟是官家，要平衡多方势力。”
苏辙叹息道：“司马大人肯定会生气吧。”
“生气又能怎样，反正王大人和司马大人的辩论也不是一两次了，基本上都是王大人获胜，司马大人说不定已经习惯了。”
苏辙吃惊道：“还有啥时候？”
苏轼道：“太多了，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之时，司马大人就反对过，最后不也设立了。还有去年阿云案，司马大人觉得应该判绞刑，最后不也按照王大人的意思判了流放。”
“阿云案？”苏辙愕然。他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每日与官员们忙于新法的各项工作，无暇聊政事，更不敢聊政事，消息相对闭塞。
苏轼点点头，道：“对呀，前年登州一名叫阿云的女子杀了她的夫君，登州衙门审完后几位大人对案件的判决争执不下，于是上报大理寺。
大理寺审完争议依旧不断，又闹到了刑部、审刑院，最后一直闹到官家这儿，官家命王大人、司马大人等人参与此案，反正闹了整整一年才判决。
而且我听说案子判了以后，参知政事唐子方唐大人还多次对判决结果上书官家，之后又和王大人几番争执，竟气出病来，至今仍在家休养。”（唐介，字子方）
苏辙震惊道：“这案件很复杂吗？”
苏轼道：“其实不算复杂，这阿云……”话未说完只听门外传来敲门声。苏轼应了声，门外家仆回道：“官人，大娘子让小的来传饭。”
苏轼隔着门喊道：“知道了，我们随后便到。你去找一下迈儿和迟儿同去吃饭。”
家仆说道：“回官人，大娘子已安排人去找了。”
苏轼嗯了声，对苏辙道：“这事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我们改天再聊。”
苏辙点点头，随苏轼离开书斋朝饭厅走去。两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了一顿饭，饭后大家坐在一起闲聊片刻，苏辙便携妻儿回家去了。
晚上。
苏轼洗漱完，躺在床上发呆。王闰之走到床前，对满脸愁容的苏轼说道：“我看子由走后你就愁眉不展的，怎么了？”
“没什么，朝廷的事。”
王闰之在苏轼身边躺下，安慰道：“我没姐姐聪慧有学识，朝中之事没法帮你出谋划策，总之你万事小心。”
苏轼点点头，道：“我没事，你别担心。只是子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睡吧，不说这些了。”
既然苏轼不想说，王闰之也不多问，伸手为苏轼盖好被子：“天凉，别染了风寒。”
苏轼微微一笑，点点头，闭目冥想着。
苏辙为人沉稳，但兄弟俩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是尸位素餐之人，既在其位，必谋其政，对朝政之事往往直言不讳。
苏辙身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针对新法的诸多问题，已表现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征兆，不知日后他该如何应对。
宋英宗在位时，苏轼、苏辙的恩师欧阳修以及宰相韩琦相继被人诬陷离京外任，使得苏轼对朝堂之事有了不同的看法。
这一个月在京师的日子，新法支持派与反对派矛盾重重，新法还未在全国颁布，朝堂就已出现剑拔弩张的架势，苏辙身处最具争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不得不让苏轼为之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