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维的建议下，神宗下诏王安石进京赴任翰林学士。没想到王安石居然上梳称病，自己身体不好，没办法进京赴任。
要知道翰林学士高居三品，可是皇帝的高级政治顾问，离宰执仅一步之遥，多少人梦寐以求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可王安石居然辞了，王安石这是疯了吗？
不是的，真实的原因套用马云的那句话，就是王安石对做官没有任何兴趣。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高智商家庭，他的叔祖父、父亲、长兄、弟弟、儿子连同他自己等一共八个人科举考试进士及第，人称“一门八进士”，而王安石又是这个高智商家庭中最优秀的佼佼者。
真宗天禧五年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中部），父亲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因为父亲常年各地调任，年幼的王安石就如同当年司马光一样，随着父亲游历了祖国山川河水。
与所有神童有着相似的经历，年少的王安石酷爱读书且记性很好，读过的书过目不忘，年纪轻轻就能写一手好文章。
景佑四年，王益进京任职，王安石也随父进京，在这里结识了好友曾巩，两人经常吟诗作对以诗会友，曾巩是欧阳修徒弟，两人熟悉之后曾巩又向老师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欧阳修读过王安石文章后赞不绝口，记住了这个优秀的年轻人。
王安石没有人外界等太久，庆历二年时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原本王安石名列第一位理应高中状元，但仁宗看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发现文章引用了一处典故“孺子其朋，其往”，说的是年少的皇帝啊，一定要与群臣和睦相处。
仁宗当时三十多岁，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皇帝了，三十多岁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是人到中年，对于这种教育小孩儿式的桥段异常反感，拿笔就把王安石的状元给撸了。
状元做不成那就做榜眼，可主考官翻了翻档案，榜眼叫王珪，考试前已经有官职了，此次属于在职科考。
为了避嫌，制度规定在职科考的人不能做状元，那就不跟王珪换了，去做探花，主考官一翻档案，探花郎韩绛也是个在职科考。
还好第四名不是在职考生，否则王安石原本的状元不知道还要往后靠多少位。就这样，状元郎王安石成了甲科第四名，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判官。
到手的状元飞了，可王安石并没有放在心上，走马前往淮南赴任。淮南是扬州的治下的一个县，判官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扬州办公。
当时扬州知州是刚刚庆历新政失败被罢相的韩琦，韩琦这个人非常注意个人形象，也要求下属搞好个人形象。但王安石有个习惯就是业余时间闲不住，经常读书写文章写到二半夜，草草睡下第二天衣衫不整一脸憔悴的去上班。
韩琦看王安石年轻以为他晚上出去鬼混，影响第二天上班。于是劝他说，年轻人要爱惜身体，不要纵情声色。
放一般人身上领导误会了得赶紧解释，王安石偏不，根本不理睬韩琦的一番好意，继续我行我素。
三年任期很快结束，王安石离开韩琦进京述职，王安石甲科进士出身，只要自己申请，可以参加制科考试进入馆阁，但进京后的王安石对担任阁臣完全不感兴趣，也没有申请参加制科考试，就等着朝廷继续给他安排地方官的职务。
朝廷有识之士都知道王安石学识高，正好庆历六年当年也有科举考试，朝廷就派了王安石参与科考阅卷。
而当年的科考主考官，正是后来的参知政事张方平。
虽然包拯司马光都弹劾过张方平，但实际上张方平并非奸邪小人，也曾多次提携后辈，也不知道王安石到了礼部考试院之后是到底怎么出言不逊惹怒了张方平，反正两人共事没多久张方平就上梳坚决要求王安石滚蛋，否则他这个主考工作没法儿做。
人家是主考官，你就是个阅卷老师，较什么劲呐？果不其然，朝廷马上就将王安石调离了考试院，小庙容不下大佛，您赶紧走吧。
王安石跟张方平的梁子就此结下，此后过了几十年都还没消解。
不过王安石毕竟是出了名的人才，也不能一直晾着。没过多久朝廷一纸诏令，王安石赴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任知县。
鄞县靠海，加上江南地区河网密集，经常发生水灾，王安石来到鄞县之后，决心兴修水利，重新疏通河道并重筑堤坝。
搞工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王安石想这么做不代表大家都想这么做，为了督促工程推进，王安石亲自来到施工一线，跟施工的民夫天天混在一起，晚上熬的太晚就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晚第二天接着督促现场进度。
按照我们现代社会的角度看，王安石这就是亲自把设计监理甲方三者工作全部一肩挑了，效率是高，但也真的辛苦。
辛辛苦苦把水利工事做完了，王安石吃惊的发现，鄞县老百姓似乎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原因很简单，之前多年的水灾导致老百姓收不到粮食，没有去年的存粮导致来年很多地荒在那里，无种子可种。
老百姓没有存粮，官府有啊，眼见着老百姓的困境，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了王安石脑海中。
经过慎重考虑，王安石下令，打开县衙仓库，将库内存粮借给前几年受灾的老百姓，约定凡借粮的老百姓必须在秋收之后按照两分利还本付息，一时间许多人前来借粮。
王安石的博学带给了他灵感，这个方法来自于《管子》中典故李悝变法。战国时代魏国大夫李悝为了防止谷贱伤农，采用常平仓法控制粮价，即：灾年政府平价售卖仓库存粮、丰年政府平价收购农民手中粮食。
按照李悝的方式，政府需要做大量工作，丰年采购灾年出售，而王安石精简了步骤，不在仓库里屯粮，把储备盘活运用起来，丰年不收购，灾年借粮赈灾加赚钱。
王安石这套玩儿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老百姓度过了难关，政府收入增加了，而且借出去的是陈粮，收回来的是新粮，轻松更新了粮食储备。
三年鄞县知县任期很快结束，王安石再一次进京述职，这一次进京述职的王安石被首相文彦博盯上了，文彦博上梳仁宗，说王安石屡次辞官不受，这种人心胸宽广淡泊名利，朝廷应该格外提拔褒奖，推荐王安石担任阁臣。
不出意外的，王安石再一次婉拒，请求中央务必还把他外派到地方上去任职，而且王安石请求外放的奏疏很真切，说自己父亲去世后家中祖母一直跟随自己，在中央任职花销太高工资又太低，无力抚养祖母，请朝廷一定要还安排他做地方官。
晋时李密，上授官不就，惟乞终养祖母刘氏。来，大家跟我一起重温一下当年全文背诵的《陈情表》，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朝廷没办法勉强一个孝子，于是王安石继续到地方上去做官，这次到了舒州（今安徽潜山市）任通判。
舒州通判三年任期里，王安石九十高龄的祖母病逝。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九月，安葬完祖母后王安石再次进京述职，这次欧阳修抢了个早，在王安石进京之前就力荐王安石进入馆阁，于是仁宗直接一纸诏令，任命王安石担任集贤院校理。
馆阁的职务要么自荐考试入职，要么被推荐考试入职，再要么被推荐经考察入职，王安石这次完全突破所有常规，不需要任何考试或者推荐什么的就是你了，别推辞了。
众望所归的王安石再次推辞了进入馆阁的职务，这次的理由又不一样了，主要是自己最近几年里父亲祖母相继去世，还未归葬故里，要给先人办后事、照顾家里弟弟妹妹等等这些，花销仍然很大承担不了，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还给他安排地方官。
因为欧阳修是谏官有外交任务，在推荐王安石担任阁臣之后奉命出使辽国，回来之后听说了王安石还在推辞阁臣，还是因为收入的问题，于是欧阳修提议，给王安石改任群牧判官。
群牧司是枢密院下属的一个专门负责管理马匹的机构，群牧判官是这个部门领导助理相当于副职，在宋朝马匹那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的草料、辔头、鞍鞯、马蹄铁等等都归群牧判官管，是个肥差。
王安石本来还想推辞，欧阳修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王安石，两个多年来诗书往来的老伙计终得相见，相谈甚欢，临走了欧阳修劝王安石，推辞了这么多回了，全朝廷都盯着你呢，考虑到收入问题还专门给你改任了群牧判官的肥差，一定不要再推辞了，仁宗和朝廷这么爱才，别让大家下不来台。
老前辈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要再推辞那就是有病了，于是王安石就任群牧判官，在开封待了下来。
群牧判官的工作清闲收入也高，王安石任职期间过的悠悠哉哉，时间长了，王安石发现同为群牧判官的司马光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常常与自己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两人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好工作好朋友，如此人生岂不快哉？当时三司群牧司长官群牧使是包拯，开封是个大城市很重视城市环境，群牧司的官署也是如此，绿植很多很漂亮，某日牡丹花开非常漂亮，包拯就吩咐下属晚上不要走了，大家赏花饮酒乐呵乐呵。
司马光跟王安石都不爱喝酒，但领导安排了只好留下，到了晚上酒席上，包拯举杯相邀来给同事们敬酒，到了司马光这儿，司马光勉强喝下，到了王安石这儿，王安石不喝，再敬酒，还是不喝，包拯一看勉强不了，便不再劝酒。
同列好友司马光看在眼里，心里暗暗赞叹王安石耿直强硬的性格，可他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这位耿直强硬的挚友竟然会站在他的对立面，与自己展开最残酷的政治斗争。
在首都的时间过得飞快，王安石官职也一直在升迁，到了嘉祐三年王安石已经升任三司度支判官，三司一共有户部、盐铁、度支三个大部门，王安石已经主管其中一个，地位已然不低。
可高级官员王安石完全不安于仅仅在三司任职，同年十月，他向仁宗上了一篇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阐述了他在度支判官这个岗位上所见所感，提出了诸多国家改革的措施建议。
上梳呈上去了，如同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王安石毫不气馁，继续上梳，又上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上时政梳》。在这封奏疏中，王安石把宋仁宗比作晋武帝、梁武帝、唐玄宗，提醒仁宗要痛定思痛抓紧时间改革。
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三个人都是因为当皇帝太久，晚期暮气沉沉朝堂乌烟瘴气，最终引发叛乱国家陷入战火。
嘉祐年间仁宗当政接近四十年了，王安石这样比喻还不如直接骂仁宗老而不死是为贼。
就是这么一封作大死的奏疏，依然没有任何回应，你不是最喜欢提意见吗？朝廷和皇帝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郁闷不郁闷？
可接下来又来了更郁闷，还不是一个，是一对儿兄弟。
嘉祐六年的制科考试，被欧阳修大力推荐的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制科考试，当年的制科考试主题是“直言直谏”。两兄弟文采实在是太好了，考完之后考官们看了苏轼的答卷，不错不错，制科考试理应上榜，再一看苏辙的答卷，纷纷惊出一身冷汗。
苏辙在策论答卷里例数仁宗怠政、荒淫、贪财、虚荣四大罪状，并把仁宗比喻成历史上有名的几个昏君，除了仁宗，还把朝堂上的宰执、三司使等高级官员一个不落全部批了一顿。
就这种答卷，不客气的讲放到历朝历代别说科举中第了，那简直就是死罪。诽谤皇帝诽谤朝廷，你苏辙有几条命够杀，甚至到了仁宗之后没多少年就在苏轼身上发生了类似的罪名。你要放清朝，哥儿俩一起参加考试弟弟污蔑皇帝，非给你哥儿俩都砍了不可。
可就因为仁宗宽厚的政治氛围，考官们都觉得，这答卷虽然言辞偏激，倒也有可取之处，甚至有人觉得说的都对文采也好，应该列入三甲。
当年的主考官叫胡宿，看了苏辙的答卷之后对苏辙这种狂妄书生不屑一顾，直接判定落榜。可毕竟制科考试规格高，还有其他考官复核，司马光就是其中一名考官，看了答卷之后觉得国家就需要这种敢仗义执言的人，应该列三甲。
宋朝制科考试共分五甲，一甲二甲都是虚榜为了防止大家骄傲从不录，只从三甲开始录，而三甲也是录取人数极少。司马光说苏辙答得好还要把他录成三甲，可把胡宿惹毛了，我判他落榜你让他高中，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大家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汇报到仁宗那儿做最终裁决。
仁宗看了苏辙的答卷，批复给考官，说国家需要直言的官员。
得到皇帝的批复，考官们总算有了方向了，大家又经过商量，苏辙答卷虽有才华但毕竟言辞过激，判了四甲。而哥哥苏轼答卷文思泉涌准确切题，录为三甲。
经过一阵喧嚣，苏轼苏辙哥儿俩总算有惊无险过了制科考试这一关，考完试了苏辙被任命为商州推官，任命诏书得知制诰起草签发，当时王安石正好任知制诰，看了苏辙的策论答卷后，坚决不肯发诏书。
王安石说了，苏辙这个人就像西汉奸臣谷永，绝不为这种人撰写诏书。
谷永是西汉成帝时期官员，依附王莽的叔叔权臣王凤，表面上上梳批评成帝奢侈好色，其实是在替王凤攻击皇帝以表明自己对其忠心。
王安石这可真是一石二鸟，表明是嘲讽苏辙，可暗地里又把宰相也嘲讽了一番，当时韩琦任首相，听说王安石的嘲讽后哈哈大笑没有在意。
韩琦毕竟还顾念当年在扬州上下级同事一场，没有深究。可王安石却铆定了苏家兄弟，坚决不为苏辙写诏书之后又看了苏轼的文章，说苏轼的文章全是些老掉牙的论调根本不值一提，他如果当主考官两人绝不录用。
也难怪，就在苏辙策论完成不久前王安石的《论时政疏》才上梳，高度类似的题材甚至把仁宗比喻成昏君都如此类似，苏辙一篇策论名动天下，自己收不到任何回应，王安石憋了一股气，看苏家兄弟俩谁都不顺眼。
朝廷安排不动王安石，只好派另一位知制诰给苏辙撰写了诏书。原本随着苏家兄弟外出做官，风波逐渐平息，可没想到敌对的种子已然种下，争斗将会贯穿三人接下来的人生。
王安石在首都的这些年，群牧判官做了，度支判官也做了，科举考试考官也做了，兜兜转转将近十年，却还只是个知制诰，升迁速度极慢，按照王安石的出身和杰出的政治才能，不该如此蹉跎，可屡次的辞官不受让朝廷和仁宗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个人淡泊名利，不需要再给他授予什么重要职位。
出任知制诰后，平时工作不多，不重要的王安石又被朝廷安排去兼职纠察开封邢狱，看看有没有什么冤假错案，来到开封府一翻档案不得了，王安石发现一件司法纠纷。
案件大概是这样的：开封一位少年养了一只鹌鹑用了斗鹌鹑，好朋友想要他不给，朋友之间比较熟于是把鹌鹑抢了就跑。少年在后面追朋友在前面跑，好不容易追上了少年上去就是一脚。
男同学们都比较了解，平时哥们儿之间打打闹闹你给我一脚我给你一脚都是闹着玩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少年这一脚踹出去坏了，正中朋友心口，当时朋友就不行了。
本来只是嬉戏打闹没想到闹出人命，动静闹到了官府，开封府经过审理，少年杀人，杀人偿命。
王安石了解完案件过程后上梳弹劾开封府，说开封府渎职，判案不公。少年朋友公然抢鹌鹑这属于盗窃，而少年追逐朋友的行为是自卫，最后不慎将盗窃的罪犯杀死那也是正当自卫，不应判处死刑。
王安石这个论断未免矫枉过正了，少年跟朋友之间原本就是熟人，盗窃跟朋友之间的打闹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案件的焦点应当在于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上而非故意杀人与正方防卫上。
弹劾上到刑部和大理寺，经过两个专业司法机关研究，王安石弹劾不成立，宋代不存在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区别，杀人必须偿命，维持开封府原判。而且按照制度，上梳弹劾他人被证实弹劾错误的，要当面给当事人道歉。
王安石强硬得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让我认错不可能，坚决不道歉。
当时的开封府知府是谁，那是后来在濮议中跟韩琦欧阳修斗的你死我活的御史中丞贾黯，贾黯这种强硬派一听，你王安石这么狂妄居然敢弹劾我开封府，弹劾失败还不道歉？我非要跟你斗一斗。
于是贾黯上梳弹劾王安石，接着谏官们也纷纷上梳弹劾王安石，面对强硬的两方，仁宗和宰相都无奈，出于爱才心切又不忍心贬谪王安石，最后仁宗发话，此事已了，双方都不再追究。
一桩司法纠纷看似结束了，可谁都没想到后来一场更大的司法纠纷即将到来，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