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刚刚即位，副宰相欧阳修就罢相，这时候最忙的就是首相韩琦，英宗即位时才刚刚担任山陵使去监造仁宗陵墓，这还没过去几年，又要去担任山陵使监造英宗陵墓。
好在神宗比他爹强多了，不作妖不折腾，跟韩琦配合着安安稳稳的办完了英宗全部后事。
英宗后事结束后，韩琦还朝，刚一回来御史中丞王陶就上梳弹劾他担任宰相上朝不押班、为官跋扈。
所谓押班就是北宋上朝时候一种传统规矩，百官在大庆殿或者紫宸殿这种大殿站立，由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轮换领头向皇帝行礼，然后皇帝在垂拱殿等侧殿与群臣商议朝事。
规矩是这样没错，可这个押班的做法，好几十年没搞过了，大家都嫌麻烦，都是直接到侧殿上朝面圣，都没搞过押班。
就这种形同虚设的规矩，没人告就大家相安无事，一有人告那还真的就一告一个准儿，因为宰相们确实都没押过班。
而且王陶还提了一个词，跋扈。要知道英宗朝时候韩琦逼退曹太后、干掉所有谏官，他和欧阳修几乎把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全得罪完了，所作所为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权相所为，跋扈这个词没用错。
多年的宦海沉浮使得韩琦养成了及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政权已经稳妥的交接到了新君手里，这时候再不急流勇退以后恐怕再没机会了，韩琦上梳自请罢相，神宗苦苦挽留终究留不住，韩琦终于也离开了。
神宗即位时刚刚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纪，与父亲英宗不同，神宗并没有过多经历皇储立与不立的问题，他是英宗的大儿子，只要健康长大成人不存在皇位之争，如今君临天下的神宗自然要把精力更多的放在治理国家上面。
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北宋中央政府，经过这么一阵折腾，欧阳修韩琦相继离去，中书仅剩下曾公亮和赵抃两位宰相。
神宗想振兴大宋，离不开宰相的帮助，问题是宰相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斗倒了，老宰相离开了，当务之急就是选拔新人进入中书担任宰相。
神宗选中了翰林学士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
张方平是熬了多年才熬上来的，但能够被神宗提拔任职宰相却不是因为资历老，而是因为他懂经济。
自幼聪明绝伦的张方平跟所有天才少年有着类似的经历，进士及第后在地方上做县令，后来又通过贤良方正科考试提拔，接着又通过制科考试进入馆阁并兼任谏官。
制科考试，是在科举考试之后进士及第的人选中继续进一步举办的考试，想参加制科考试有两种途径，一是中进士科时候名词特别高，在地方上任职期满述职之后正常参加制科考试；二是进士及第了但名词不高，地方上任职期满后有宰执的推荐，同样也能参加制科考试。
由于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录用的读书人越来越多，进士也逐渐多起来，大家都是进士，如何能在一众精英中脱颖而出？参加制科考试就是最好的方式，制科考试的试卷宰执们和皇帝都会亲自阅卷，只要有才华，不怕大佬们看不见。
制科考试相当于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通过的可以直接进入馆阁任职，馆阁我们都知道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个大佬都是从馆阁走出来的，馆阁就是当时北宋最重要的人才储备库，当上阁臣的张方平前途无量。
青年才俊张方平在接下来的官场生涯中历任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和三司使，在三司使这个职位上，张方平表现出了杰出的财务管理能力。
仁宗年间，北宋积弱积贫已经非常严重，张方平担任三司使之后通过工作中的观察提出了两条办法用以改善当时糟糕的财务状况：首先是利用轻重之术增加收入，其次是量入为出削减费用。
所谓轻重之术，来自于《管子·轻重》，意思是政府通过调节货币、粮食、布帛等之间的轻重比例关系来平衡物价增加收入，也就是政府来做贱买贵卖的生意。
量入为出削减费用的核心在于量入，从仁宗到英宗三任皇帝都知道国家财政支出太多已经不堪重负，但多少才算多多少才算合适又很难判定，张方平就说了，量入就是要把国家一整年的收入提前做好预算，预算做完之后所有支出都按照预算来分配并控制，决不能超出预算金额。
为了使预算更加科学可靠，张方平还规定，三司所做预算除了每个数字必须有依据来源外，还必须要参考过去多年的收支数字，拿不准的数字就利用过去几年的数字求平均数确定。
要知道张方平可是在宋朝，这样的管理理念已经相当科学了，张方平曾经因推荐官员犯罪受到牵连被贬，数年后回京再度担任三司使，复任三司使之后上梳了十四条财务改革措施，时任首相富弼收到奏疏后看了一下午非常赞赏，对他的财务措施言听计从。
神宗对张方平的大名早已仰慕，而且张方平不仅业务能力过硬，在英宗病重期间韩琦进宫请立太子，张方平当时任翰林学士，也一直在旁边一同请立神宗为太子，并且亲自起草了立神宗为皇太子的诏书。
又是人才又是关键时刻的“自己人”，不用张方平当宰相还能用谁？治平四年九月，张方平升任参知政事。
张方平做参知政事，谏官头子司马光不同意。
上任御史中丞王陶在弹劾韩琦事件中用力过猛，上梳言辞太过激烈，引起了宰执集团的严重反感，韩琦罢相后几个宰执向神宗提出罢免奸臣王陶，否则宰相们都不干了。
虽然王陶是神宗即位前的老班底，但惹了众怒，韩琦已经被他斗倒了，总不能再把宰相们全都干掉吧，神宗权衡再三只能把王陶免职外放。
御史中丞是谏官群体的领导，岗位非常重要，空缺出来了之后神宗环顾满朝文武，有能力、有资历、适合做御史中丞的有且仅有司马光了。
司马光一上任就对张方平的任命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张方平贪赃枉法。
张方平的贪赃枉法还要追溯到仁宗年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当时低价购买了一处房产，这处房产的主人叫刘宝衡。刘宝衡是个著名的酒商，开设了一家酒场专门搞酿酒卖酒生意。
按照北宋律法，政府不直接经营酒业，而是实行酒曲专卖，酒曲卖给民间开设酒场卖酒，或者老百姓零星购买自己根据口味自己酿酒。
刘宝衡开设的酒场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之前欠了政府一大笔酒曲钱还不上，只好卖房抵债，卖给了张方平。
可问题是刘宝衡卖的这处房产并非自己私宅，而是刘氏家族的祖产，是全家的财产，最关键的，房产售卖价格过低，有巧取豪夺之嫌。刘家亲族告到开封府，经过审理，刘宝衡确实没有这处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于是判处交易无效，房产仍归刘家，刘宝衡退回张方平购房款。
按说这事儿到此为止结束了，可张方平不是一般人，堂堂国家三司使居然卷入到这种丑闻案中，成何体统。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上梳弹劾，张方平毫无悬念的被免职。
现在司马光旧事重提，说的就是他张方平有道德瑕疵，这种人怎么能任参知政事呢？
司马光很了解张方平，能力超群但道德确有瑕疵，可司马光虽然了解张方平却不了解神宗，神宗与以往历届皇帝不一样，他有一个恢复“汉唐旧疆”的终极梦想。
一心恢复旧疆的神宗知道，想要开疆扩土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那是要对外用兵，而对外用兵就要有一只强悍的部队，想要拥有强悍的部队就得有钱。
一句话，富国才能强兵。
张方平是不是有道德瑕疵根本不重要，神宗需要他的理财能力，更何况他那点儿道德瑕疵在神宗看来根本不是个事儿，决定力排众议依然启用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可司马光毕竟是御史中丞，谏官大领导在朝中一呼百应，在他的弹劾下时间久了张方平不一定能顶得住压力。
为了能给张方平创造一个良好的施政环境，神宗决定调离司马光，让司马光去担任翰林学士。
从御史中丞到翰林学士这可不是降职，我们知道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身边最核心的政治顾问，能够直接升任参知政事，神宗这一安排并没有委屈司马光。
但是司马光不干了，怎么着啊皇帝，提个建议你不爱听就直接把我调离工作岗位了，那我干脆不干了。司马光上梳辞官表示，不伺候了。
神宗知道司马光是忠臣对国家有功，刚刚韩琦欧阳修离开朝廷这时候再损失一员忠臣兼老臣朝政不稳就不划算了，于是就下诏解释自己近期要在太学开办经筵日讲，满朝文武只有司马相公学术水平最高，这个工作只能您去做，御史中丞这个岗位能胜任的人很多，但是去搞经筵日讲只能您去，所以给您调了一下岗位，还请您多多体谅赶紧回来上任。
经筵日讲就是皇帝开办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通过学习古代儒家经典或者圣贤事迹，主讲者讲完后还要回答参与经筵众人的问题，交流学习思想和心得。
经筵日讲里经常会用古代例子来模拟时政，借古讽今，探讨时政得失，既是重要的学术论坛，也是重要的时政讲坛，司马光出任主讲也确实合适。
司马光琢磨了琢磨，好像说的也有道理，论学识渊博当朝自己肯定是首屈一指，这经筵日讲司马光不出马还有谁能出马？
你看，给人戴高帽子也是需要水平的，神宗这顶高帽子给司马光戴的是舒舒服服。
治平四年九月，张方平顺利出任参知政事，神宗本以为可以借助张方平的执政能力改变朝政，实现富国强兵，可万万没想到上任不到一个月父亲去世，张方平回家丁忧守孝去了。
张方平一走，神宗的改革战略无法实施，到了第二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神宗派使者去张方平老家下诏让他夺情起复，不需要守孝满三年了，马上重新回到朝中上班，可连下数诏均被张方平婉拒，一定要给父亲守孝守完。
张方平不来，神宗就向其他大臣求取治国之道，结果官员们开始纷纷进谏，收到的建议永远都是那几条：实行仁政、广开言路、明辨忠奸、进贤退不肖诸如此类，神宗看了一阵子奏疏恶心坏了，不再看了。
朝中大臣们暮色沉沉，恰逢老宰相富弼在外任职期满回京述职，神宗知道富弼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发起人，也知道富弼曾在西北边境主持军事，于是在述职时问富弼，如何富国强兵，彻底解决边境问题？
富弼沉默良久，告诉神宗，陛下刚刚登基，应当广施仁政，希望陛下二十年内不要采取军事行动。
那个曾经锐志改革、镇守边关的国家柱石，如今已经老了，再也没有了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神宗明白了，眼前的富弼无法帮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就在神宗焦虑于国家衰弱而毫无办法的时候，翰林学士韩维告诉神宗，王安石在江宁府差不多已经丁忧期满，只有他能帮助你振兴大宋。
韩维在神宗做皇子的时候就是神宗的身边侍讲，专门给神宗讲学教神宗读书，一直深受信任和器重。既然韩维这么推崇王安石，神宗决定请王安石出山，帮助他振兴大宋，实现大宋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