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了蔡确和章惇，废除了所有新法，按说朝中旧党大胜，应该踏踏实实执政为民，不需要再折腾了。可党争的潘多拉之盒一旦打开就再无合上的可能，没一个人都会被卷进这场漩涡里，而这其中最激烈的就是以苏家兄弟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之间的党争。
元祐元年，苏轼升任翰林学士，苏辙担任中书舍人。苏学士才高八斗、名满天下，自神宗熙宁年间，就有不少读书人追随苏轼，以苏轼门下弟子自居，这其中有四个人格外出名，分别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李廌两人，又称为苏门“六君子”。
以上六个人全部都是才学过人的读书人，尤其是黄庭坚、秦观，我们后来在中学语文课本历史课本里都学过。
因为学问走到一起的门生们自然的就会对师傅的政治理念产生认同，当时苏家兄弟都已经是中央高级官员，尤其是苏学士，进入翰林学士院，距离宰执仅剩一步之遥，朝中地位相当显赫。
程颐于仁宗明道二年出生于黄州，哥哥程颢比他大一岁。父亲程珦当时在朝中为官，很重视哥儿俩的教育，两兄弟从小饱读诗书。到了十四五岁时，程珦无意中结识到了理学大家周敦颐（《爱莲说》侬晓得伐？），便让两个儿子跟随周敦颐深入学习。
理学是个什么东西咱也搞不懂，只知道有很多太极阴阳、一生万物之类的虚头巴脑的概念，不过虽然普通老百姓搞不清楚，程家兄弟却学的非常上路，深得理学精髓，后来更是在周敦颐的基础上将理学发扬光大。
两兄弟学有所成，哥哥程颢率先考中进士官至御史，后来由于反对熙宁变法罢官到嵩山担任闲职，之后潜心研究理学，在当地开办学堂传播理学知识，门生众多，元丰八年病逝。
跟哥哥相比，程颐的水平就要稍微差一点儿，读书学习很多年，没考中进士过。因为屡考不中，程颐索性不考了，当时程颢在嵩山开办学堂名气颇大，他就也跑过去参与讲学，向求学的读书人们传授理学之道。
考中进士了，入朝做过官了，充分的证明过自己了，您再回来讲学也不迟，像程颐这样，啥也不是，就跑去当老师讲学问，这跟害人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那些虚头巴脑的理学能治病救人，救亡图存？
不过没关系，借着哥哥程颢的名气，加上自己屡次推辞朝廷的恩荫，程颐很快也打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大佬们都记住了这个淡泊明志的年轻人。
元祐元年旧党上台，朝廷下诏程颐进京担任帝师，任职崇政殿说书，当时的程颐因为常年在嵩山、洛阳讲学，早已名满天下，此次回京任职也被门生寄予了厚望，老师去朝廷里当官了，大家都有前途了。
翰林学士的职责之一就是为皇帝、太子讲学，当年司马光和吕惠卿就因为学术见解不同怒而对喷。如今理学大牛的程颐进入朝廷担任帝师，与兼职帝师的文坛领袖苏轼相遇，针尖对上了麦芒。
程颐的理学核心之一是师法古人，尤其在礼法上一定要按周礼严格执行。而苏轼我们知道的，自由散漫人还特别贫，仗着学问远高别人一截到处嘲讽，当年乌台诗案李定非要把苏轼往死里整是为啥，现在当了翰林学士，可当年那德性依然没改，史书记载，苏轼说程颐“不近人情，每加玩侮”。
程颐到底是有素质的人，不跟苏轼一般见识。可后来司马光去世的时候，那天正赶上朝廷有庆典，百官参加完庆典之后准备去给司马光吊唁，程颐就站出来阻止了，说孔子说了，是日哭则不歌。
没错，《论语》记载孔子的确说过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当天如果参加了吊唁活动伤心掉泪了，就不能再去参加庆祝活动开心大笑。就理论理来讲，孔子说的也没毛病，人类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又不是演员，谁能随时一哭一笑？孔子讲的其实也是一个人类的基本情感现象。
苏轼贫劲儿上来，嘲讽程颐，说这是枉死市叔孙通制定的礼数。
叔孙通是楚汉相争时的一名官员，一开始跟随楚怀王，后来跟随项羽，再后来投降汉朝，刘邦死了之后又辅佐汉惠帝，每跟一任君主都混的风生水起。
刘邦得了天下之后觉得手下那帮人还像以前那样对自己没个礼数不像话，于是就安排叔孙通制定了一套礼法，用来规范文武百官对皇帝的礼仪，叔孙通很快便把礼法制定了出来，而且深得刘邦赞赏，马上在朝廷上施行。
礼是好礼，可问题是制定礼法的叔孙通因为跟随了多位君主而被人诟病，汉礼推行的越广泛，叔孙通的名气也就越臭。
苏轼说的枉死市叔孙通啥意思呢？就是说跟着叔孙通一起打天下的人全死光了，就剩叔孙通自己，人家不仅活下来，还制定了一套礼法来约束别人，你说气人不气人？
朝里当官的都是饱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听苏轼这话那就是当场哄堂大笑，把程颐给气的啊，好你个苏轼，就你能是吧，你给我等着。
程颐没有等太久，当年十二月，朝廷举行制科考试苏轼任主考官，除了一道题，说仁宗忠厚，但百官很多懒政，神宗励精图治，但百官很多刻意逢迎造成不良后果，应当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时任左司谏的朱光庭是洛党，看到考题立马上疏，弹劾苏轼诽谤仁宗和神宗。苏轼一看形势不对，这样下去又成乌台诗案了，于是马上上疏申辩没诽谤先帝的意思。
右司谏吕陶是蜀党，上疏弹劾左司谏朱光庭是程颐的朋党，因为苏轼曾经嘲讽过程颐所以蓄意打击报复。
一大堆奏疏送到宫里，有人为苏轼撑腰，高后一向爱惜苏轼才华，对所有弹劾奏章统统不予追究，强行把事儿给压了下来。
蜀党一看高后向着苏轼，非但没能息事宁人，反而开足马力攻击程颐，程颐实在是招架不住，自请外放，不玩儿了。
洛党哑火了，朔党又开火了。司马光原先旧党团队的核心人物很多都是北方人，司马光去世后，这些人抱团也形成一派人称朔党，时任御史中丞的刘挚、给事中傅尧俞、谏官王岩叟等人都属朔党。
朔党是坚定的旧党分子，而苏轼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已经表现出了政治上的不坚定，尤其是与司马光在朝堂上的争论，更是被朔党视作背叛旧法。在朱光庭弹劾苏轼之后，傅尧俞、王岩叟也接连上疏，直指苏轼对先帝不敬。
与压制洛党一样，朔党的奏疏也被高后压了下来，其实高后也并非压制哪一方，而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苏轼又是难得的才子，留在朝中是朝廷之福，什么讥讽先帝，太皇太后都不计较，一帮子外人瞎咋呼什么。
可当时的朝廷上，党争的势头愈演愈烈，元祐二年年底，苏轼再一次主持制科考试，这次出题引用了曹操和王莽的典故，又被朔党大做文章，说苏轼在诽谤朝中宰相有曹操、王莽篡汉的图谋。
朔党不停的攻击，苏轼疲于应付，萌生了去意，整个元祐三年一直在上疏请求外放，高后一直不准，最终到了元祐四年三月，高后见实在是留不住苏轼的心，批准了他的外放请求，苏轼出任杭州知州。
回看苏轼元祐年间在朝廷为官之路，发现其实苏轼并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若不是高后爱惜才华一直护着他，早就被其他政敌弹劾贬官了，高后到最后安排他去杭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蜀洛朔三党打来打去，难道宰相们都没任何措施吗？实际上，宰相也不愿看到党争的局面，可问题是当时首相吕公著、次相吕大防范纯仁都是旧党，而蜀洛朔三党都是旧党的不同分支，你说你支持谁，打击谁？
就是靠着三党的支持才坐上宰相之位，谁都不能支持，谁也不能打击，只能像高后一样，尽量维系稳定，让大家都消停下来抓紧时间忙工作，多为老百姓做点事儿。
教员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旧党的大佬们辛辛苦苦推翻了新法，到头来换来了更激烈的党争，把国家搅得一团糟，何苦呢？
大佬们苦那是大佬们的事儿，但眼看着要脱离苦海的苏轼却暂停了去杭州赴任的脚步，做了临行前最后一封上疏，为因言获罪的前首相蔡确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