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令如山倒，可不合理的政令施行起来实在太难，更何况是开历史的倒车，恢复差役法在全国搞得非常狼狈，老百姓叫苦不迭。可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开封府作为国家首都，第一个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了恢复差役法的工作，下辖的每个县都恢复了百姓各服差役的规则。

　　司马光非常高兴，称赞当时的开封府知府说，如果天下百官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

　　司马光真是好眼力，这位开封府知府名叫蔡京，在后来的岁月里，蔡京领导的北宋百官确实搞得挺好，挺好。

　　接下来，司马光顶着所有人的反对，接连废除了青苗法、科举法，旧党内部的范纯仁、苏辙甚至都上疏反对废除青苗法，并且指出了“国用不足”这个大问题，都被司马光压了下去，无论如何也要一废到底。

　　元祐元年，司马光已经六十八岁了，这在古代中国已经是非常大的年纪了，相应的，司马光的身体也已经接近油尽灯枯，他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一刻不停的废除着新法，历史上把元祐元年的旧法复辟叫做“元祐更化”。

　　事实证明，年纪大了，人就应该及早退休，因为人真的会因为年纪太大而影响思路影响决策。如果说司马光在内政方面改弦更张只是跟王安石路线不同的话，那么司马光在外交上的决策可谓屈辱。

　　就在司马光大张旗鼓的废除新法过程中，西夏使臣来了，一方面祝贺哲宗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向北宋要说法：前几年侵略我国的土地能不能还回来？

　　哲宗虽然年纪小，却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国家领土这种事儿非常重视，史书记载当西夏使臣说出神宗侵略西夏有错，要求宋朝归还土地时，哲宗非常生气，当场就翻脸了，场面一度极其尴尬。但毕竟是外交事件，尴尬完了还得由中书和枢密院商议对策。

　　章惇被罢免后，安焘担任枢相，坚决反对向西夏采取任何妥协政策。两府宰相聚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处理西夏使臣提出的要求，文彦博提议，把熙河路一路全部割让给西夏。

　　当时的熙河路包括河州、兰州、会州在内一共七个州，地域广阔，是神宗朝从王韶到李宪两代将领拼了老命打下来的，文彦博居然说割就割。

　　文彦博时年已经八十一岁了，是在司马光的强烈要求下回朝担任宰执的，早已失去当年率军平叛的锐意进取精神，老年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好在割让熙河路的提法在宰执集团内部遭到了一致反对，实在是太屈辱了，大宋虽然打仗不太行，还不至于这么低三下四。

　　但毕竟旧党执政倾向保守，还是为和平作了妥协，最后司马光、文彦博和范纯仁取得一致意见，将西北边境处占领的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座城寨还给西夏。

　　还记得五路伐夏时种谔血战米脂寨大败夏军的往事吗？就这么被朝廷给还回去了。

　　形成最终意见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安焘再怎么反对也无效，最后北宋将四座城寨割让给了西夏。

　　凡是王安石坚持的，我就要反对；凡是王安石争取的，我就要放弃。王安石要推行新法，我就要废除新法；王安石要富国强兵消灭西夏，我就要割地妥协保存西夏。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北宋高层政治再也没有往常范仲淹、欧阳修等坚持的“公心”，从此以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可惜司马光再也无法得知王安石的想法了，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病逝。

　　消息传来，朝廷中的旧党主张不对王安石进行追赠，已经卧病在床的司马光力排众议，坚持给予了王安石应有的礼遇，在他的提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处理完这一系列前尘旧事、恩恩怨怨之后，年迈的司马光终于油尽灯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

　　很多人不知道，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除了是一生的政敌外，还曾是非常好的朋友，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个人因为学问出众、志趣相投，经常聚在一起品茶吟诗、谈天说地、讨论学问、游览美景，人送美称“嘉佑四友”。甚至于熙宁初年王安石回京任职时候找房子都要找跟司马光相邻的房子，方便跟好友往来。

　　可惜的是，两位好友执政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司马光在前期对自己的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做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做翰林学士专心做大学问都可以，但是如果进入宰执管理国家行政，他真的不行。

　　也许是当谏官时间长了，司马光当宰相最大的问题就是还处于当初做谏官的思想中，只知道什么不能做，却不知道什么可以做、应该做。

　　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就必须要有具体能落地的措施，旧法就是因为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运行了才不得不改革，你司马光说不能施行新法，好，你当宰相了拿出一个救亡图存的方案。

　　对内因循守旧、对外息事宁人的政策既不能解决国内的矛盾，也解决不了西夏、辽国对大宋帝国的威胁，更解决不了日后金国进攻的铁骑。

　　强大，才是一个国家立足在世界之林的唯一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