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在西北折腾一通，北宋一众大佬也都跑到西北跟李元昊挨个过了过招，庆历三年李元昊请和之后，西北边境战事结束，范仲淹回朝复命。
范仲淹回到朝中，简直如同天皇巨星站上舞台，名不见经传时上梳刘娥还政给仁宗、率领群臣劝仁宗收回成命保护郭皇后、与吕夷简辩论废后之事当朝首相哑口无言、西北戍边期间与李元昊交手打的有来有回，他不在朝堂的时候，朝堂上全是他的传说，满朝都是他的粉丝。如今他回来，粉丝们愿望实现了。
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任职枢密副使，正式进入宰执，老伙计韩琦也同时就任枢密副使，死对头吕夷简致仕退休。
吕夷简当时已经六十六，年纪太大已经无法处理政务，退休了也好，首相能得善终的不多，墙头草吕大人给范仲淹留下了一出宽广的舞台。
就任枢密副使仅仅四个月后，范仲淹更进一步就任参知政事，迷弟富弼就任枢密副使，好友杜衍任职枢密使而后升任首相，范仲淹在宰执班子的力量日益壮大。当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梳《答手诏条陈十事》，正式拉开庆历改革的序幕。
我们这个章的章名叫做“真仁盛世”，但是在真宗仁宗这六十多年里，北宋过的并不太平。真宗死后，北宋官场产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先是刘娥执政，后有吕夷简当朝，围绕着两个长期执政者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国家出现了大量土地兼并现象。
与辽夏两国和谈后，原本的岁币增加，朝廷只能把负担摊派下去，民间土地兼并加之税赋增加，激起大量民变，一时间全国各地揭竿而起的义军不停出现，朝廷疲于应付。
要想彻底改变国家面貌，必须整治官场，范仲淹改革的第一条就是整顿吏治，办法很简单：搞绩效考核、废世袭蒙恩。
说来也是感慨，堂堂北宋帝国，官员升迁是不看政绩的，只看资历，论资排辈排到了就能升迁，你执政政绩与升迁没关系。范仲淹直接叫停了这种一刀切的官员选拔方式，并且设计了一套精密的绩效考核法，从此以后个人升迁只看绩效，不再论资排辈。
再有就是世袭蒙恩，家里有先人立了功了受了赏的，达到一定规格可以让子孙直接做官，范仲淹的办法也很简单，诸如此类蒙恩做官的，一律免职，朝廷以后也不再因为蒙恩任命官员。
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甩开袖子直接开干，无数尸位素餐履职不力的官员被革职，由于牵涉面太广，富弼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劝范仲淹，您这一笔下去大量官员落马轻轻松松，可这背后一家人都要跟着哭啊。
范仲淹不在乎这些，告诉富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之哭？
改革的措施一共有十个方面，除了绩效考核和废除蒙恩外，还有细分公田、减轻徭役、加大农业投入等等七个方面，然而还没等其他七个方面大力推行，范仲淹发现改革的阻力已经大到超乎想象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改革派里就出了一个猪队友，给范仲淹引来了大量政敌。
这个人叫石介，在国子监任职，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吕夷简退休，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进入宰执，开始实行改革，同是改革派的石介是大喜过望，写了一篇文章《庆历圣德颂》歌颂时局，看文章的名字就知道是一篇彩虹屁文章，把范仲淹韩琦富弼几个人一顿猛夸，夸人还不够，又把刚刚任职枢密使没多久就被罢相的夏竦给恶心了一把，说夏竦是“大奸”。
这里面恩怨情仇可真是曲折，李元昊请和之后，西北边境平静下来，仁宗原本打算把西北戍边的几个重臣都调回开封，韩琦和范仲淹任枢密副使，老领导夏竦任枢密使。
几个人刚刚动身准备回京赴任，欧阳修坐不住了，联合谏院其他几位谏官弹劾夏竦，说夏竦在西北任职时胆小懦弱贪生怕死，不敢跟西夏正面对抗，直接导致后来几场重要战役失败，连续上几封奏疏弹劾，夏竦顶不住压力主动请辞。
欧阳修这就是典型的对人不对事了，同样在西北戍边，夏竦主持工作确实有安排不当的地方，可韩琦范仲淹也没见得就比夏竦做的好多少，而且除去三大战役打了败仗，其他的一些局部战役宋军也赢了很多次，尤其是到后期李元昊搞的偷袭战骚扰战几乎一次都没奏效过，打了败仗怪一把手，守备做得好却看不到，欧阳修就这样把夏竦给弹劾走了。
要是说仅仅弹劾走了夏竦，夏竦顶不住欧阳修火力认怂，可能改革派还不至于与夏竦树敌。可石介这一篇彩虹屁文章直接把夏竦写成“大奸”，这谁能受得了？夏竦自此与改革派彻底翻脸。
范仲淹看到石介的这篇文章，气的大骂石介胡说八道，欧阳修也骂他自视太高摆不正自己位置，为了挽救改革派的形象，欧阳修做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上梳给了仁宗。
《朋党论》原文实在太长太深奥，我就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欧阳修主要说了这么一个道理：朋党自古即有之，关键在于结党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君子之间结党那叫君子之党是真朋，小人之间结党那叫小人之党是伪朋。只要皇上用君子之朋，摒弃小人之朋，那一定会国家太平天下大治。
言外之意：皇上，我跟范仲淹富弼我们几个都是君子之朋，你得用我们几个，只要我们几个一直当政就能天下太平。
毛主席读过《朋党论》之后感叹，文章似是而非。说实话就欧阳修这政治觉悟，换个其他皇帝能给他拖出去砍了都不奇怪。结党自古以来就是朝堂大忌，仁宗就算是出了名的人善心软，也不会放纵着你们去结党，结党结成了，皇帝还怎么控制朝堂？
仁宗对范仲淹改革动摇了，这真的是改革吗？还是借改革之名党同伐异？仁宗把中书全体成员招到宫里，问大家，《朋党论》看完之后有一事不明白，自古小人结党的情况很多，难道君子们也结党吗？
范仲淹回答仁宗，当年在西北戍边，勇敢作战的大臣们是一个党派，懦弱怯战的大臣们又是一个党派；现在回到朝堂上，仍然存在正邪两党，皇上只要鉴别得当，重用正人君子党执政，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
虽然厌恶朋党，但仁宗还是选择信任范仲淹，继续放手支持范仲淹改革，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当年范仲淹和韩琦西北戍边时的老领导夏竦先坐不住了。
原本应该回朝任枢密使的夏竦因为欧阳修的弹劾开封城都没进就黯然下课，外放之后的夏竦本来打算远离斗争中心，可没想到石介的一篇《庆历圣德颂》又把自己拿出来作为奸邪狠狠的批了一顿，是可忍，孰不可忍？
庆历四年三月，夏竦安排家中女仆临摹了一封信，内容是石介劝富弼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彻底推行改革措施。临摹好了之后夏竦把这封信上报给了仁宗，说是石介谋反的罪证。石介也真是个怂包，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再也没了当初写《庆历圣德颂》时候的意气风发，明知道夏竦诬告，自己却先吓个半死，还没等朝廷调查就忧惧而死了，此事不了了之。
好巧不巧，石介死后不久有个叫孔直温的人谋反，叛乱被平定后官府去孔直温家抄家，抄出来孔直温与石介的书信，夏竦得知后又上梳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死，之前装死是因为被富弼派去辽国借兵了，等他回来就会带辽军入侵。
仁宗大怒，派人去石介墓前掘墓要开棺验尸，看看这个石介是不是真死了，最后打开棺材之后发现石介就躺在里面没跑出去，事情才算作罢。
你说说这个石介，图啥呢？
石介的下场只是庆历党争的一个缩影，范仲淹的改革派从一开始策略就出现了失误：没有团结大多数人。
现代社会某些无良企业裁员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分批分组裁员，相互之间不让大家知道，防止一次性裁员导致被裁员工抱团集体对抗公司。而范仲淹改革阶段对于官员绩效考核乃至整改改革政策来说，同样也应该尽量团结大多数人，而非一鼓作气搞大跃进式的改革。由于改革步子太猛树敌过多，原本不属于同一派系的官员们因为利益受损抱团在一起对抗改革派，甚至原本关系很好的老领导比如夏竦都与改革派翻脸，范仲淹能控制得了中书，能说服仁宗支持，但范仲淹能说服被革职贬官的利益群体也支持自己吗？
显然不能，但以今人目光短浅的视角去审视范仲淹也未免太过夜郎自大，范仲淹的伟大是普通人根本不配评价的，也许范仲淹有超然于改革策略之外的考虑，下猛药改革本就是改革策略的一部分，毕竟改革派也并非铁板一块，就算富弼韩琦欧阳修都能紧紧的团结在自己身边，其他人呢？
改革的失败，就坏在这些“其他人”身上。
庆历四年春，御史中丞王拱辰上梳弹劾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滕宗谅，理由是擅用公使钱挥霍中饱私囊。所谓公使钱，就是朝廷拨给边境州县的特殊费用，知州可以根据当地军事建设或其他需要自行支配，随便花，但是要有台账记录费用明细。
滕宗谅显然有很大问题，庆州知州多年，花了大笔的公使钱，王拱辰一弹劾朝廷安排专人来查账，滕宗谅一着急，居然把账本给烧了。
死无对证想得挺美，可惜朝廷和办案人员都不傻，烧掉的账本涉及十六万贯钱，滕宗谅解释不出这些钱的去处，按照制度被降职贬官，贬去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市）。
滕宗谅，字子京，岳州在古代还有个名字叫巴陵郡，这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由来。
能在范仲淹千古名篇里留下名字的人是不简单的，滕宗谅当然也不简单，他最为著名的就是范仲淹亲信兼铁杆改革派身份。滕宗谅贪污案查实之后，一时间搞得朝廷里沸沸扬扬：你范仲淹不是为了国家改革吗？怎么你们改革派里还会出贪污犯？就这种人还能做好改革工作吗？
一时间弹劾范仲淹和富弼的奏疏满天飞，范仲淹压力山大。可滕宗谅案子风波还没平息，又发生了苏舜钦案，直接导致了改革派的彻底失败。
苏舜钦是范仲淹的铁杆亲信，受到范仲淹提拔一路高升，到了中央之后又受到了首相杜衍的赏识，做了杜衍的女婿。滕宗谅被贬官之后，王拱辰马上又上梳弹劾苏舜钦，原因是在一次聚会中，苏舜钦擅用公款请了几名歌女到聚会中跳舞唱歌为聚会助兴。公款是变卖当时进奏院的废纸得来的，古时候纸很贵，不像现在不值钱，即使是废纸攒的多了也能变卖出一笔钱。按照制度变卖所得应当充公，可苏舜钦玩儿高兴了就直接挪用这笔钱请了歌女助兴了。
滕宗谅的案子发生在边关，离中央还有一定距离，苏舜钦案子就发生在开封，仁宗眼皮子底下，改革派的核心骨干成员、宰相的女婿挪用公款，就这种人还敢指望他秉公改革？
接二连三的丑闻使得仁宗对改革派失去了耐心，庆历四年十一月，仁宗很罕见的亲自下诏，指责朝臣“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
仁宗的斥责，意味着改革派彻底失势。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被罢相全部贬出开封，到了三月韩琦也被贬官，接着欧阳修也被贬官，庆历新政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