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失败，后世很多人认为是币制改革造成，币制改革的失败最终拖垮了新朝的经济，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造就了王莽的失败。

　　对经济我当然是门外汉，但我好奇王莽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我也很好奇他是怎么变的。出于好奇，我在网上查阅了王莽时期的钱币，准备先从形体上去感受一下那个年代，期待能从形式上看出些什么东西。

　　我的第一直观印象特别好，这些钱币做工精湛，隽永秀丽的垂针篆体清晰地刻画在每一枚钱币上，钱币的外形也从单一的圆形方孔的铜钱，变化为“犁”形，“刀”形等形状各异的钱形。每一种钱币作工都非常的精良，铸造技术甚至让你怀疑这是2000年前的东西。哪怕是没有拿在手上，你还是会感觉“莽钱”就是一种艺术品。单从美感来说，我个人是喜欢“货布币”，它的形状象农民用的犁，左右对称，细长的阴文垂针篆体“货”，“布”二字分居在犁形的两脚上，给人以大气厚重之感，让人想要拥有它。“国宝金匮直万”给我感觉就象一奖杯的正投影，下面正方形是奖杯底座，上面顶着的铜钱就是奖杯上面的球体，你这样一展开联想，这个古怪的，不那么讨喜的钱币一下就生动起来。

　　老师常说，见字如面，怎样的人会写出怎样的字。“莽钱”上面的字有种说法就是王莽亲笔手书；另一种说法是曹喜所创。

　　可后世发现曹喜是东汉人，是章帝（刘炟）建初年间的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这一说法当然就无法成立。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我们姑且认定上面的悬针篆就是王莽的手笔吧，即使不是他亲笔所为，但也是他的艺术眼光决定了这一字体。从钱币上字体的直观感觉，写字这个人应该内心无比的干净，性格洒脱，与世无争的理想主义者。

　　从“小泉直一”这类，再到“国宝金匮直万”这类，这两类币的钱形都蛮怪的，“小泉直一”不象后世纯粹的刀币形状，而是刀币连接铜钱的样式。“国宝金匮直万”不是纯粹的方形，也不是纯粹的铜钱形，又是方形连接铜钱的样式。从这个表象，你会发觉，王莽既想革新，又不想抛弃传统，他追求就是在传统上变一点点就好。

　　“莽钱”各个品种制作都非常精良，论铸造技术，在中国铸钱史上首屈一指。你看着它们，你真的不敢相信这是2000年前的产物，从这些外在，可以看出王莽绝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品玩“莽钱”，你会发现很多上面都有币值，而这点就是王莽首创，“大泉五十”便是王莽称帝前居摄二年（公元7年），首创的我国第一枚纪值货币。从这点看，王莽又无时无刻的充满着变革之情，他开创了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

　　王莽是一个内心纯粹，干净，想锐意改革，又不想摒弃传统，追求完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这就是我品玩半天“莽钱”后得出的结论。

　　这当然和币制改革没有什么关系，接下来我们才来看看他是如何进行币制改革。

　　王莽当政时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第一次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汉币制，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与五铢并行。五铢钱就是西汉未通用的钱币。

　　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错刀的上圜部“一刀”二字，以黄金嵌错而成，故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除铜钱外，还铸造少量的铁钱。

　　第二次在始建国纪年，废错刀、契刀、五铢，市面以“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并行。

　　第三次，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行宝货制，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名目等级繁杂造成币制混乱。

　　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

　　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

　　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这也是换算最麻烦的钱币，在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变成心算高手，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心应手，不信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有多复杂。

　　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值钱一万。

　　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值钱一千。

　　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值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值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值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值钱百。

　　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值钱三。

　　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

　　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

　　泉货和布货都为铜制。

　　我的天呀！光是整理这些资料我都头大，真不知那时候的人们买东西交易该如何进行，一个人拿个龟壳进来，想买一个值3铢的货物，老板得先拿把尺子丈量一下龟壳的尺寸，双方达成共识后，老板补了好多贝壳给买方，零头还用了些大布才结束了这次交易。我想当时的人们如果看见我们今天如此轻松的移动支付，刷脸支付，他们会有多惊讶！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之复杂，币制之混乱，结果造成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不管政府如何强制推行，民间仍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

　　第四次在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货泉。

　　不要想着去弄清楚这4次币改的交易细则，我相信你会看得吐，看得你眼花缭乱。只需要知道这4次币制复杂混乱，导致了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就可以了。

　　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引用沧州师范学院杨兵的论文，杨兵老师很好在说明了这一问题。

　　杨兵老师在论文中提到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社会经济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币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货币流通规律的相悖。王莽政权的币制改革，朝令夕改。版别之多(三十七种)，次数之频繁(八年四次，平均每两年-一次)，比价之低，等级之多，都是史无前列的。这严重背离了货币流通规律。货币需要常时间推行才能为人民接受，形成货币信誉。王莽频繁币改，失信于民。币材的选用有自身科学的选择性时代性，王莽却把一些被历史淘汰的东西重新使用，使币材泛滥，且增加多余的货币形制等级，这也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王莽四次币制改革，市场上有多种货币流通并存，这显然不符合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稳定性、排它性和独占性的客观要求，同样背离了货币流通规律。总之，王莽币制改革脱离了社会现实，违背了经济规律，才造成了失败。

　　世人很多都同杨兵老师这样认为，但王莽深层次的想法又是什么呢？为了敛财，我认为这一点是最不具备说服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一个皇帝，想到整个江山都是自己的，何必还需要敛财。他干吗要这么密集的进行币种更换，这一切的背后是良心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为了确保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行政手段，居摄二年，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值，然卒不与值；始建国元年，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新莽始建国二年十二月，重私铸之罚，“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禁挟五铢钱；新莽地皇元年，减轻私铸钱币罪；新莽地皇二年，民因犯私铸之法传诣钟官(主持铸钱之官)者男女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改相匹配)。愁苦死者什六七。这些行政手段不可谓不严苛，基本上涉及每一个人，可仍然无法保证币制改革顺利的进行下去。

　　还有在整个币制改革中，私铸钱币屡禁不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假钞太多，无论你进行多少次币种更换，只要新币一投放市场，假币就随之出现。这是“莽币”不合理比值造成的，给了假币暴利的空间。如币制改革中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假币就可以以小易大，以轻换重，获得超额的暴利。

　　马克思说:“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你给制假者留出了这么大的利润空间，加之当时铸铜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和铜材料的大量使用也给制假提供的技术条件。不管你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依旧会有人不顾死活来参与盗铸私钱。

　　王莽这么密集地进行币制改革，不可能不知道使用会很麻烦，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生物，就算你皇帝，王公不会用到钱，府上也会有日常开销，这些麻烦和社会现状早晚也会知晓，可王莽却不管不顾进行了四次币改，我分析与假币泛滥有很大的关系，当一种币种受假币冲击比较严重时，最节约的驱出劣币的办法就是取消这一币种，以防伪能力更强的新币种来取代它。龟壳，贝壳这种不好伪造，只能去获取，社会上的总量是固定的，这也是选作货币的原因吧！当然假币泛滥使得王莽这么密集的进行币改，只是我认为的一种可能性。

　　但不管王莽的币制改革如何失败，我仍然想拥有一枚“货布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