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从建立之日起，老天就不再给面子，各地灾荒不断，王莽的新政改革，又动了地主等有产阶层的利益，各地零零散散的叛乱此起彼伏，王莽在地方上主要采取“以军领政”来平定叛乱。

　　“以军领政”就是文官的“七公六卿”，领政的文官都兼称将军，监督地方官吏，以便稳定地方治安。“以军领政”简单的说，就是地方的军事一把手是文官，更直白一点就象我们现在的“政委负责制”。

　　为了防止地方做大，王莽对“以军领政”的文官做了一系列的限制。地方文官调动军队，必须向朝廷请示，朝廷批复后发以虎符才可调动军队，没有发给虎符而擅自调集军队者，死罪。同时，对郡，州的军队的范围也有明确规定，在朝廷没有明确授意情况下，擅自跨境出兵也是死罪。

　　在给“以军领政”的地方官戴上紧箍咒后，地方官老实到是老实，不过也给叛乱分子留下了有乘之机，就象现在“金三角”扫毒，你这个国家打我，我就往另一国家跑，跑过边境线你就干瞪眼，明明就在你前方，你却不能动他一刀一检。

　　只有北海太守田况一向果断勇敢，他发动年龄在十八岁上以上的民众四万多人，发给他们库存的武器，把军令刻在石碑上向他们宣布。樊崇等听说了，不敢进入郡界。田况自动弹劾自己，王莽责备田况：“没有发给虎符而擅自调集军队，这是擅动干戈，这种罪过与耽误军事调动一样。因为你自己保证一定捉拿消灭盗贼，所以姑且不予处分。”后来田况自动请求越过郡界攻打盗贼，他所攻击的盗贼都被打败了。

　　田况算是新朝少有的剿匪获得成功的官员，王莽见其剿匪干得不错，命令田况代理青州和徐州两州牧的职务。

　　好在田况违令后获得了大胜，王莽也需要镇压农民叛乱的胜利，不然等待他的就是死罪。

　　在对“以军领政”的文官进行诸多限制的同时，王莽还设置专职官员，负责监督地方。

　　公元10年，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此外还在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二人。分别驻守大郡，监督地方。中郎将不仅涉内政，兼有对外职责。王莽所封的太子四友，就有中郎将廉丹，由此可见中郎将在新朝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新朝初年，正规军主要负责对外作战，地方兵则负责当地的治安。将地方的治安交由地方负责，由当地的文官长官自行招兵，练兵。政府则负责正规军，想以此减少国家的军事开支。在最初农民武装反抗不强烈的初期，王莽都没有让朝廷正规军参与地方镇压，哪怕国内已经有了大范围农民闹事的苗头，王莽仍让正规军去北方抗击西域和匈奴。一直到绿林军和赤眉军成了气候，王莽才让正规军掉转枪口，参与地方平乱。

　　地方军前期就是维护地主的治安，后期则全部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农民武装叛乱。以“以军领政”的文官作为地方军队的最高长官，其初衷是防范于军队的叛乱，是为了杜绝将国家武装力量变成私人武装，但这样做也会降低军队的战斗力，宋朝便也是这样。

　　这在应付地方的小打小闹上还是很起作用，但公元20年起，四方盗贼越来越多，单靠地方武装力量已经捉襟见肘，平叛多不理想，王莽开始对“以军领政”产生了质疑，又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各郡的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为裨将军，县宰为校尉，相当于从省到县都以文官作为军事首领，以此强化”以军领政”。

　　没有信仰，简单的抄袭永远不能获得成功。”以军领政”永远起不到政委的作用，地方军队无法形成向心力，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加之”以军领政”后，文官成为了地方上的军政一把手，“一言堂”更容易造成贪官、昏官、庸官在地方胡作非为，扰乱地方行政，破坏新朝政府的形象，这种人一多，就让老百姓彻底对新朝失去了信任，”以军领政”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公元22年以前，地方治安勉强还行，只在公元11年并州、平州发生民变时，才派著武将军逯并驻守平乱。

　　随着国内暴乱的升级，以及对外战果的不理想，王莽将正规军逐渐转移回国内，投入大量的兵力进行平叛。

　　公元22年，派司命将军孔仁驻守豫州，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平定荆州，征剿绿林军。

　　同年，先命大将景尚、王党率军两万，前往青、徐二州，增援北海太守田况，四月，又增派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遣10万大军，共剿赤眉军。

　　公元23年王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率领北军精兵数万人前往关东平乱。

　　这些都是军事上的调度安排，而政治上却鲜有作为，没有从暴乱的起因着手，没有出台好的政策，瓦解分化暴乱的灾民。随着近10年的对外战争，国库已被掏空，国家也没有实力保证军队的正常开销运行，平叛的军队又不能抢政府，只好去抢老百姓，这又把一部分人推向了反叛队伍，此消彼长，叛军越缴越强。

　　新朝是汉朝的底子，汉武帝时期的骁勇善战，汉武帝时期的骑兵突击，短短100年时间消失殆尽。对外战争鲜有胜绩，对内平叛也捉襟见肘。

　　这时的新朝，还没有远离西汉的影响，旧王朝的刘氏宗亲，王公贵族复辟的思想一直没有停息，当农民武装达到一定规模后，政治的投机者就会参与其中，慢慢的接掌领导权，斗争的性质也从灾民活命，转变成了争夺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而随着这群人的加入，灾民武装战斗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一个鼎盛王朝武力值达到最高点后，往往要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也应了盛极必衰这一老话，元朝、法国就是鲜活的例子，中外历史，莫不如此。西汉的汉武帝，那是整个大汉王朝武力的巅峰，随后逐渐呈下降趋势，新朝是和平禅让建立的，整个军队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没能培养出自己的将军，自己的战神，综观新朝一朝，能打，算得上名将的真找不出来，若新朝的军队能战，在绿林军与赤眉军初期几下就收拾了，或是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大胜，新朝都不会陷入困境，这也算是天不佑新朝吧！

　　你仔细阅读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上天并没有完全抛弃王莽，他也给王莽捎来了平叛之策，可惜，王莽置若罔闻，放弃了上天给他的好机会。

　　《汉书》中记录翼平郡连帅，北海太守、探汤侯田况上奏王莽的一封奏折，田况在奏折中写道：“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蔓边州，乃遣将帅，多使者，传相监趣。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共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暇复忧盗贼、治官事。将帅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浸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无以威示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臧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帅，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莽畏恶况，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遣况西诣长安，拜为师尉大夫。况去，齐地遂败”。

　　在奏折中，田况详细分析了农民叛乱成事的原因，朝廷平叛失败的原因，盗贼突然增多的原因，以及获胜的策略。

　　田况对王莽分析了农民叛乱成事的原因：盗贼刚起事，他们的基础很薄弱，当地的治安官吏和邻里相保的伍人就能捉拿得了。责任在于县府主要官吏不在意，县欺骗郡，郡欺骗朝廷，实际上有一百人，只说十人，实际上有一千人，只说一百人。朝廷忽略，不及时进行督察，给予责罚，终于发展到蔓延几州。

　　朝廷平叛失败的原因：当农民叛乱升级后，朝廷才派遣将帅，多派出使者，层层督促。郡县忙着服事上司，应付责问检查，供给酒饭，准备物资和费用，来解救自己的死罪，没有工夫去忧虑盗贼和办理公事。将帅又不能亲自率领官兵去冲锋陷阵，一交战就被盗贼打败，士气逐渐低落，徒然耗费了老百姓的钱财。

　　盗贼突然增多的原因：盗贼前次幸而得到了赦免的命令，盗贼本打算解散，有人反而加以截击，他们惶恐地退入山谷，辗转相告，所以各郡县已经投降的盗贼都更加惊骇，害怕被欺骗和消灭，由于饥荒时期人心容易动摇，十来天的时间，又是十多万人，这就是盗贼所以众多的缘故。

　　获胜的策略：应当迅速在州牧、大尹以下挑选官吏，明确规定对他们的赏罚，让他们收集分散的乡聚和没有城堡的小封国，把它们的老弱居民迁移安顿到大城里，储积粮食，合力坚守。盗贼来攻城，就不能攻下，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粮食，势必不能群集。这样，招抚他们，他们就一定会投降，攻打他们，他们就一定会反抗。田况采取的这一招，就如同苏联时期朱可夫元帅采取的“坚壁清野”一个战术，就是让敌人无法获得补给，自己拖跨自己。况且这是你自己的臣民，不是外族敌人，只要能生活下去，不责罚他们，对其进行招抚，能好好地生活，谁愿干杀脑袋的买卖，如果逼急了，狗急跳墙，反而会引发强烈的反抗，事与愿违。

　　同时建议王莽应该把乘坐传车的各位使者全部召回，让郡县官民得到休息。如今白白地再多派出将帅，地方官民会害怕他们，反而比害怕盗贼还厉害，这样反而不利于地方官员平叛。

　　在提出建议的同时，田况还指出了王莽的错误做法，他说：我看见诏书，说要派遣太师和更始将军前来，他们两人是权贵的武臣，一定会带很多人员，现在洛阳以东地区，米价每石值两千钱。沿途民穷财尽，将无法供给，而如果随从人员太少，又无法用来威震远方。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派遣王匡和廉丹来，继续以地方官员按“坚壁清野”的方法进行剿匪。

　　田况在分析完后，还积极请战，请求王莽能把平叛重任交给他，“陛下把平定两州盗贼的任务委托我，我一定能够平定”。

　　哪怕我们今天站在上帝的视角来看，田况的分析都言之有物，句句在理。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甚至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平叛之策。可惜，王莽浪费了上天给他的这唯一的机会。

　　王莽畏忌、厌恶田况，对他抵触朝廷派遣王匡，廉丹大军一事心存芥蒂，悄悄地派出了接替他的人，将其招回长安，明升暗降，任命他作师尉大夫，远离了平叛一线。

　　田况走了以后，山东的局势便更加恶化，王匡，廉丹进入山东后，果不出田况所料，动摇的农民军又重新紧紧的抱成了团，彻底没了生的希望，造反的农民只能拼死抵抗。而王匡，廉丹大军的不收敛，加大了普通百姓和基层官员的负担，也逼迫一部分加入了叛乱行列。

　　此消彼长，王莽沿着错误的平叛之策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