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也好，造反也罢，区别只是在于你选择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基本原因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站在中立的立场，我们都把它说成是武装反抗好了，武装反抗干不好是会掉脑袋的，特别是在弱势的初期，掉脑袋的概率是相当大，我们得找出原因，分析原因，这群人干嘛要铤而走险。

　　武装反抗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外乎这几种：

　　一是为仁得仁，为了心中的信仰，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这部分属于仁人志士。

　　二是官逼民反，主要是苛政和恶吏，一点小错就得丢了身家性命，反正都得死，那就武装斗争一下吧！这种情况两类人都有可能，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只需命运的一个错误安排就会走上了这条路。

　　三是走投无路，这主要就是灾荒造成，灾民为了口吃的，不得不铤而走险，不参加武装反抗就是饿死，这部分主要就是无产阶层。

　　四是利益之争，为了各自更大的权益，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争得个鱼死网破，这部分主要就是之前掌握了大量资源的那部分人。

　　五是火中取栗，有些人就适合生活在乱世，他唯恐天下不乱，在灾民或其他武装反抗，有一定势力之后，这群人就会在暗地里观察，判断形势，果断的站在了反抗的一边，这是属于政治投机类，这部分人有可能是地主，有可能是士族，有可能是现职高管，他们属于有头脑，想干敢干的那一类。

　　六、主要就是民族矛盾，双方由于宗教、民族、信仰的不同而上升到的武力斗争。

　　无产阶层的武力反抗原因主要是天灾原因，民不得耕桑，加之徭役繁剧，官吏苛暴，没办法活命，不得不反。正应了那句话，“民穷方为盗，官逼始造反”。在封建社会，无产阶层主要就是农民，当一个朝代开始出现大量的农民武装反抗时，这个朝代基本上就走入了尾声。

　　有产阶层的武力反抗原因就要复杂的多，主要是利益，其次是政治投机，还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崇高理想，为仁取仁。当然还有一部分少数的阴谋家，就唯恐天下不乱。

　　下面我们看一下新朝这几拨武力反抗都属于哪种情况。这几拨不同于王莽由“假皇帝”到“真皇帝”时期，纯粹由对社会资源瓜分引起的刘汉集团反抗，每拨都有自己不同的性质，本质上截然不同，结局也千差万别。

　　公元9年4月，徐相侯刘快起兵讨莽，败死。

　　公元9年冬，真定刘都等谋举兵，被发觉，皆诛。

　　这两起就是明显的权益之争，刘氏宗亲不满王莽篡汉，想通过武力确保自己对社会资源的高分配额度。

　　公元14年7月，益州”蛮夷”起兵造反，王莽遣冯茂将兵击之。

　　公元16年冬，越隽（今四川西昌）夷杀太守。

　　公元19年春，益州夷栋蚕、若豆，越隽夷大牟皆起兵，杀郡守，攻略吏民。

　　这三起是典型的民族矛盾，只有民族大融合才可以彻底避免。

　　公元15年2月，五原、代郡人民，纷纷起事，常数千人为一伙，王莽派将兵镇压，岁余乃定。具体原因，历史没有交代，分析大概是由于苛政引起的。

　　公元17年，天凤四年，这一年有一点忙，先后发生了山东吕母、江苏瓜田仪，湖北绿林山武装反抗事件，我们不忙分析他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厉史背景。

　　此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北方匈奴，西北方西域，西海郡，东北方高句丽，西南方句町和新朝都不对付，要想收拾他们，这可得耗费大量的物资。

　　王莽有事四夷，岁需浩大，特复下诏申明六筦之令，课税民间：一盐税，二酒税，三铁税，四名山大泽采办税，五赊贷税，六铜冶税。设科条以为防禁，犯者罪至死。如有人“违法”不纳，即科重罪。如此沉重的税赋，使得贫民无自谋生，富民亦不能自保，不少中小农户被逼破产，贫民农户更是凄惨不堪。法令烦苛，民摇手触禁。

　　简单说，就是新朝的法律条款特别的多，量刑又特别的重，普通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接受惩罚。

　　更简单地说，就是新朝打仗要钱，王莽把手伸向了百姓的口袋。

　　在向普通百姓要钱的同时，王莽本着人人平等的原则，要钱的手也毫不犹豫的申向了上层人士。调上公以下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天下愈愁。之前不是禁奴婢吗？实行了三年名存实亡，现在国家允许你们有，但是一个奴婢必须向国家上缴3600币，这把有钱有势的又得罪了一遍。

　　没办法，打仗从古至今都特别烧钱。

　　以上2点在公元17年彻底损害了有产阶层的利益，部分有产阶级走投无路，被逼无力反抗。

　　同年湖北大灾，时荆州饥馑，民众入野泽，掘草根为食，仍不能活，这种状况下，无产阶层也只好走上了武装反抗之路。

　　公元17年最先发生的是吕母起义，琅琊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首祭子冢，复还海中。

　　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吕母是为了报私怨，愤怒的母亲在历朝历代都有，儿子是县吏，犯小错而丢掉了性命，伤心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报仇，散尽万贯家财，以小恩小惠纠结不良少年和贫穷子弟，最终报仇雪恨，落草为海寇。根本原因你可以说法令太严苛，吕母之子罪不该死，也可以说是吕母护犊子。

　　接下来就是瓜田仪起义，公元17年8月，临淮(今江苏盱眙)人瓜田仪起义于会稽长洲(今江苏吴县)。

　　地皇二年（21年）秋，王莽任命上谷（今河北张家口）人储夏为中郎，派他前往瓜田仪处招安，去劝说瓜田仪归降。瓜田仪原准备以“诈降”与王莽军队周旋，结果未出而死。

　　莽求其尸安葬，起冢立祠，谥曰“瓜宁殇男”，以此招降余众，然终无肯降者。

　　“瓜田”是复姓，瓜田仪看着是三个字，其实相当于两个字，这证明他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起事的原因是失地，这说明他之前是有地，应该属于小地主类型，史书上说他的地被别的地主巧取豪夺，应该不会，他失地是因为王莽实行井田制，新朝将天下农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禁止买卖；无田者按一夫百亩受田，一户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900亩）者，分余田给九族或邻里。瓜田仪过多的土地被王莽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被王莽动了奶酪，属于受政策影响的有产阶层。

　　年未发生的绿林起义，影响深远，时间跨度长，起先是由饥民自发组织的，没办法，没有吃的，活不下去，只能去抢大户，抢官府。开始还是零星的暴动，后来就人数越来越多，饥民数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渠帅(大帅)，发动武装反抗；南阳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王常、成丹等皆往从之。起义群众以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境)为根据地，因称“绿林军”。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南郡人张霸、江夏人羊牧等同时俱起，众皆万人。

　　后期“下江兵”刘玄，“舂陵兵”刘秀的加入则带有明显的小地主政治投机色彩。

　　纵观绿林起义，前期是典型的无产阶层没有活路，而发动的武装反抗，后期则是小地主阶层和有产阶层加入后的政治投机。

　　看了南方的绿林军，我们再看看北方的赤眉军，这一南一北，就是新朝最大的麻烦。

　　赤眉军成名于公元22年四月，与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的对战。赤眉军首领樊崇等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赤眉军”由此诞生。

　　起兵于公元19年夏，由于关东饥旱连年，青、徐百姓流亡日众，樊崇、刁子都率灾民造反，不久部众就增至六、七万人。

　　公元22年2月，樊祟等杀太师景尚，此战过后才引来的廉丹大军。

　　赤眉军和绿林军一样，早期都是无产阶层走投无路而进行的武装反抗，后期由于地主等有产阶层的加入，从初衷的讨个活路发展到后来的改朝换代。差别在于一支是纯泥腿子部队，另一支是有少数文化人参加的泥腿子部队。

　　性质一样使得绿林军和赤眉军都成了新朝的掘墓人，但它们的差别也决定了他们的不同结局。

　　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也宣告年青的新朝过早步入了自己的暮年，进入了新朝的下半场，剩下的时光苟延残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