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鸿晨在电话里的交流显得越来越轻松，我心中的戒备感渐渐消失，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我对他说：“我的父母很少给我们提起家里的往事。还记得我读大学四年级那年，我家大伯去世，我们三姐妹去贵阳奔丧。在大伯家里，我从一位老妇人的口中，才得知我爷爷白占豪的情况。”

　　20世纪30年代，我爷爷曾是西南盐务局的董事长，是富甲一方的盐商。老妇人生怕我们不明白当年的白老爷有多富有，就举了一个例子。那年白老爷在成都经商的时候，突发脑溢血，没几天就去世了。按照习俗，人走之后，遗体就得送回老家安葬。白老爷的几个朋友，带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仅抬棺木的人就分成三组，八人一组相互交替，日夜不停地赶路。还有一些亲戚朋友，陪着白老爷的遗体，从成都走到贵州的ZY，这一路所花费的钱财是可想而知的。老妇人接着说：“你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现在流行的时髦话就是富二代。”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段家史，只知道父亲在华西大学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地方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家干部。

　　“说说你的母亲好吗？”孙鸿晨对我说。

　　“我的母亲是家里的长女，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由于受到我外公资本家背景的影响，母亲为人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闪失连累了子女。”我继续给他讲起来。

　　“那些年，我父亲被下放到蔬菜公司卖菜，他整天萎靡不振，有时候还无端发脾气。母亲安慰他道：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孩子们还能吃到你买回来的新鲜蔬菜，我们就应该知足了。当时的生活必需用品都要凭票购买，我家五口人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肉票和糖果票，母亲都要节约着用。记得有一天，父亲从蔬菜公司带回来一筐西红柿，三姐妹连忙围上来，白洁伸手拿起一个，母亲让她放下，然后对我们说：把这些西红柿先挑选一部分，送到隔壁老师家，感谢老师对你们的关照。剩下就当水果，你们每天吃一个。我望着这些红彤彤的西红柿，心里暗暗嘀咕，就这么一点，还不够我们自己吃呢，实在是有些舍不得。”

　　“你母亲真是教女有方，从小培养你们懂得感恩的品质。”孙鸿晨夸赞道，他又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经历。

　　“我刚转学到工人子弟学校的时候，班上的男生常常欺负我，在课桌里放了一只死耗子，还把我的练习册给撕了。我从小到大就不肯认输，怎么能忍得住这种憋屈，所以我才会反击，每次都被揍得鼻青脸肿，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每晚上床睡觉，我都要反复琢磨当天打架的经验教训。在一次次的尝试中，我变得越来越勇敢，最后成了一位格斗高手，在学校里，在工人新村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你父母不担心你被打伤吗？”我问。

　　“呵呵，那两个老家伙都自身难保，哪有时间去管我？工厂里三天两头开大会，我父母站在台上。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把帽檐拉下来遮住自己的脸。为首的名叫蔡大洪，他一个箭步冲上台，昂着脖子，扯着嗓子，把台上那些人统统骂了一遍，我密切注视着蔡大洪的一举一动。”

　　“后来呢？”我问。

　　“我调查到蔡大洪每天下班都要经过一条狭小的巷子，所以我就打算在那里对他下手。这一天，我手握一根大木棒，埋伏在小巷深处。当我看见蔡大洪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从我身边经过，我突然将大木棒捅进他的轮胎，蔡大洪猝不及防，直接摔倒在地，他爬了起来，一把抓住我的衣服，对着我就是一顿乱拳。厮打中我骂道‘你敢打我老爹，我绝不放过你。’最后是两败俱伤，蔡大洪擦破了脸、左眼旁有一个大血包，我流着鼻血、衣服也被撕破。第二天，当蔡大洪看见我手拿大木棒站在小巷中间时，就知道这家伙不是省油的灯，大人与小孩打架即使赢了也不光彩，于是他赶忙跳下车来向我表示休战，从此以后蔡大洪再也不敢为难我的父母。”

　　60年代中期，数十万青年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孙鸿晨的同学和邻居都当知青走了，因他是独生子，可以享受留城政策，被招进了父母所在的化工厂工作。

　　他当过勤杂工，在寒冬腊月里，他独自一人将堆放在露天的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当工人们看到那些废铁、砖头和柴火堆成一座座小山的时候，都向他投去同情和敬佩的目光。

　　他看守过厂职工医院的太平间，每当看见亲人与逝者告别时，他也跟着他们哭得死去活来，直到半年之后，他才逐渐适应环境，承担起为逝者化妆、更衣、入殓等工作。

　　他在职工医院的中药房抓过中药，他了解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疗效，他还会搓中药丸子、摊药膏和碾药粉，并把中药的存放地点背得滚瓜烂熟。

　　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他都很积极主动，不怕苦不怕累，工作效率高，受到了广大同事的好评。他获得了全市中药知识竞赛的冠军，为该厂争光。他跳进府南河里救起落水儿童，大家都称赞他是个见义勇为的好青年。那个时候，不管多苦多难，他都不曾懈怠，在建筑工地、中药库房、太平间的角落里，都能看到他捧着书本认真地阅读的身影，读书成为他唯一的乐趣。

　　“每天晚上，在我家那间小屋子里，我和父母三人各自抱着一本书阅读，那是我最温暖的记忆。终于熬到了1977年，在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我就考进四川医科大学，并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后来分配到华西医院工作。”

　　孙鸿晨在电话里不断向我倾述自己的经历，居然忘记了时间和空间，此刻已经是温哥华岛的凌晨两点，电话线把大洋彼岸的我们连接在一起，仿佛有许多故事要讲给对方听。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我说。

　　“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时间，我也得赶快休息，明天还有许多病人。”他抱歉道。

　　挂断电话后，我松了一口气，这是我和孙鸿晨的第一次闲谈，竟然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倘若是知己良朋，这时间尚不算长，但对两个第一次通电话的陌生人来说，三个多小时的交谈确实太漫长了。而且我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居然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家庭情况，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讶。当天夜里我失眠了，准确地讲，应该是我的心弦被这个男人轻轻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