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摺？”葛成愣了一下。

　　“对，去年你们起义时，别于腰间的那个东西。”魏进忠道，“听说上面记的是十二家税官的人名及住址，谁提供给你们的？”

　　葛成听明白他问的，神情谨慎中带了一丝凝重：“没有谁提供，就是大家一起总结出来的。魏太监问来何意？”

　　魏进忠道：“没别的意思，就是挺好奇。那十二人名单里，是不是有一丁姓人家？还是苏州的世宦之家，也被你们一把火烧了家宅？”

　　葛成紧紧盯着他，嘴却闭得如蚌壳。魏进忠见之，笑了笑，一派轻松的样子：“别误会，其实早听过你葛成的大名，义声震吴下，俺也挺佩服你。”

　　“起事之前，我们就发过誓言，绝不染一钱尺帛，而且只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

　　“那你可认得一个叫张献翼的？”

　　“谁？”葛成又愣住，仿佛这名字听起来十分陌生。

　　“吴中名士，素以癫狂示人。这个人，在你到官府自首时，他为你东奔西走，在你入狱时，他为你请命，还写文章生祭你，又为你编了《蕉扇记》四处传唱……以为你认识，原来你都没听过他的名字？”

　　葛成皱起了眉头：“我确实不认得，魏太监为何此时提起这人？”

　　魏进忠嘴角一勾，缓缓说道：“因为这人死了，被杀死在家中。”

　　葛成不禁大吃一惊：“怎么……多久的事？被谁杀死？”

　　“半年前。至于被谁？打行里的赤棍吧。”

　　葛成垂下头，半晌，才重新抬头，面有难过之色：“魏太监，他的死跟那个丁家有关吗？”

　　魏进忠耸耸肩：“或许吧，听说他编的那出《蕉扇记》除了歌颂你的事迹外，还讽刺了丁家，所以才为他忌恨。”

　　葛成渐渐红了眼眶，脸上难过之情愈重，许久，才缓缓张口：“那份手摺，是保生社一个称为‘干儿’的人提供。至于丁家，是后来添上的，因为当时有确凿证据证明，汤华等人就是丁家向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推荐的，并且还支付了一大笔银子，让其作税官。”

　　“保生社？”魏进忠头一次听说，不由感了兴趣，“这保生社是苏州城里的打行？”

　　“并非打行，说来倒像一个‘包打听’，包揽衙门的词讼，其徒党各色人等都有，自然也有打行里的打手。”

　　“你说的‘干儿’又是谁？”

　　“干儿并非指一人，我仅知其一，名为邹日升。”

　　谈话间，葛成神情寥落，杯中酒竟喝了一杯又一杯，遂渐醉态。魏进忠也是一杯接一杯，不过他酒量好，正在兴头上。趁着酒兴，又有些技痒难耐，就想唱两句。

　　“首阳巅，常山嶠，笃生来正气昭昭。俺只是冷清清坚守者冰霜操，要砥柱狂澜倒……”

　　才唱了一句，忽见葛成腾地抬起头，两眼直勾勾，望着魏进忠。

　　魏进忠思忖一阵，对他道：“葛成，你醉了……”

　　葛成却嘿嘿一阵傻笑：“啥？你不算话？”

　　魏进忠已准备起身，听他醉话，不由哼了一声：“俺走了，等有空再来看你……”

　　“别再来了，本就不该来……”

　　魏进忠没理会，起身开了门，走出了牢房。狱卒拿了锁来，伴着哗啦啦的铁链声，牢房又重新上了锁。随之而来的，还有魏进忠那并不好听的嗓子，唱道——“见参差楼儿和殿儿，直恁的巍巍峨峨的造。看多少门儿栅儿，真个是重重叠叠的哦……”

　　在牢房走廊里回响……

　　～2～

　　回到织染局的魏进忠，立马叫来贾艾。

　　“你去打听一下，保生社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叫邹日升的。”

　　“是，标下明白，”贾艾应道。不过没有立时离去，而是又说起另一事，“亿赛已到广宁，侯国安正自前往开原。”

　　“嗯，”魏进忠应了一声。

　　“另外，目前咱们身在苏州，恐人手不够，所以标下已从京城调了三百缇骑赶往苏州来。”

　　魏进忠突然想起什么，问贾艾：“苏州知府是不是可自行调动兵马？”

　　“是，苏州卫两千户所就驻扎在城中的饮马桥西，还有一个游击府，在傅郎中巷。”贾艾回道，“苏州知府可随时调动，去年民变时，孙司礼曾要求时任太守朱燮元调兵镇压，结果就被拒绝。”

　　“哼，”魏进忠冷哼道，“这太守和巡抚两人，看好戏呢，连戏票都不买……”

　　“那……咱们要怎么办？”贾艾问道。

　　“你先去打听打听，就俺方才说的那个保生社，”魏进忠道，“其余不急。然后你让刘时敏来一趟，俺有事吩咐他。”

　　贾艾退下，很快叫来刘时敏。

　　刘时敏手握一封信，进来与魏进忠道：“师弟，徐上海又来信了，这次是一个新故事，你可要听？”

　　魏进忠一听，笑道：“好啊，俺好久没听故事了，现在正好，你这就与俺讲讲。”说罢，便让人搬来椅子，然后坐在院中，准备听刘时敏念信。

　　刘时敏展开信，先快速浏览一遍，而后笑着说：“呵呵，这篇故事有意思，讲的盐铁论之未通篇。所谓未通于计，就是不懂策略与计划。这篇，主要是讲税收。”

　　“御史说——‘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义先公而后己，民臣之职也。’古时候实行井田制，百姓耕井田，井字中间那一块就作为田赋上缴国家。剩下才是自己的，也就是十税一。而且缴税天经地义，所以是臣民之职。后来呢，‘先帝哀怜百姓之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率三十而税一’——现在成了三十税一，税收可比古时轻多了，但百姓依然吃不饱，穿不暖，这显然就不是税收的问题，而是‘惰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百姓自己懒惰，不去耕种，所以吃不饱，穿不暖，那就是活该……”

　　“呵呵，”魏进忠一笑，“这帮子御史简直就是……那话怎么说的？你为何不吃肉？”

　　“何不食肉糜，”刘时敏接过话道。

　　“对，就是这句。天下赋税，怎么可能只有田赋一项？即便古时候的皇帝，也不是傻子啊。”

　　“正是，”刘时敏也笑着道，“所以才有接下来贤良文学的反驳——‘什一而籍，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己不独衍；民衍，己不独勤’。这句是引用了《孟子》中的典故，其总结了三种税收模式：贡法、助法、彻法。贡法可理解为定额征收的税，助法，脱胎于井田制，井字中间那块为公田，上面的收成就是税收。彻法，大意是指非固定的浮动征税。所以孟子认为——‘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因为年景不同，丰欠也不同，丰年多收税无可厚非，但灾年再按定额收，就很过分了。”

　　“但是到了汉武帝元狩年，贡法基本代替了彻法，这就是贤良文学首先指出的，不合理税收制度。然后接下来才继续——‘加之以口赋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虽然三十税一看上去是很低的税，但其他的税收一点不少，口赋即人丁，更繇即徭役。《汉书》中记汉武帝时的人丁不是一般的高，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徭役的话要是自己不想去，就出钱让别人代替自己去，一个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所以徭役也是很重的。”

　　“朝廷又收取定额税，所有杂七杂八的税价起来，就是‘中分其功’，基本二税一了。那么正确的税收又该如何？也就是‘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百姓是税源，是朝廷税收的基础，只有先让百姓富起来，才可要求其缴纳赋税。也是《论语》中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乎？”

　　“贤良文学认为，苛捐杂税是本末倒置，也是百姓贫穷的根源。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桑弘羊明显不同意，说战国时甲兵不休，官府照样十税一，现在很久不打仗了，‘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而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朝廷常用官粮救济穷人，所以才会越来越懒……”

　　“当然贤良文学认为这番话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之所以多年不战争而生产还未恢复，根本原因就是直接税——‘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以訾征赋，《史记》中讲，‘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相当于直接税是西汉法律规定之外的税收，收多少，怎么收，根本无法可依。好比将田亩、房屋、奴婢、车、粮食全部折算成资产征收。那么直接征税的后果又是什么？一是缴税大都是普通百姓，而真正有背景的豪强要么抗税，要么不缴，官府也根本不敢惹。到头来呢，再加上徭役，最先破产的就是底层的百姓，然后中产跟着破产——所谓‘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不直接税，那就间接税，”听到这里的魏进忠，突然插了一句。

　　刘时敏一愣，还未咂莫出这句话的味道，魏进忠又接着说道：“时敏，你写一篇揭贴，大意就是：免去孙隆去年定下的五关之税，而且永不再征。写好之后，在五门及玄妙观前，都张贴一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