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来的路上，江抗安慰花靖芳：‘有这点钱，也够生活两三个月了，那也不是长远之计，做点小生意吧！’。花靖芳冷冷地说：‘做生意？要是能做，早就做起来了’。

　　江抗说：‘妳叫我说妳什么好呢？，说重了，又怕妳接受不了’。他接着说：‘妳们家里要放下小姐太太的架子’。

　　花靖芳撅着嘴说：‘你说怎么放下？’。江抗看她不高兴，他说：‘你看我爸我妈，那是十足的农夫村妇，你能看出我爸、还是个大学生吗？，我妈也是专科，家里也是很殷实的’。

　　花靖芳说：‘天理良心，现在这样子，还有什么架子哟？’。

　　江抗说：‘做点小生意吧！，别人知道妳家经济上有困难，就会同情妳，弱者嘛！，这样也好向上反映，生活费少了，妳看我爸，有时还到猪市、牛市去捡牲口拉的糞，一看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哪有什么架子呢！，妳妈可以卖点花生瓜子，火柴香烟嘛！，一天总能赚两三角钱，一个人的生活就解决了’。

　　花靖芳说：‘你说得容易，让不让你做、也是一个问题，摊子摆哪里嘛？’。江抗说：‘现在是脸面和肚子的矛盾，要想吃饱，就要抹下脸来，放下小姐太太的架子’。花靖芳不高兴了，她说：‘你尽胡说，谁有架子呀？’。

　　江抗说：‘妳不要嘴硬，真要是叫你去守摊子，同学、老师来了，你会不会脸红？，难为情？；如果妳能过这一关，就去摆摊子，卖点瓜子花生，香烟洋火，社会不相信眼泪，社会同情弱者’。

　　花靖芳说：‘那我不去教书了？’。江抗说：‘教书当然要争取，那是正道，妳妈能去摆摊子吗？’。花靖芳有把握地说：‘当然可以’。

　　江抗说：‘妳还是回去商量一下吧！，尽量叫妳妈出来，一方面可以增加点收入，另外融入社会，你家里的问题才好解决’。

　　快到花靖芳家了，她问：‘要不要去坐坐？’。江抗说：‘不了，如果妳妈同意，明天下来我们商量一下’。

　　两人就此分别，江抗到了赵婶那里，就把今天的情况对赵婶说了，赵婶说：‘云书和胜利还没有回来呢！’。江抗说：‘来时我爸说了，他们玩晚了，就不回来了，今天是骑马，也许玩累了，明天再回来’。

　　赵婶说：‘如果花靖芳她妈能抹下脸来摆摊子，我就让给她’。江抗说：‘怎么？，你不摆了’。

　　赵婶说：‘她卖她的，我卖我的，我就不卖瓜子花生了，我就卖高级的，卖筆墨纸张、本子文具，这个利还大一点，你看我这里，一年总要收几百张羊皮，最多时，赶场天要收十多张，一年光羊皮就要赚好几百呢！’。

　　江抗说：‘自从龙叔搬走了，我爸山上山下忙不过来，看来我非留下不可了’。

　　赵婶儿说：‘不是我打谄嘴，那个大学、不上还好些，上了大学，就是公家的人了，在外工作，照顾不了家，你爸妈慢慢老了，总得有人来服侍’。

　　第二天一大早，花靖芳领着她妈就来了，看那年纪，比花靖芳大不了多少，江抗在赵婶耳边小声说：‘是后妈’。

　　赵婶儿迎了出去，把她们请进屋里，说起做生意的事，花靖芳她妈说：‘自从老施病后，家里困难，真是度日如年呀！，做点儿小生意吧！，多少落几个钱，来补贴家用’。

　　他哽咽地小声说：‘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呢！’。说着，那眼泪就落下来了。赵婶儿忙说：‘困难是暂时的，等施主任的病好了，就好了’。

　　江抗说：‘学校给的生活费也太少了，等会儿我去找姐去，叫她到县里问问，如是县里定的，就不好改了，如果是学校定的，叫他们加点；才百分之五十，也太少了！’。

　　听了这话，施婶紧张起来，她说：‘何同学，可不能去找领导的麻烦，这就不错了，你不能做事，还有钱拿’。

　　施婶说话时，一脸的惊慌。江抗看施婶不愿谈这个话题，就说：‘这次有了这几十块钱，就可做点小本生意了’。

　　赵婶说：‘在这里做小生意不要本，我这里的货是现成的，你每天来守着摊子就行了！，我看，你们的衣服都旧了，靖芳的衣服好像也有点小，学生正是崽崽些长个子的时候，我想那两个儿子的衣服也小了，还是先做几件衣服吧！’。

　　这又触到施婶的痛处，她流着泪說：‘自从她爸病了，这几年没有少吃药，哪顾得穿呢！，说起来，对不起三个崽崽，他们三个懂事哟！’。说到这里，她啼不成声，内心感到十分愧疚。

　　花靖芳也泪流滿面，她说：‘穿旧一点，难看一点都不要紧，这几年都是这个病闹腾的，当务之急，还是治病，怎么也要到贵阳或者重庆去看看！’。说完就痛哭了起来。

　　母女俩哭成一团，十分地凄惨，赵婶用衣襟擦着眼泪，她同情施家的遭遇，更为花靖芳的孝心所感动，她说：‘你们不要急，我这里还有些钱，先借给你们，两百块总是够了，要去看病就到大地方去，到重庆去’。

　　施婶用饱含泪水的眼睛看着赵婶，她激动地问：‘你把钱借给我们了，妳怎么办？’。

　　赵婶说：‘妳到楼上去看看我那两摞羊皮，那就值几百，我有钱！’。江抗说：‘赵婶的生意做得大呢！，这里的皮子，发到重庆，过去桐油还发到汉口’。花靖芳问：‘做那些生意，都要力气呢！，赵婶做得下来？’。

　　何江抗说：‘又不要赵婶去挑，又不要赵婶去扛，她只是负责赶场天收皮子，收了皮子，我爸赶着马车送到重庆，交给我外公就行了’。

　　施婶问：‘你们重庆有亲戚？’。江抗说：‘我妈是重庆人，外婆家就在重庆’。

　　赵婶说：‘老实呢！，看病就到重庆去！，江抗你先写封信问问，把病情说说，找个大医院，找个老医生看看！’。施婶有些焦急，她忙说：‘要得！要得！’。

　　赵婶对江抗说：‘江抗，那你们俩就到楼上去，把信写了，发封卦号信去问问’。江抗说：‘忙那样嘛！上遵义的邮车是明天上午走，什么时候写都可以，耽误不了’。

　　赵婶拿来一个圆簸簸，把准备好的筆墨纸张和本子文具放在里边，摆在门的左边，右边放花生瓜子儿香烟洋火的簸箕，这就成了两个摊子，赵婶和施婶一边坐一个，坐着卖东西，还好说话。

　　吃了饭，赵婶儿说，你这一天，还要做两顿饭，干脆，就在我这里吃，我这里就是我和云书，胜利进城来也在这里吃，只有三个人，你们过来才七个人，还不够一桌呢！，三个人要烧火，七个人也是烧火，一锅就做出来了，现在劈柴贵呢，我们烧的，都是胜利他爸用马驮来的，不要钱。

　　这时黄永生和陈秀川来了，他们看来了两个生人，就对赵婶说：‘来客了’。赵婶儿说：‘不是客，以后就在这里摆摊子，做生意了’。

　　江抗就给介绍：‘这是中学总务处施主任的爱人，这是她女儿’。黄校长说：‘妈这么年轻，走在路上，人家还当是姑娘她姐呢！’。

　　花靖芳只是尴尬地笑笑，施婶说：‘赵婶，可不能再叫主任了，人家听到了，我们担待不起呢！’。江抗说：‘只是病退了，叫主任怕什么？’。黄校长说：‘哦！病退了！’。

　　这时、王红艳来了，江抗说：‘还不一块走，封建呢！’。云书妈说：‘还轮不到你儿子辈说话呢！’。

　　王老师不理会他，她问：‘有客呀！，江抗、你要详细介绍一下’。他强调详细二字，弄得花靖芳面红耳赤的。

　　江抗说：‘人家是中学施主任家的姑娘，乱说人家是罪过呢！’。王老师忙说对不起！算是道歉了。

　　陈秀川说：‘嫂子，你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贵客，你不介绍，别人只好猜测了’。

　　江抗说：‘中学总务处施主任，现在背时呢！，病了几年，呼吸困难，越来越重了，学校就把他病退了，工资减了一半，生活困难呢！，只好摆个摊摊，做点小生意’。

　　黄校长说：‘生活困难，就给学校反映嘛！，那个江局长，现在是中学的副校长’。

　　江抗说：‘昨天我和花靖芳去学校要生活费，每月只给二十多块钱，这一大家子人，二十块只够吃饭，就不说穿衣了，你总得买手纸吧！，我就和他们理论起来，江副校长也在场，他不高兴，就遛了’。

　　王老师说：‘江局长调到中学去，降了一级’。江抗说：‘那中学是省里挂了号的，干部是县一级的配备，按说，还升了一级呢！’。

　　黄校长说：‘江抗，你的水平我是知道的，你是听玉琳讲的’。江抗说：‘不是，不要把我姐牵进去，你说是吧！’。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云书和胜利来了，一人牵了一匹马，驮了好多的劈柴，赵婶儿叫陈秀川牵一匹马走，把那马上驮的劈柴，放到他们那边去；这里江抗和黄校长把劈柴卸下，胜利和云书就把马牵到河坝去吃草；赵婶说：‘现在难得在一起，就在这里一起吃饭吧！’。

　　江抗到河下淘米，黄校长追下去，他问：‘江抗，是不是把施家母女、也留下来吃饭呀？’。江抗看他奇怪的眼神儿，他说：‘是呀！’。黄校长说：‘哦，现在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江抗说：‘怎么？，不行呀！，这是赵婶说的，以后就在一起吃了，她说，三个人吃饭要烧火，七个人吃饭也是一样的烧，以后在一起吃，省了柴火，也省得他们来回地跑’。

　　黄校长说：‘这么说，是赵婶的意思喽！’。江抗就把施主任家的情况，说了一遍；黄校长说：‘值得同情，值得同情’。

　　吃了中饭，赵婶就叫江抗和花靖芳上楼去写信；两人到了楼上，信很快就写完了，最后江抗还念了一遍，念完了，江抗就看花靖芳在擦眼泪，江抗问：‘这是为哪样嘛？’。

　　花靖芳听了江抗的问话，她更伤心了，就趴在江抗的肩上抽泣，她断断续续地说：‘我…好后悔哟！’。江抗扶她坐好了才问：‘你后悔什么？’。

　　花靖芳说：‘我恨和你相识太晚，这几个月、我在家里，度日如年，上面要安慰二老，下面要哄着两个弟弟，又没有办法，真是絕望了，恐惧、绝望，无肋、我死的心都有，我要死了，他们怎么办哟！’。她说完，又趴在江抗的肩膀上抽泣起来。

　　江抗要扶她坐好了，他说：‘坐好了，不要叫婶她们看见了！’。花靖芳说：‘怕什么，现在总算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其他都无所谓了’。

　　江抗问：‘怎么相识太晚呀！，我们已经同学好几年了’。

　　花靖芳说：‘过去不同班，没有说过话，上了高中，也沒有来往，跟不认识一样，通过这几天的接触…’。她停了一会，才小声说：‘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善良，很富有同情心’。

　　江抗笑着说：‘妳现在才发现呀！，好不好，还要看结果，有了好的结果才能说好！’。花靖芳说：‘两回事，主要看你尽心尽力没有’。江抗说：‘我觉得吧！，妳…’。花靖芳紧追着问，‘你觉得我什么？’。

　　江抗笑道：‘妳们背上历史的包袱，胆小！脆弱！…’。花靖芳用胳膊怼了江抗一下，她说：‘你遇到这种情况试试，…’。楼下赵婶在喊江抗：‘江抗你们写完没有嘛！’。

　　江抗就要骑马回去，赵婶又买了一些豆腐叫他带上，江抗对花靖芳说：‘妳就不用去了，下午去，就要住在那里，我把情况给姐说说就行了’。

　　花靖芳说：‘我想还是去，把情况给姐说说，就住那里，行吧！’。既然花靖芳提出来了，江抗也不好反驳她，就答应带她去。

　　他们两人走人少的河街，出了城再骑上马。两人走了，王老师笑道：‘怪不得说我封建呢，才几天，人家就成双成对的了’。

　　黄校长说：‘我问过了，没有的事儿，江抗老实呢！’。王秀川说：‘我看你才老实，两个人一块走几十里，孤男寡女的’。王老师说：‘问问施婶吧！’。

　　王老师走到门口，问坐在右边板凳上的施婶，她说：‘江抗是不是和你家姑娘…’。

　　王老师还未说完，施婶儿就说：‘哪个说的哟！，他们是同学，我还是今天才见到何江抗的，今年他们毕业了，要去专区考大学，我那姑娘坐不得车，闻不得汽油味，闻到就要吐；就和江抗搭伴、走到专区去考学，怎么走了一天，我那姑娘又反悔了，你想，家里这个情况，这半年，她哪有心思翻书呢？，考也是白考，所以不考了，就往回走；这何江抗也厚道，不放心她一个人回来，这不，两个人又回来了’。

　　王老师问：‘你家姑娘放了人家没有嘛？’。王老师也是随便问问，这问者无心，谁知、却勾起了施婶的伤心事，她摇了摇头，眼泪就夺眶而出，她用手擦着，再也说不出话来；等了一会儿，缓过神儿来，她一边抽泣，一边擦泪，只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前些时，是有人来提亲的，你想，现在都新社会了，不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婚姻自主呢！，我们做不了姑娘的主，就推辞了’。他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王老师说：‘不同意就算了吧，好的多的很，慢慢选吧，你看，何江抗就很不错嘛，人厚道，心疼父母呢，说父母慢慢老了，兄弟些都要远走高飞，谁来服侍父母呢？，他就不去考大学了’。

　　施婶说：‘王老师，妳尽说笑话，哪高攀得上哟！你看我们这样子，哪能去拖累别人嘛！’。

　　黄校长和陈秀川家两口子走后，赵婶儿就对施婶说：‘看来你家姑娘还没有放人家啰！，二十岁了吧？姑娘高高大大的，长得好，可要好好选选，将就不得；施主任的病呢！，我看没有多大问题，到大地方去好好查查，吃对了药，很快就好，我过去喘得利害，上楼都要在中间歇一会，现在还不是好了！’。

　　施婶自从男人得了病以后，这一家的担子，都甩给了她，一个从不管家事的人，突然承受这么重的担子，已经压得她直不起腰，自然十分盼望能把施主任的病治好。

　　自从得到了赵婶的借钱承诺，花靖芳天天下来守在赵婶这里，等待江抗外婆的回信，如果事情顺利，家境就有转机，等了几天，不见回信，心里非常着急，真是度日如年呀！。

　　过了一个多星期，江抗的外婆回信来了，花靖芳不敢打开，就交给了赵婶，赵婶没有接，她说：‘拆开吧！，没事，江抗跟我儿子一样！’。

　　花靖芳拆开信，可能是紧张激动，赵婶看她出气不匀，手还有些颤抖。

　　花靖芳看了信说：‘信很简短，说好的医院就在家附近，是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家里的房间腾好了，叫你们不要带东西’；赵婶问：‘妳们准备什么什间走哇？，谁去呀？’。

　　施婶说：‘马上就走，也许早一天就保住了命，晚一天就没有命了！是靖芳跟着去！’；花靖芳说：‘江抗还不知道呢！’。赵婶说：‘他来我告诉他就行了，看病要紧，我去给妳拿钱，出门在外，妳也不要舍不得花，我有钱！’。

　　花靖芳拿到钱走了，她要去买明天的汽车票，赵婶对施婶说：‘妳们都不用带东西，我就少带点吧！，千里不捎针呢！’。

　　施婶看着赵婶问：‘怎么妳给她家带东西？’。她不理解，怎么赵婶会给她家带东西呢？。

　　赵婶看出了她的心思，她就说：‘妳看、她家孙女黄玉琳，从重庆来了，就在我这里读书，十多年呢！她的几个外孙、江抗、胜利在城里读书，也是在我这里，我们老赵做生意，到重庆没有少麻烦她家，这里没什么东西好带，就带五斤红苕粉，三十个皮蛋吧！’。赵婶说完，她就急着去办带货去了。

　　吃晚饭时，花靖芳带着两个弟弟来了，她对赵婶说：‘票办好了，我们就一个包。几件衣服’。赵婶说：‘妳们都不带东西了，就我一个纸箱，妳们的钱要分开放，一人放一半…’。她说起来没完，什么都管。

　　花靖芳就问赵婶，：‘要不要开个证明呀？’。赵婶说：‘啥证明，你又不是盲流，他要问，你就把玉琳抬出来，是她的亲戚，男人是县长，爷爷奶奶在重庆，去看病的’。

　　八月上旬，花靖芳带着借来的两百块钱，陪父亲施主任到重庆去看病，就住在江抗的外婆家，他们找到了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看病的是一个老教授，他很有经验，他看着病，还不停地对他带着的两个学生说：‘这是典型的哮喘，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发展成了肺气肿，从支气管的病变，扩展到了支气管末端的病变，先去透視，看看心肺，还要化验痰，化验血’。

　　看病时，教授嘱咐，以后一定戒烟酒，辛辣也要少吃，注意营养，冬天穿厚实一点，一定不要感冒，思想要放松，不要为家里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烦恼，没有事了，躺在床上，吸气时鼓肚子，呼气时，用手挤肚子，你能做到这些，病就好了一半，我给你开一个疗程的药，打针吃药，做完了、病又好了一半，正常情况，一个疗程下来，病情会大大缓解，治疗三个月，应该可以根除。

　　听了敎授的话，花靖芳和她爸、都倍受鼓舞，等拿了药，花靖芳不免心中愁悴，花了快十块钱了；十块钱，一个人够吃两个月了。

　　老爸看透了女儿的心思，他说：‘不贵，三个月，只不过四个疗程，才四十块钱，这个盘尼西林我知道，抗战快胜利了才有这个，药效神奇，那时从印度那边过来，和黄金等价’。

　　花靖芳说：‘来一趟重庆不容易，干脆把几个疗程的药都拿了，这些药可能靖南还没有呢！’。父女俩算了一下，这次来重庆看病的花费，总共还不到一百，就买了药回靖南了。

　　盘尼西林、是外文的译音，现在叫青霉素，是抗战快结束时才有的新药，药效神奇，起初是与黄金等价，现在便宜了也要块把钱一小瓶；施主任在重庆打了两针青霉素，自己感觉病况大为好转，证实了神奇的传言，治病的信心更足了，回到靖南，完全按医生的嘱咐，戒了烟，病就日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