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梯子岩家里，永秋问：‘你们辛苦了，我爸妈还好吧？’。老何笑道：‘好！好！爸妈高兴得觜都合不上，我一口一个爸，一口一声妈地叫，对我是十分地满意’。老何就把重庆的事儿，说给永秋听。
永秋说：‘办货提成是应该，不过多了点！’。老何说：‘又不是给外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永秋说：‘我真想回去看看！’。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说完就转过身去，用袖子擦眼泪；老何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温情的说：‘家里不是好好的吗？，明年，等小孩大一点了再去，老人家看了、不知有多高兴呢！’。
永秋转过身来问：‘我哥哥和兄弟他们呢！，见到没有？’。老何说：‘我只待了四天，他们没有回来，没有见着’。
日出日落，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梯子岩山上，老何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抗日的消息，心里特别焦躁，熬到中元节，才听说七月二十二日，红军才整编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赴敌后；接着消息不断，八月日寇占领河北，进攻山西；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战争，在华夏大地，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老何的心飞到敌后去了，他十分的为难，永秋快生了，他不能扔下永秋，最后他决定，等到明年，和永秋一块儿回重庆，看在重庆，能不能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等到十一月，在城里看到国民政府的通告，国民政府要迁往重庆，正式宣告重庆为陪都；他想：‘既然国共合作了，八路军肯定要在陪都设办事处’。.他像蹲监狱一样，天天数着过的日子，希望钟点走快一些。
到了十二月七日，阴历是冬月初一，大雪那天，永秋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江抗；老赵家也是同样，生了一个男丁，取名云军。好容易熬到了三八年，国土已经沦陷了一大片，共产党那边，还是去年九月，听说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现在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估计已经深入到了敌后。
等到江抗半岁时，又传来国军要搞武汉大会战，老何不能等了，现在半个中国已经没有了。他催促永秋去重庆看望父母，永秋本想等孩子能走了再上路，她经不起老何的再三催促，就答应带孩子回重庆。
永秋抱着孩子坐汽车走，老何和龙生还是赶着马车去；这次拉了二百五十张羊皮，小骡子一岁多了，老何本不想带去，但看牠已长大了，估计跟着走没有问题，也就同意牠跟着去；汽车轮子也带上，准备在重庆做一辆马拉的胶轮大车。
选了黄道吉日、民国二十七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就是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六月是六六大顺，二十二日是好事成双，这天正好是夏至，适合出门，永秋带着小孩坐汽车走；老何和龙生赶着大车，就离开了靖南。
走了两天，到了上次卸汽车轮子的地方，老何专门下沟底去看看，见汽车架子后面的轮子还在，他就高兴地回到上边。
这次还是和上次一样，走了七天才赶到重庆，按照老丈人信上写的新地址，找到丈人家。
永秋早到家了，见了面、她直埋怨：‘急死人了！，怎么不快点呀？，我们早就到了，就怕你们挨日本飞机炸，又担心你们怕翻车了’。
老何说：‘我要是坐飞机，比你们到得还要早呢！，可惜呀！得一步一步量呢！’。
永秋妈笑着说：‘少说两句，是走着来的，很辛苦’。永秋见妈说话了，这才消了气；她把江抗交给老何，她说：‘饿了吧！我做饭去！’。
老丈人说：‘春天、日本飞机来丢炸弹，我们原来的铺子，靠近朝天门两路口，那里防空洞小，人又多，炸不死你，也要在防空洞里闷死；所以我们赶快搬到了沙坪坝，这里是郊区，日本人不炸，我们还担心你们找不到。卖羊皮，进布匹百货都照上次那样办’。
老丈人说：‘这次羊皮的价格…’，老丈人伸出了四个指头，老何问：‘涨了？’。丈人点点头，他低声说：‘这法币毛得快，现在是一块五换一块大洋，按大洋算、也差不多，这钱毛了、就涨了价’。老何说：‘还是按一块提吧！，进的货跟上次一样，提一成’。
老丈人说：‘多了！，多了！，你们也艰难’。老何说：‘钱放在你那里、和放在我荷包里都是一样，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家人嘛！，这是永秋说的’。丈人听是姑娘说的，也就不好再客气了。
老何压低了声音说：‘我们那里是对本地赚，销售是老赵家管，完了我再和他分’。老丈人听明白了，他点点头。
有了上次的经验，是轻车熟路，一切顺利。第二天就把羊皮拉走，老何叫龙生一个人跟着丈人去办这事儿：他自己按老丈人的指点，到挨九龙坡那边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去；去谈做马车的事。
到了那里，看那门面，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坝里放着两辆破汽车；才走进门口，一个伙计就恶巴巴地吼他：‘找哪个？’。老何笑着说：‘我找莫叔！’。巴掌不打笑脸人不是，那个伙计一听找厂长，马上就和颜悦色地说：‘在屋里’。
老何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走向右边的一间房子，走到门口，就看见了坐在里头抽烟的莫厂长。
老何进了房，向莫叔鞠躬、问莫叔好，他自我介绍：是黄清海家女婿；莫厂长马上起身，他笑着说：‘哦！是永秋的女婿，没有见过’。
莫叔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看上去，头都谢顶了，满脸的皱纹，那张脸告诉老何，他饱经风霜。
莫叔递过一支大白杆香烟，用沙哑的嗓子问：‘找我有什么事儿呀！’。老何踌躇了一会才说：‘哦！我的事儿，可能和你的事儿不搭界呢！’。
莫叔说：‘怎么不搭界呢？’。老何说：‘我有两个汽车轮子，想做一辆马拉的大车呢！。你这里连木工都没有，怕做不成啰！’。
莫叔仰天大笑起来，他用沙哑的嗓子说：‘不就是做辆马车吗？，你算是找对了，不说是马车，汽车我都能弄；你说的木工，有的是，招之即来，多则一二十，少则这一两个’。
老何说：‘没看见呀？’。
莫厂长起身，带着老何到了院坝里，‘你看！’，他说：‘那车厢的木板还没有上漆呢！，木工做好了就走了，没有活路，我养不起他们，他们自己就到外面找饭吃去了；我这里有活路了，招呼一声，他们就来了。你只有两个轮子，马车的架子还要重新做，车轴呢？、有没有？’。
老何说：‘没有’。莫厂长说：‘哎呀！贵就贵在这车轴上，这胶轮马车，要拉一两千斤，重量都压在这车轴上，铁的不行，非要好钢不可，你看这汽车，拉三吨，才六千斤，呵、你看看，粗不粗；车子还要有轴承，有没有？，没有吧！，还要有钢板弹簧，刹车！胶轮马车要拉上千斤，下坡没有刹车怎么办呀？’。
老何说：‘还是简单点好，我现在的马车，就没有弹簧，也没有刹车’。莫叔说：‘必要的东西不能少，好在我们这里，有摔坏的破车，缺什么就从它身上拆，新的，你想都不用想，国外订货、要半年，还要美钞，现在打仗，有钱都买不到’。
老何看出来了，莫叔把他当乡下人了，价钱是迈不过的坎，本不想再谈了，多走几家，问问人家再说，但既然来了、还是要问个价钱。
老何问莫叔：‘你看要花多少钱呀？’。莫厂长伸出三个指头，老何伸了舌头，他吃了一惊，他说：‘你不要吓我，吓死了，你要赔棺材呢！’。
他接着又问：‘你说的是法币，还是大洋啊！’。莫厂长提高了嗓门儿，用沙哑的嗓子喊道：‘当然是大洋’。老何也急了，他说：‘莫叔！，够你一家吃一年了，你当我是孔祥熙呀！，一个县长才百把块钱，那也才四条小黄鱼呀！我看你说的车、一百都不值’。
莫厂长一听，脸都气红了，他扭头转身就朝屋里走；老何忙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嘛！’。一边说着，转身就要走。
莫厂长听那声音，黄清海家女婿已转过身去了，他忙转过身来，朝老何喊：‘回来！回来！’。
老何回过身来，看见莫厂长向他招手，走到莫叔跟前，莫叔说：‘不谈生意了，你刚才说，生意不成情义在嘛！，我是长辈，你今天来看我，怎么也要吃顿饭吧！，走！，我们到饭馆去！’。
两人到了饭馆，伙计忙领二人到里面的桌子，伙计一边从肩上取下那块白的抹布，他一边儿问：‘莫老板很久不见了’。
伙计用抹布擦着桌子，见二人坐下了，就才问想吃点什么？，莫叔说：‘老四样！，来一斤高粱酒’。
菜来了，两人喝着酒，各想各的心事；老何想打听时事，莫厂长想的是生意；酒过三巡，莫厂长就开始大吐苦水，他沙哑着嗓子低声道：‘现在生意不好做，兵荒马乱的，这汽车中国又不能造，螺丝钉都要从外国进，小日本打进来，零件儿都断了货，不行啊！，还得改行！’。
老何说：‘不是委员长发话了，要奋起抗战么，听说国共和解了，要一起抗日不是？’。
莫厂长说：‘说是说了，川军都开出去了，打了半年，听说好多都战死沙场，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河北山西沦陷，现在是武汉吃紧，广州吃紧’。
老何问：‘有没有听到八路军的消息呀？’。莫厂长说：‘共产党厉害，你想，国共打了十年，共产党都没有事儿，现在好了，共产党是孙悟空，早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去了，你打他打不着，他打你容易，只要在肚子里翻腾一下，那日本人还不痛死，你想呀！，日本人打过来，国军打不过，政府垮了、军队后撤了，日本军队一过，后边全空了，那不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老何说：‘政府不是迁到陪都来了吗？，怎么不见影子呀？’。莫厂长说：‘现在学校、工厂，都往内地迁，就是不见政府的影子，估计要等武汉、广州的战事有了结果，才能定下来；八路军不会在这里有什么踪影，政府容得下么？’。
老何说：‘是啊！委员长眼里肯定容不得沙子’。
又喝了两杯酒，老何不提车子的事儿，他看出来了，莫厂长想做成这笔生意，他拖着，这价钱太高，只有把价钱压下去，才能再往下谈。
其实一挂马车，谈不上有多复杂，丈人有话，他不怀疑莫叔的能力；莫厂长说：‘我和黄清海、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做的事儿，他知道，没有说我不厚道的；做生意最讲信用，那东西做出来，没有人不佩服的’。
老何附和着说：‘是！是！’。莫厂长继续说：‘你说那车轴，能用木头做吗？，不是不可以，但拉不了多少东西，时间长了，很快就折断；这胶皮车轮的马车，拉一两千斤，必须用钢轴，那么粗的轴，铁匠是打不出来的，要找大工厂，求人家用气锤打，几锤就搞完了，你要拉几千斤，没有弹簧减震，在马路上、车子要不了几天就散了架子，没有刹车，下坡怎么办？几千斤的东西，你拉得住？到时冲下沟去，车毁人亡，你没有轴承，马拉得动？…’。
他还要往下说，老何截住他的话，他说：‘是啊！，这些都不能少，哎呀！就是没有那么多钱’。
老何不说不做这笔生意，也不还价钱，这价钱可不能随便还，你还了价，最后是一分钱一分货；车架子必须用硬木，你钱少了，人家用松木，松木好做，看起来也很漂亮，可是不经用；车轴也可以用木头，硬木就行，古代多是这样，但扛不起几千斤。
酒喝得差不多了，莫厂长见老何在喊没钱，也就不往下讲了；老何掏出钱来、要去结账，莫厂长说：‘我是主，你是客，我结’。
莫叔对着伙计喊：‘记账’。伙计说：‘前两次的还没有结呢！，那好，下次再结吧！’。伙计说着，转身就走了。
老何喝得不多，莫厂长喝多了，他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说话、那舌头也不利索了。
老何回到家，永秋闻到酒味，就说老何：‘怎么在外边喝酒了’。
老何就把莫叔的事说了一遍，他说：‘莫叔要多了，生意谈不拢，等爸回来后再说，就不要另外求人去了’。
下午老丈人和龙生回来，说羊皮销得很顺当，现在是战争时期，是紧俏货，拉去就验货结账。
老丈人听老何说，大车的事儿没有谈妥，问其原因，永秋说：‘莫叔不给面子，要价太高，谈不下来’。老何赶紧补充：‘要三百大洋，那是十根金条啊！，他把我当财主了，委员长才开支八百大洋呢！’。
老丈人沉默不语，待了一会儿，他才低声说：‘其实也没有赚多少，现在都很艰难’。
他明显是给朋友开脱，他继续说：‘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三百不行，两百总是可以？永秋说：‘两百？，那是一大堆呢！，在我们那边，是要买一大栋房子了！’。永秋爸和风细雨地说：‘你想、这次两百五十张羊皮，赚了六百二十五块纸钱…’。
永秋赶紧说：‘不是还要提成两百五十块钱吗？，我们是大洋收的，乡里的农民只认大洋，不要纸钱，算起来，赚了还不到二百个大洋呢；赶了七天的车，你不知道有多辛苦’。
永秋爸听女儿顶撞她，他很生气，他说：‘买回的货、总是对本地赚吧！，你要这么说，我都不敢收你们的钱了’。
永秋叫了一声爸，她说：‘你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就是你不帮着做，我们也要孝敬你’。
永秋妈从里屋跑出来，指着老头子就嚷：‘你是得了好处还说硬话’。永秋爸扬起手，指着里屋说：‘走！走！走！，女婿在这里，龙生在这里，成何体统’。
他转过脸来，对永秋说：‘一家人、算得那么清楚，叫人笑话’。老何说：‘一家人，赚了钱还吵得不可开交，我可没说嫌少了’。
老丈人接着说：‘我的意思，你们赚钱，别人也要吃饭，他不赚，只有喝西北风呀？，你们宽裕点，你给他留口饭吃；这叫有钱大家赚，有饭大家吃；这两年他不景气，也要照顾一下；三百大洋是多了，两百还差不多；只当你拉了一车羊皮来，赚了一挂胶轮大马车’。
永秋噘着嘴、就抱着江抗到里屋去了，老丈人说：‘春天开始轰炸，这房子还是你莫叔找的呢，明天他一定会来，我跟他谈，撇脱点，法币也就是三百’。
老何问：‘进货的事儿…’，老丈人马上接过话去，他说：‘今天打了招呼，后天去进，人家也要准备一下，管事儿的人，我会打点的；明天准备，多收点布头和残次品’。
老何问：‘这还要打点啥？’。
老丈人翻着眼、白了他一眼说：‘同样的东西，不是非要给你不可，后边儿等了好多人、都想拣这个便宜，有的东西是次品，也可以定为废品，呵！呵！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不活分点，怕赚不了多少钱呢！’。
老何说：‘那你就一手操办好了’。老丈人看了一眼里屋，没有看见人，他压低了嗓门说：‘现在时局乱，纸票毛得快，那钱尽量不要过夜，最好是囤货，这次换了大车，装的货多，要装满了再走’。
他小声地问：‘这次带了多少钱？’。何青山说：‘除了羊皮的货款，带了纸钱两千’。
丈人沉思不语，等了一会儿，他才低声说：‘整三千的货，钱不够，我添点；路上怎么样？，不会有事儿吧！’。老何说：‘两个人，不会有事儿’。
第二天，老何还是到处去窜，这一次他带了龙生，到处去打听，总想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线索；他俩中饭也在外面吃，到了天黑、才怏怏而回。
除了永秋，谁也不知道他俩去干什么？，只当是乡巴佬进城，到处去看西洋镜。
老何回来后，老丈人说：‘上午你们一走，莫厂长就来了，人家很有诚意，包做好，法币三百，我都把钱给了’。
老何不等丈人说完，他就抢着说：‘怎么给了？，照规矩先给一半，余下的钱、接车时再给；如果质量不好，也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丈人瞪了他一眼说：‘朋友间、一点情谊都没有，在社会上是不好混的；眼前他家里缺钱，不做这个活路，他还要来借钱呢！，你说朋友来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老何见丈人动了怒，只好笑着说：‘借！、借！、给了就算了吧！’。